我61岁，雇39岁男保姆。他说：“姐，我身体扛不住，我想回家！”

周建宁要把碗收走的时候，我叫住了他。

“等等。”

他停住，一个三十九岁的男人，身形敦实，手臂上是那种常年干力气活才有的，疙疙瘩瘩的肌肉。

他微微躬着身子，看着我，眼神里没什么情绪，像一口深井。

“这鱼，”我用筷子尖点了点盘子里那条清蒸鲈鱼，“火候老了。”

他没说话。

“老一分，鱼肉就柴一分。清蒸鱼，吃的不是调料，是鲜。火候就是它的命。”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一篇文言文。

我是林岚，六十一岁，退休前是重点高中的语文老师，兼任班主任。

我这辈子，都在给别人挑错。挑学生的错字，挑同事的教案，挑我儿子的坐姿，挑我那过世老头子袜子乱扔的毛病。

现在，我开始挑我的男保姆。

周建宁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只说了一个字：“哦。”

然后他端起盘子，转身进了厨房。

我听着厨房里传来的水声，哗啦啦的，像要把什么东西冲刷干净。

我的腿不行了。

去年冬天在菜市场门口摔了一跤，髋骨骨裂。手术做完，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但以后别想再像以前那样健步如飞了。

我儿子王博在深圳，一家大公司的中层，忙得脚不沾地。

他要给我请个保姆，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我一个人可以，请什么人？家里多一个外人，憋不憋得慌？”我在电话里几乎是吼他。

王博在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妈，上次你半夜犯胃病，要不是邻居张阿姨听见动静，后果你想过吗？”

我没话说了。

最后，他通过家政公司，给我找来了周建宁。

是个男的。

我当时就炸了：“你疯了？给我找个男保姆？你让你妈我怎么见人？街坊邻居怎么看我？”

王博说：“妈，你一米七的个子，体重也不轻。女保姆扶不动你。万一再摔着，怎么办？周师傅人老实，力气大，家里有重活也能干。你就当他是你雇的个工人。”

工人。

这个词，暂时安抚了我。

周建宁刚来那天，提着一个半旧的帆布行李包，站在门口，有些手足无措。

他比我高大半个头，皮肤黝黑，看着比实际年龄要苍老几分。

“林老师好。”他开口，声音有点闷。

我“嗯”了一声，拄着拐杖，上下打量他。

他眼神躲闪，不敢跟我对视。

“先进来吧。”我侧过身。

那天起，我的家里就多了一个男人的气息。

一种陌生的，混杂着汗水、廉价洗衣粉和淡淡烟草味的气息。

我让他戒烟，他说他在老家抽惯了，戒不掉，但保证只在楼下抽，抽完了一定散尽味道再上楼。

他做到了。

可我还是觉得，那股味道像影子一样跟着他。

我有很多规矩。

比如，早上七点必须准时叫我起床，不能早也不能晚。

比如，早餐必须是一碗不加糖的燕麦粥，两个核桃，一个水煮蛋。

比如，地板每天要用消毒湿巾擦两遍，一遍上午，一遍下午。

比如，我看的书，他不能碰。我用的杯子，他不能用。

周建宁都一一记下，甚至拿了个小本子，歪歪扭扭地写着。

我瞥了一眼，那字，像小学生写的。

心里莫名地生出一股优越感，还有一丝说不清的烦躁。

他很沉默。

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干活。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扶我下楼散步，帮我按摩那条不争气的腿。

我们之间很少有超过三句以上的对话。

通常是我吩咐，他答应。

“小周，地该拖了。”

“好。”

“小周，下午买块豆腐回来。”

“好。”

“小周，力气大点，没吃饭吗？”

“哦。”

他就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但冰冷。

我那过世的老头子，老王，是个工程师。他总说，生活要有情趣。

他会在我备课的时候，悄悄塞一块橘子到我嘴里。

他会在结婚纪念日，买一束俗气的玫瑰花，被我数落半天，却还是乐呵呵的。

他做的鱼，也经常火候老了，或者忘了放姜。

但我从没像对周建宁这样，用一种审视的，挑剔的，近乎刻薄的眼光去看待那盘鱼。

我只是会笑着说：“王工，你这鱼，是想跟石头比比谁更硬吗？”

老王就会嘿嘿一笑，挠挠头：“下次改进，下次一定改进。”

没有下次了。

老王走了三年。

这三年，这间屋子安静得能听见灰尘落地的声音。

周建宁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死寂，却带来了一种更让我窒息的尴尬。

我能感觉到，他在极力地缩小自己的存在感。

他吃饭很快，扒拉几口就结束，然后躲回自己那个小小的保姆间。

那房间原本是我家的储藏室，只有五六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子，就塞满了。

他从不看客厅的电视，除非我要求他陪我看。

那通常是新闻联播。我看得聚精会神，他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是涣散的，根本没看进去。

他在想什么？

想他远在乡下的老婆孩子？

想他那个据说正在上初中的儿子？

还是在想，这份憋屈的工作，什么时候是个头？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我付钱，他干活。天经地义。

我儿子王博每个星期会打视频电话过来。

他总是在视频那头问：“妈，周师傅还行吧？”

“还行。”我淡淡地说。

“那就好，有什么事你别憋着，该说就说。也别太省，该买什么就让周师傅去买。”

“知道了，啰嗦。”

我从不让周建宁出现在视频里。

王博说要跟他说几句话，我都会找借口搪塞过去。

“他去买菜了。”

“他在洗手间。”

我不想让我儿子看见，我依赖一个陌生男人生活的样子。

哪怕，这个男人是我花钱雇来的。

这天下午，我的几个老同事约好来看我。

都是退了休的老太太，一进门，就咋咋呼呼的。

“哎哟，林岚，你这气色不错嘛！”

“家里收拾得真干净！”

周建宁端茶倒水，然后就想退回自己房间。

我叫住他：“小周，去把上回王博买的进口水果洗点出来。”

“好。”

他转身去厨房。

李老师，以前教数学的，压低声音凑过来：“林岚，这就是你家那保姆？男的啊？”

“嗯。”

“靠不靠谱啊？你一个人在家，可得当心点。”

另一个张老师也说：“是啊，现在新闻里乱七八糟的事儿可多了。”

我心里一阵烦躁。

“能有什么事？家政公司找的，身家清白。再说了，我这屋里有什么值得人家图的？我这个半残废的老太太吗？”

我的声音不大，但足够厨房里的周建宁听到。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

或许是想堵住她们的嘴。

或许，是想说给周建宁听。让他明白，我们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端着一盘洗得晶莹剔透的提子和车厘子出来，放在茶几上，依旧低着头，一言不发。

老同事们吃着水果，聊着天，从退休金涨了多少，聊到谁家的孙子考上了名牌大学。

我在一旁听着，偶尔插一两句嘴，心里却空落落的。

她们的世界，热闹，鲜活。

我的世界，只有这个沉默的男人，和一屋子的规矩。

送走同事，屋里又恢复了安静。

周建宁在收拾茶几上的狼藉。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开口：“小周，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他愣了一下，转过身：“合同上写着，一个月八千。”

“八千。”我重复了一遍，“不少了。在你们老家，得挣小半年吧？”

他黝黑的脸上，泛起一丝不自然的红。

“嗯，差不多。”

“你儿子上初几了？”

“初二。”提到儿子，他眼睛里似乎有了一点光。

“学习怎么样？”

“还行，在班里能排到前十。”

“那不错。”我说，“要让他好好读书。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农村，才能不像你这样……”

我话说到一半，停住了。

我本想说“不像你这样给人当保姆”，但看着他那张瞬间黯淡下去的脸，我忽然觉得这话太过残忍。

连我这个当老师的，都觉得残忍。

“才能……有出息。”我把话圆了回来。

他没接话，低下头，继续收拾。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腿在隐隐作痛，心里也像压着一块石头。

我翻来覆去，听见隔壁小房间里，传来周建宁压抑的咳嗽声。

他感冒了？

我竖起耳朵听了半天，又没动静了。

第二天一早，他准时七点来叫我。

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

“林老师，该起床了。”

我坐起来，看见他眼圈发黑，脸色很差。

“你感冒了？”

“没事，小毛病。”他转身要去给我准备洗漱水。

“等等。”我叫住他，“今天别弄燕麦粥了，熬点白粥，放几片姜。”

他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

“哦，好。”

那天，我第一次没有挑他饭菜的毛病。

那碗加了姜丝的白粥，喝下去，胃里暖暖的。

下午，我让他扶我下楼。

走到小区花园，看见几个老头在下象棋，一群老太太在跳广场舞。

音乐震天响。

我皱了皱眉：“吵死了。”

周建宁在我身边，小声说：“挺热闹的。”

我看了他一眼。

他正出神地看着那群跳舞的老太太，眼神里，竟然有一丝羡慕。

“你想去跳？”我没好气地问。

他吓了一跳，连忙摆手：“不不不，我不会。”

“你们乡下，农闲的时候，都干什么？”我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

“就……凑在一起打牌，或者……看电视。”他说，“我老婆喜欢跳广场舞，她跳得可好了。”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他的家人。

“是吗？”

“嗯，她们村里有比赛，她还拿过奖呢。”说起他老婆，他那张木讷的脸上，线条都柔和了许多。

我没再说话。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太太，一个沉默的中年男人。

看起来，有点像一对……母子。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怎么可能。

我儿子王博，是名校毕业生，是企业精英。他穿着上万块的西装，出入高档写字楼。

而周建宁……

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T恤，我猜不会超过三十块钱。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我的腿好了一些，已经可以扔掉拐杖，在屋里慢慢走动了。

周建宁的感冒也好了。

我们之间，似乎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他话还是不多，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刻意躲着我。

我偶尔也会问他一些关于他家里的事。

我知道了他儿子的大名叫周望，希望的望。

我知道了他家里还有两亩地，种着玉米。

我知道了他老婆在镇上的服装厂打工，一个月也能挣两千多块。

他们夫妻俩的钱，大部分都存起来，为了给周望将来在城里买房。

“在城里买房？”我有些惊讶，“你们县城房价也不便宜吧？”

“嗯，所以得拼命攒。”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方，很坚定。

我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并不像我一开始以为的那么简单，那么木讷。

他心里，装着一个家，装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他和我那过世的老王，和我儿子王博，其实没什么不同。

都在为了一个家，在外面奔波，打拼。

只是，他们的方式不同，舞台不同而已。

一天晚上，王博又打来视频。

这次，我没有支开周建宁。

他正好在拖地。

王博在视频里看见了，愣了一下：“妈，周师傅在呢？”

“嗯。”

“周师傅，辛苦了啊！”王博在那头喊。

周建宁停下拖把，局促地搓着手，对着手机屏幕笑了笑：“不辛苦，王总。”

“别叫我王总，叫我小王就行。”

周建宁只是嘿嘿地笑。

挂了电话，我看着周建宁。

“我儿子，还行吧？”我没头没脑地问。

“嗯，有出息。”周建宁由衷地说。

我心里，竟然有了一丝暖意。

就像被人夸了自家孩子一样。

我开始尝试着，放开一些我的“规矩”。

比如，我允许他午饭后，可以看一个小时电视。

他喜欢看那种调解家庭矛盾的节目，看得津津有味。

有时候，我也会跟着看一会儿。

看着电视里那些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的夫妻、婆媳，我竟觉得，比我看那些艰深晦涩的文学评论要有意思得多。

“你说，这女的怎么这么想不开？”我会忍不住点评一句。

周建宁就会接话：“她也是有苦衷的。”

我们居然，可以就一个电视节目，聊上几句了。

我还发现，他其实很聪明。

我那个用了好几年的智能手机，很多功能我都搞不明白。

他拿过去，捣鼓了几下，就帮我把字体调大了，还教会我怎么用微信付钱。

“你以前用过？”

“没，我那个手机，就是打打电话。”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就……瞎琢磨的。”

我看着他，心里五味杂陈。

这样一个男人，如果生在城里，如果受过好的教育，他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

或许，他也会成为某个领域的“王工”。

而不是在我这里，做一个拿着八千块工资，却要看我脸色的保姆。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

那天的雨下得特别大，豆大的雨点砸在玻璃窗上，噼里啪啦地响。

我午睡起来，想去上个洗手间。

大概是地板太滑，我脚下一软，整个人就朝着地上摔了下去。

“啊！”

我吓得尖叫起来。

就在我以为自己又要跟大地亲密接触的时候，一双有力的臂膀，从旁边猛地把我架住了。

是周建宁。

他不知道从哪里冲了出来，用整个身体，把我撑住了。

我的半个身子都压在他身上。

他咬着牙，额头上青筋暴起，脸憋得通红。

“林……老师，您……没事吧？”他吃力地问。

我惊魂未定，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缓缓地，一点一点地，把我扶正，让我靠在墙上。

然后，他自己却“嘶”的一声，捂着腰，慢慢地蹲了下去。

“你怎么了？”我急了。

“没事……没事，腰……好像扭了一下。”他疼得龇牙咧嘴。

我这才意识到，他刚才为了撑住我，是用一种非常别扭的姿势发力的。

我一米七的个子，体重再轻也有一百二十多斤。

那一下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快，快坐下。”我扶着墙，让他坐在沙发上。

我去找药箱，翻出红花油和膏药。

“把衣服撩起来。”我命令道。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顺从地掀起了T恤。

他的腰侧，已经红了一片，甚至有点发紫。

我把红花油倒在手心，搓热了，贴上他的皮肤。

他的身体猛地一颤。

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一个除了我丈夫和儿子之外的男人的身体。

他的皮肤粗糙，但很烫。

肌肉结实，却因为疼痛而微微抽动着。

我一边给他揉着腰，一边说：“你傻不傻？扶不住就让我摔下去好了，地板上还铺着地毯，摔一下也摔不坏。”

话说出口，我自己都觉得虚伪。

如果真摔了，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断成几截。

他趴在沙发上，闷声闷气地说：“那不行。王总……哦不，小王……把我交到您这儿，我就得对您负责。”

我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

负责。

多么朴素，又多么沉重的两个字。

我给他贴上膏药，说：“今天别做饭了，叫外卖吧。”

“不行，外卖不干净。”他挣扎着要起来。

“我让你别动！”我吼了一句。

他被我吼得一愣，不动了。

我拿出手机，笨拙地点开外卖软件。

点了两份皮蛋瘦肉粥，还有几个小菜。

等外卖的时候，屋里很安静。

雨还在下。

周建宁趴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这个为了八千块钱工资，离乡背井的男人。

这个用自己可能受伤的代价，来换取我安全的男人。

我心里那堵由偏见、骄傲和戒备筑起的高墙，在那一刻，裂开了一道缝。

从那天起，我对周建宁的态度，彻底变了。

我不再把他当成一个“工人”，一个“机器”。

我开始把他当成一个……人。

一个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会疼痛，会疲惫的人。

我会主动问他，今天累不累。

我会让他做饭的时候，顺便也做点他自己喜欢吃的辣菜。

他一开始还不敢，总说：“我吃什么都行。”

“让你做你就做，我也想尝尝你们老家的口味。”我板起脸。

他这才半信半疑地，炒了一盘辣椒炒肉。

很辣，很过瘾。

我被辣得直流眼泪，却吃得停不下来。

他看着我，露出了久违的，憨厚的笑容。

我们的话，也渐渐多了起来。

他会跟我讲他儿子小时候的趣事。

“那小子，皮得很。三岁的时候，自己爬到屋顶上，下不来了，吓得哇哇哭。”

我听着，也会笑。

我也会跟他讲我以前教书时遇到的那些调皮学生。

“有个男生，上课就爱看武侠小说。我把他书收了，他下课就跑到我办公室门口，给我鞠躬，说‘女侠饶命’。”

周建宁听得哈哈大笑，腰上的伤都忘了。

有时候，他老婆会给他打视频电话。

他会拿着手机，躲到阳台上去。

但我还是能听到，他用乡音，温柔地问：“吃饭了没？”“今天厂里累不累？”“别舍不得花钱，买点好吃的。”

然后，他会让他老婆把镜头对准他儿子。

“周望，作业写完了吗？这次考试，有没有进步？”

他的声音，严厉中带着期盼。

每次挂了电话，他都会在阳台上站很久。

我知道，他在想家。

我也想家。

我想念那个有老王在的家。

想念那个有王博小时候吵闹声的家。

原来，我们都是背井离乡的人。

他离开的是地理上的故乡。

我离开的，是时间里的故乡。

一天，周建宁接了个电话，脸色就变了。

他拿着电话，走到我面前，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

“怎么了？”我心里一沉。

“林老师……我……我妈……”他眼圈红了，“我妈……摔了，在医院，要……要动手术。”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

“严重吗？”

“挺严重的，大腿骨折了。”他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得……我得回去一趟。”

“应该的，快去订票。”我说。

“可是……您这里……”他为难地看着我。

“我没事。”我站起来，走了几步给他看，“你看，我现在好得很。你赶紧回去，家里人要紧。”

“那……工资……”

“工资我一分不少你的。你快去吧，钱够不够？不够我先借你。”

周建宁看着我，突然，“噗通”一声，就要给我跪下。

我吓了一跳，赶紧扶住他：“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他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林老师……你是个好人。”

我心里一酸。

好人。

我当初那么刻薄地对他，他现在，却说我是个好人。

我帮他订了最快一班回老家的高铁。

他匆匆忙忙地收拾东西。

临走前，他把冰箱塞得满满的。

把家里的地拖得一尘不染。

还给我写了一张纸条，贴在冰箱上。

上面写着，什么东西放在哪里，微波炉怎么用，我的药一天吃几次。

字还是那么难看，但一笔一划，都写得很用力。

他走了。

屋子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那种熟悉的，蚀骨的寂静，又回来了。

我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突然觉得，很不习惯。

不习惯没人准时七点叫我起床。

不习惯吃饭的时候，对面没有一个埋头扒饭的身影。

不习惯我说话的时候，没有人“嗯”“哦”地应着。

我这才发现，不知不觉中，周建宁已经像空气一样，渗透到了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我开始盼着他回来。

他每天会给我发一条微信，报告他母亲的情况。

“手术很顺利。”

“妈今天能喝点粥了。”

“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我看着那几行字，心里也跟着踏实了。

一个星期后，他说他要回来了。

我去菜市场，买了最新鲜的鲈鱼，还有他爱吃的五花肉。

我想，等他回来，我要亲自下厨，给他做一顿接风宴。

我的腿脚虽然不利索，但做个饭，还是可以的。

然而，他回来那天，带给我的，却不是重逢的喜悦。

他站在门口，比走的时候更黑了，也更瘦了。

神情里，满是疲惫和挣扎。

他看着我，张了张嘴，似乎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怎么了？快进来啊。”我笑着说。

他没动。

他低着头，声音很小，小到几乎被风吹散。

“姐……”

他第一次，没有叫我“林老师”。

他叫我，“姐”。

这个称呼，让我心里一暖，又猛地一紧。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那是一种被现实反复碾压过的，深深的无力感。

“姐，”他又叫了一声，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我身体……扛不住了。”

我的心，咯噔一下。

“我……我想回家！”

这几个字，像一颗子弹，精准地击中了我。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想回家。

多么简单，多么正常的一句话。

可从他嘴里说出来，却像一把刀，插在我的心上。

“为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

“我妈这次……虽然手术做了，但医生说，年纪大了，以后离不了人了。”他低着头，不敢看我，“我爸身体也不好，我老婆……她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我……我出来挣钱，就是想让他们过得好点。可现在……钱是挣了，家快没了。”

“我儿子……我去的时候，他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退步了十几名。他班主任说，他最近上课老走神，也不爱说话了。”

“我老婆跟我视频，说着说着就哭。她说，她一个人，快撑不住了。”

周建宁的声音，越来越哽咽。

“姐，我在这儿，每天好吃好喝，不用风吹日晒。可我这心里，像被油煎一样。”

“我晚上睡不着，一闭上眼，就是我妈躺在床上的样子，就是我儿子那张没精打采的脸。”

“我以前觉得，男人嘛，在外面挣钱，把钱寄回家，就是尽到责任了。”

“可我现在才知道，我错了。陪伴……比钱重要。”

“我老婆说，钱少点就少点，够花就行。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他说完，屋里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我看着他，这个三十九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卸下了所有坚硬的外壳，露出了里面最柔软，也最脆弱的部分。

我能说什么呢？

说你别走？

说我需要你？

说我一个人，会害怕？

我说不出口。

我有什么资格，去阻拦一个儿子回家尽孝，一个丈夫回去支撑家庭，一个父亲回去陪伴孩子？

我那点孤单，那点依赖，在他们一家人的幸福面前，显得那么自私，那么微不足道。

我这辈子，都在教书育人，满口的“仁义道德”“家国情怀”。

此刻，我却想用我这六十一年的阅历和口才，去说服他留下。

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我看见他眼神里的恳求和愧疚。

他在等我宣判。

我深吸了一口气，感觉胸口闷得发疼。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他点头，很用力。

“行。”我说，“我同意了。”

听到我这句话，他紧绷的身体，明显地松弛了下来。

“谢谢姐……谢谢你。”他连声说。

“你别谢我。”我转过身，不让他看见我泛红的眼眶，“你回去，是应该的。我这里……我再找人就是了。”

再找人。

说得多么轻巧。

可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到一个，会在我摔倒时，不顾一切冲过来抱住我的周建宁了。

再也找不到一个，会一边被我挑剔，一边默默记下我所有喜好的周建宁了。

再也找不到一个，会叫我“姐”的周建宁了。

那天晚上，我还是坚持，给他做了那顿接风宴。

也算是，践行宴。

清蒸鲈鱼，火候刚刚好。

还有他爱吃的辣椒炒肉。

我们俩，相对而坐，谁也没说话。

他吃得很快，头埋得很低。

我看见，有泪水，滴进他的饭碗里。

我也吃不下。

心里堵得慌。

“小周，”我还是习惯这么叫他，“你回去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我跟我老婆商量了。我先在家照顾我妈一段时间。等她好点了，我就在县城里，找个活干。送外卖，或者去工地，都行。虽然挣得少点，但……能天天回家。”

“嗯，这样好。”我说。

“姐，我对不住你。”他又说。

“别说这话。”我打断他，“你没有对不住我。你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

也是个……好保姆。

这句话，我没说出口。

第二天一早，我送他到楼下。

他还是背着那个来时的帆布包，但里面，鼓囊囊的。

我给他塞了两万块钱。

“拿着，给你妈看病，给你儿子交学费。”

他死活不要。

“姐，我干了多久，你就给我多久的工资。这钱，我不能要。”

“这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我板起脸，“等你以后挣了钱，再还我。你要是不拿着，就是看不起我。”

他看着我，眼圈又红了。

他没再推辞，把钱收下了。

“姐，你保重身体。”

“嗯。”

“我……我以后，还能给你打电话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当然能。”我说，“随时都能打。”

他点点头，转身，朝着小区门口走去。

我看着他的背影，一步一步，走得那么坚定。

他没有回头。

我知道，他不是不想回头，是不敢回头。

我一直站在那里，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街角。

我才拄着拐杖，慢慢地，往回走。

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

桌上，还放着他昨晚没吃完的辣椒炒肉。

冰箱上，还贴着他写的那张字条。

我走过去，把那张字条，小心翼翼地揭下来，抚平，夹进了我最喜欢的那本《唐诗宋词》里。

生活，又回到了原点。

不，比原点，更荒芜。

我儿子王博，很快又给我找了一个新的保姆。

是个四十多岁的女的，姓刘。

手脚麻利，话也多，见人就笑。

老同事们都说，这个好，这个看着就喜庆。

是啊，喜庆。

她会变着花样给我做吃的。

她会陪我聊天，讲东家长西家短。

她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所有人都觉得，她比周建宁好一万倍。

可我，却总是在某个瞬间，想起周建宁。

想起他沉默的背影。

想起他憨厚的笑容。

想起他那句带着颤音的“姐”。

刘姐做的鱼，味道很好，从不失手。

可我吃着，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少了一点……人味儿。

一天，我正在看书，手机响了。

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

“喂？”

“……姐，是我。”

是周建宁。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遥远，又有些亲切。

“小周？”我一下子坐直了身体，“你……怎么样？家里都好吗？”

“好，都好。我妈恢复得不错，已经能下地慢慢走了。”

“那就好，那就好。”我连声说。

“我……我现在在县里送外卖。虽然辛苦点，但收入也还行。”

“那就好。”

“我儿子……这次期末考试，又回到前十名了。他说，他以后要考个好大学，挣大钱，孝敬我。”

“好孩子。”我笑着说，眼泪却流了下来。

“姐……你呢？你还好吗？”他问。

“我好，我挺好的。新来的刘姐，把我照顾得很好。”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那就好。”

我们又聊了几句家常，然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姐，你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好。”

就在他要挂电话的时候，我突然叫住他。

“小周！”

“哎，姐，你说。”

“你借我的钱……”

“姐，我记着呢，等我攒够了，我一定第一时间还你。”他急忙说。

“不。”我说，“我不是催你还钱。我是想说……别太累了。身体是本钱。”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我似乎能听到他，在那头，用力吸鼻子的声音。

“……我知道了，姐。”

“谢谢你，姐。”

挂了电话，我拿着手机，呆坐了很久。

窗外，阳光正好。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雨天，那个为了扶住我，而扭伤了腰的男人。

他不是我的亲人，却给了我亲人般的守护。

我们只是短暂地，在人生的轨道上交汇了两个月。

然后，便各自奔赴自己的生活。

我依然是那个挑剔的，孤独的，住在城市高楼里的老太太。

他依然是那个朴实的，坚韧的，为了家庭奔波劳碌的男人。

我们之间，隔着身份，隔着阶层，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

但不知为什么，从那一刻起，我心里的那份空落，似乎被填满了一点。

我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人，他叫我“姐”。

他心里，记挂着我。

这就够了。

人生，就像一列长长的火车。

有人上来，有人下去。

能陪你走一程，已经是莫大的缘分。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

楼下花园里，新来的刘姐，正跟一群老太太，跳着广场舞。

音乐还是那么响。

可我今天听着，却觉得，没那么吵了。

挺热闹的。

我笑了笑，转身，回到我的书桌前。

拿起笔，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我61岁，雇39岁男保姆。”

我想，或许，我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

就当是，为了纪念那段短暂的，却无比真实的相遇。

也为了纪念那个，教会我“陪伴比金钱重要”的，我的男保姆。

周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