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诗经》研究学者：海昏侯墓首次发现秦汉时期全本《诗经》价值何在？海昏侯刘贺又是怎样学习《诗经》的？

新黄河记者：钱欢青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公布十周年暨汉代区域文化学术研讨会11月8日在南昌举行，会上专家公布了海昏简牍的最新修复进展。其中，海昏侯墓中出土《诗经》相关简牍约1200枚，并首次发现秦汉时期全本《诗经》。

这一发现对《诗经》研究有什么样的价值？《诗经》的版本流传又是怎样的？两千多年前，海昏侯刘贺又是怎样学习《诗经》的？新黄河记者专访了《诗经》研究学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张硕，张硕专注《诗经》研究多年，曾出版专著《〈诗经〉祭祀礼乐探索》。

《诗经》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显学”

新黄河：目前文献学意义上的《诗经》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流传的过程是怎样的？

张硕：目前文献学意义上的《诗经》最早版本为安大简（即安徽大学所藏《诗经》竹简），该版本属于战国早期，其内容涵盖《国风》57篇（包括残篇在内），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诗经》文献。

《诗经》的传播并非源自单一途径。根据先秦《左传》中“季札观乐”等文献的记载，早在孔子之前，《诗经》的“定本”已在流传。这一“定本”是周代礼乐文明的结晶，堪称“礼崩乐坏”前夕的珍贵遗产。此后，《诗经》逐渐摆脱了礼乐的原始属性，其传播方式可能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记诵，二是通过文本的不断抄写。近年来，陆续有战国时期《诗经》竹简出土，但多为残本，仅涉及少量篇章。从这些出土文献推测，《诗经》在战国时期已成为“显学”，存在不同地域的抄本。这些抄本与今日所见《诗经》文本虽有一些异文，但多为通假字，总体上“大同小异”，真正“颠覆性”的差异较罕见。至秦代，《诗经》虽遭“焚书”之劫，但因民间保存及人们的记诵，几乎未受影响。《汉书·艺文志》即云：“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

汉初，《诗》学分为四家：鲁、齐、韩、毛。除《毛诗》在民间流传外，其余三家传人相继被立为博士，其学说成为官学。实际上，有学者研究表明，这四家诗的源头均与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荀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代作为“大一统”的时代，各家《诗经》文本不断趋向整合与统一，总体上仍呈现“大同小异”的特点。

最大价值，在于完整性

新黄河：此次海昏侯墓考古发掘成果公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所谓的“考古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有什么价值？

张硕：所谓“考古首次发现秦汉时期的全本《诗经》”，即海昏侯墓所藏《诗经》竹简的最大价值，在于其“全”字所体现的完整性。这些竹简属于西汉中期，在年代上并非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汉代《诗经》文献，早于其的还有汉初阜阳简。然而，它们完整地保存了《诗经》的文本，这种整本出土的早期文明经典的现象，不仅在国内极为罕见，即便在国际上也同样难得一见，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薪火相传。

目前尚无法完全确定属于《鲁诗》

新黄河：《文物》2020年第6期刊载了朱凤瀚先生的《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竹简〈诗〉初探》一文，对这批竹简进行了介绍。此外朱凤瀚在其主编的《海昏简牍初论》一书中，对比了海昏简与现传《毛诗》和《熹平石经》等文物文献的文本结构，发现海昏简应属于《鲁诗》，恰与史书记载中王式的学派互为印证。

如果确实是《鲁诗》，而《鲁诗》亡于西晋，这个发现对《诗经》的版本研究会有什么样的价值？《鲁诗》和现在流传的《毛诗》之间有什么区别？现存《诗经》和相关史料是否会被更新和修订？

张硕：这批竹简包含了简略的内容主旨概要、文辞注释及内容阐发。目前尚无法完全确定其属于《鲁诗》。根据已披露的信息，这些竹简与《韩诗》也存在相近之处。实际上，考察昌邑国的学术状况，可以发现鲁、齐、韩三家《诗》学并存的学术氛围：《鲁诗》由王式传授，《齐诗》由夏侯始昌（刘贺之父刘髆的太傅）传播，而《韩诗》则通过中尉王吉的近身辅佐，也可能对刘贺产生直接影响。

至于这批竹简是否会更新和修订现存的《诗经》及相关史料，由于披露的信息仍显不足，尽管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撰文探讨，但目前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猜测阶段，尚难以得出确切结论。

刘贺应当学习过《诗经》，但态度未必十分认真

新黄河：据考古人员披露，海昏侯墓葬出土的简牍主要来自主棺室西侧的会客“书房”，这里不仅随葬了《诗经》，还有失传已久的《齐论语》及《礼记》《春秋》《孝经》等。当时如果刘贺学习《诗经》，具体会是怎样学习的？主要学习的是《诗经》中的什么内涵？

张硕：在当时以经学治国的社会背景下，《诗经》无疑是士子们的必修课程。然而，对于皇族而言，有研究者指出，当时皇族教育并未设有特别严格的规定，主要依赖于师傅的私人传授，具有较强的随意性，深受皇族成员家庭氛围及个人爱好的影响。因此，《诗经》是否为皇族的必修课尚存疑问。不过，刘贺应当是学习过《诗经》的。《汉书·武五子传》中记载“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但他的学习态度未必十分认真。《汉书·龚遂传》记载，时任昌邑郎中令的龚遂见刘贺“动作多不正”，便为刘贺挑选了“通经术有行义”的郎官与之共起居，要求他“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刘贺当时答应得很好，于是龚遂为他选派了郎中张安等十人，但不久后，刘贺却将这些人全部辞退。

如果刘贺研读《诗经》，必然要接受师傅的“道德教育”。清代学者程廷祚曾言“汉儒言诗，不过美刺二端”。闻一多指出：“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确实如此，当时的经师在阐释《诗经》时，融入了儒家道德哲学与历史经验教训，其核心思想在于劝谏统治者，间接实现了参政议政的功能。从现代视角来看，这种做法略显功利，但在当时的权力架构下，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这也可能是刘贺对学习有所抵触的原因，毕竟谁会日复一日地喜爱被“教育”呢？当然，刘贺不喜欢的或许是师傅所传授的《诗经》阐释方式，而他本人可能对这部经典情有独钟，否则又怎会将其作为陪葬品？至于刘贺如何理解这部经典，我们无从得知，这批竹简中是否蕴含其独到见解，或许值得期待。

（来源：新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