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争鸣】“天府之国”可能源于“天府神庙”‖宋翔

“天府之国”可能源于“天府神庙”

宋 翔

当传统华夏起源叙事将目光牢牢锁定中原时，西南蜀地的“天府之国”始终笼罩着一层认知迷雾——人们只知其“沃野千里”，却不知这四字背后藏着华夏文明最古老的神权密码。

研究“天府学”，破解中华文明始端的多元性谜题，首要任务便是打破固有认知：“天府之国”并非始于土地肥沃的物质标签，而是源于唐虞时期承载神权与王权的“天府神庙”；蜀地也绝非远离华夏文明的“蛮荒之地”，而是拥有完整本土逻辑、与中原同源共生的核心起源地之一。这一认知重构，不妨从一场上古战争的地理逻辑质疑开始。

天府之国农耕文明始源宝墩遗址（成都市新津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供图，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一、正本清源：“天府之国”始于“天府神庙”，非“沃野千里”

长期以来，“天府之国”被等同于“物产丰饶之地”，这是对其内涵的严重窄化。“天府”的本义，是上古时期承载神权与王权的核心场所，地域属性实为后世演变的结果。

从文献记载来看，“天府”最初是唐虞时期祭祀五帝的神圣庙堂。《尚书・帝命验》明确记载：“帝者承天立五府，唐虞谓之天府，夏谓之世室，殷谓之重屋，周谓之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这段文字清晰指出，“天府”与后世夏代的“世室”、商代的“重屋”、周代的“明堂”一脉相承，核心功能都是祭祀五帝，是先民与天地神明沟通的精神枢纽。更重要的是，“天府”还承载着王权合法性认证的关键功能，《路史》记载：“正月上日，（尧）授终于天府而遂老焉”，尧帝选择在“天府”神庙将帝位传授给舜帝，正是通过神圣场所的仪式感，彰显权力传承的天命属性，此时的“天府”，是不折不扣的上古权力中枢。

“天府”与地域的绑定，是后世历史发展的结果，并非其本义。梳理这一演变脉络：楚汉相争时期，刘邦被困，萧何留守关中（当时与蜀地视为一体），推行“抚百姓、劝农桑”政策，将其打造成稳固的后勤基地，《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此时的“关中天府”，是基于战略需求的“天子府库”；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益州（今四川盆地）为“天府之土”，强调其“险塞”“沃野千里”的地理与经济优势；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进一步描绘蜀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将“天府”的内涵彻底世俗化为“富庶之地”。可见，从“神圣庙堂”到“地域标签”，“天府”的语义不断延伸，但我们研究“天府学”，必须回归其最原始的神权与王权属性，才能触及文明起源的核心。

《华阳国志》（图源：崇州公众信息网）

二、文物实证：三星堆器物印证“天府神庙”与华夏文明同源

若说文献为“天府神庙”提供了文字依据，那么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则为这一神圣场所的祭祀体系提供了实物佐证，更证明蜀地文明与华夏核心符号从源头便深度交融。

三星堆青铜龟背形网格器的出土，为华夏文明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这件器物在形制、材质等方面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部分神权符号存在关联，其内部包裹青绿色玉器，四角有龙头装饰，网格表面玉器上发现大量纺织品残留，推测曾被丝绸包裹，这种独特的形制与材质组合，为探讨早期神权与王权的物质载体提供了实物依据。

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新华社 发）

古代文献中不乏关于龙龟负图、符玺等象征权力传承的记载，如《帝舜有虞氏》《竹书统签》等提及的黄玉匣、黄金绳、丝绸包裹等细节，与三星堆青铜龟背网格器的部分特征有相似之处，这类器物可能是早期象征权力合法性的信物，反映了先民对神权与王权传承的认知。

黄帝之后，尧舜时期的帝位交接仪式常与神圣器物、自然异象相关联，《尚书中侯》《帝王錄》《竹书纪年》等文献记载了玄龟负书、黄龙卷甲等情节，其中提及的器物尺寸、材质等描述，与三星堆部分出土器物的特征存在一定对应性，暗示蜀地与华夏早期文明符号体系的联系。

不止青铜龟背网格器，三星堆出土的器物群大多能在华夏文明的核心符号中找到对应，彻底打破“外星文明”的不实猜想。青铜神树对应华夏“天分三重”的宇宙观与“十日神话”，原型可能为神话中连接天地的“建木”；黄金斧头实为象征帝王军事统帅权的“黄钺”；青铜大立人身着的龙袍纹饰与华夏帝王仪轨契合；黄金杖、青铜人像等也与华夏早期文化元素存在关联，这些器物共同构成了“天府神庙”祭祀体系的物质载体，印证了蜀地与华夏文明的同源性。这些器物不是孤立的“蜀地特产”，而是“天府神庙”祭祀体系的物质载体，更是蜀地与华夏文明同源的铁证。

三星堆青铜神树（2023年9月7日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三、多维印证：蜀地作为华夏文明核心起源地的特征解析

从地理坐标到天文历法，从文化基因到生活智慧，蜀地在多个维度均符合华夏起源的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其作为华夏文明核心起源地的坚实支撑。

在地理维度上，蜀地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本土起源地，诸多典籍与研究均指向这一结论。近代国学大师蒙文通在《巴蜀史论述》中的观点：“《山海经》是在巴蜀地域流传、能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且“古昆仑就在蜀地的岷山”；明代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明确指出，《山海经》里的“黑水广都”就是今天的成都；研究更认定，“《山海经》是巴蜀地方志，创作者可能是四川人，四川还是中国地方志的发源地”。这些研究与记载，将蜀地纳入华夏地理起源的核心框架。同时，《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的划分，将蜀地明确纳入华夏九州体系，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延续“华阳”地域概念，进一步印证蜀地是华夏地理框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杨慎《丹铅录》：地志诸家，予独爱常璩《华阳国志》（2025年11月11日蓬州闲士摄于崇州市街子古镇华阳国志馆，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蜀地更是华夏多元文化的重要孕育场，诸多核心文化在此发源或积淀深厚。天文历法上，从伏羲女娲“规天矩地”的创世天文观念到汉代落下闳制定《太初历》，形成贯穿华夏历史的探索脉络；易学在蜀是学界共识，为本土文化奠定思想根基。道家道教源起四川鹤鸣山，东汉张道陵创教传承“道法自然”，与蜀地易学“天人合一”同根同源。丝绸文化上，三星堆蚕丝残留印证嫘祖（西陵盐亭）教民养蚕的传说；治水文化以大禹“岷山导江”与都江堰“因势利导”智慧为代表；酒茶文化源远流长，三星堆青铜酒器与蒙顶山茶史承载千年底蕴；诗文歌赋自司马相如至李杜形成独特脉络，盐井、铜矿、玉矿等丰富资源则为文明发展提供坚实物质保障。

嫘祖 乌雕（2024年2月15日蓬州闲士摄于南充市高坪区都京镇六合丝绸博览园嘉陵江乌木博物馆，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四、考古脉络：从35万年遗址到三星堆的本土传承

古蜀文明的本土性根基，可追溯至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遂宁桃花河遗址是这一脉络的起点，是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代表，碳十四测年及地层分析显示其距今约35万年。遗址中厚达20厘米的灰烬层、规整的用火遗迹，以及大量适应盆地生态的动植物化石，证明当时的先民已具备稳定的生存能力与环境适应智慧，为蜀地文明的后续孕育奠定了最早的人群与技术基础。

资阳濛溪河遗址（距今5万—7万年）是桃花河遗址之后旧石器时代的重要节点。遗址中大量动植物化石、系统的用火遗迹、硅化木石器及罕见木器骨器，延续了“蜀地石器技术传统”，体现出先民对生态资源的深度利用能力，同时疑似祭祀用的石器排列与药用植物遗存，表明当时已形成初步的精神信仰与社会分工，为文明发展积累了认知基础。

资阳市濛溪河遗址考古现场（2025年7月3日蓬州闲士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距今约2万年的三星堆区域濛阳遗址，是连接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的关键节点。其出土石器在延续桃花河技术传统的基础上加工更精细，同时发现疑似祭祀用石器组合与药用植物遗存，表明古蜀先民已从生存活动发展出精神信仰与社会分工，“观象授时”“万物有灵”的认知萌芽，为三星堆时期的宇宙观与祭祀体系埋下伏笔。

从35万年遂宁桃花河遗址到5万—7万年资阳濛溪河遗址，再到2万年彭州濛阳五块石遗址至三星堆遗址，古蜀文明形成完整本土演进链条。距今8000—4000年的营盘山、宝墩遗址群继承濛阳遗址文化基因，古城营建技术、陶器纹饰与三星堆存在传承关系；宝墩遗址群在成都平原形成包含9座古城的城邦体系，分工明确、协作紧密，宝墩古城的规模与规划理念证明蜀地已孕育支撑大型城邦运转的治理文明。三星堆石器技术与桃花河传统高度契合，青铜器物图腾元素也能在宝墩文化中找到雏形，这种跨越数十万年的技术与文化延续，否定了“三星堆文明外来论”，印证其为植根蜀地的原生文明体系。

宝墩遗址出土的“天府第一灶”（2025年3月19日蓬州闲士摄于宝墩遗址博物馆，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这一考古脉络揭示了“天府”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厚底蕴。35万年来，蜀地先民在与盆地环境互动中形成“天人合一”核心认知，从桃花河遗址的季节适应、濛溪河的生态利用，到濛阳遗址的方位意识、宝墩古城的太阳轨迹呼应，最终在三星堆升华为承载复杂宇宙观的礼器。这种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是天府之国文明本土性的重要证明，也为三星堆与华夏文明同源共生提供了历史纵深。

天府之根（2025年3月19日蓬州闲士摄于宝墩遗址博物馆，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而成都羊子山祭祀台（距今1.3万年）作为古蜀地文明国家祭祀中心，三级递高式方形土台的建造需数千人协作，总用土量超7万立方米，其精准对应夏至日太阳轨迹的朝向设计，兼具祭天、集会与观象功能，更是古蜀社会集权治理、天文历法与精神信仰高度融合的直接证据，与前述考古脉络共同证明天府治国文明是植根于本土、一脉相承的原生体系，而非外来文明的附属。

成都羊子山古蜀祭坛遗址（2022年6月11日蓬州闲士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五、结论：重识“天府”本源，解码华夏文明多元始端

当我们以“天府学”的视角，回归“天府之国”的本源——从“天府神庙”而非“沃野千里”出发，结合35万年桃花河到三星堆的考古传承，便会清晰看见蜀地文明的深厚根基：它以“天府神庙”为精神核心，以三星堆器物为物质实证，以数十万年本土演进为历史支撑，在地理、天文、文化等多个维度，均展现出华夏起源的核心特征。

研究“天府学”，不仅是为了重识蜀地的文明价值，更是为了读懂华夏文明的多元性。天府之国的意义，从来不是“比谁的文明起源更早”，而是证明华夏文明的根系并非仅深植于中原一隅——蜀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完整的文化逻辑、绵延数十万年的考古遗存，成为华夏文明多元起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从唐虞时期的“天府神庙”，到三星堆的青铜礼器，再到后世的道教、中医药、丝绸文明，蜀地始终在华夏文明的发展长河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与中原文明交融共生，共同铸就了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奇迹。

还原后的老官山织机（图源：华西都市报）

重识“天府”，便是重识华夏文明的多元底色；研究“天府学”，便是为解码华夏起源打开一扇关键的窗口。当我们不再被“边缘”的标签束缚，才能真正看见蜀地在华夏文明始端的核心地位，也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深刻内涵。

这种从“本源重构”切入、以“多维实证”支撑的研究路径，对北京学、南京学等地方学研究亦具启示。地方学需打破“标签化认知”，回溯更古老文明基因；建立“小地域—大文明”联动视角，避免“地域孤立论”；注重“文献—考古—文化”三重印证，构建完整证据链，让地方学成为解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力量。

地方学的生命力，在于其能为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提供鲜活注脚。天府学的探索表明，每一块地域都可能藏着文明起源的密钥，唯有回归本源、多维实证、联动解读，才能让地方学真正成为解码华夏文明的重要力量，共同书写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绵延不绝的壮阔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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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宋 翔（新锐中华上古史学者，曾任《成都商报》记者、中央电视台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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