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院 推动学科标准化和体系化建设

从故宫的百万件文物到敦煌跨度千年的经典壁画，从纸质文物到大型遗址，这些珍贵文化遗产在时光流转中面临着自然侵蚀、材料老化、人为干预等多重挑战。随着时代发展，文化遗产保护已从单纯的修复技艺升级为融合教育、科技、管理的系统工程，但在实践中仍遭遇标准滞后、人才短缺、理念冲突等诸多困境。

2025年11月13日，“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国际学术论坛”在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举行。来自中、英、法、德等多个国家的研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体系、技术应用、实践案例等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科学图像采集实验室。

填补了广东省内大专院校的空白

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根基在于专业人才的培养。国内高校在该领域的教育布局正逐步完善。广州美术学院院长范勃介绍，2016年，广美率先在国内艺术院校招收材料与油画修复专业本科生，填补了公立高等美术院校在艺术品修复人才培养的空白，2021年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今年我们又率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院，依托国际领先的实验室硬件设施和国际化的师资条件，致力于构建国际化、专业化、科学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与科研平台，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学科的标准化和体系化建设，并力争在国内艺术院校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范勃强调，本次学术会议是思想碰撞的起点，专家们的参与将为新学院注入蓬勃生机。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二级研究员詹长法对这一举措给予高度评价：“广州美院成立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院，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也填补了广东省内大专院校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国际艺术机构藏品保护项目工作现场。

■《古田会议》巨幅油画修复。

■运用超景深显微镜对颜料层检测分析。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有序推进，但科学完善的管理机制与标准体系仍然有待推进，国内文保领域仍面临诸多制度性瓶颈。詹长法认为，目前文保现状存在四大突出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标准制定滞后”，重管理轻技术现象严重，无法及时适应和应对新的保护需求。

随着新材料、新问题的出现，以及数字化保护等新领域的拓展，统一、科学的标准依然缺乏，导致保护实践乱象丛生，甚至出现“过度保护和修复”的情况。因此，詹长法强调，当前文保领域急需“既有文物保护和修复知识，同时有标准制定视野”的复合型人才，而现有教育体系在跨学科融合、国际视野培养等方面仍显不足。如何平衡传统技艺传承与现代科学素养培育，如何搭建与国际接轨的人才培养框架，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教育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詹长法呼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数字遗产标准制定，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方案’，提升全球文化遗产治理中的话语权。”

法国国家遗产学院纸本修复部主任瓦莱丽?李道出了东西方教育模式的核心区别：“西方培养分析理解与早期自主能力，东方通过重复训练精准度与技艺掌握。” 她以修复中国画的经历举例：“宣纸太薄了，一个失误就能把它撕破。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适应，培训方式仍然遵循师徒模式，每个手势需要反复训练，直到完全精准，真正独立完成大约需要5年时间。”

■法国保护与修复专家（ThierryMartel）授课。

数字化技术转型升级

重塑保护方式与理念

随着文化遗产保护从“抢救性修复”迈向“系统性治理”，数字化技术正成为连接科学研究、遗产管理与公众传播的核心桥梁。当前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升级，更是一种保护理念的深层重构。

无可否认，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全新路径，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全面介入保护的各个阶段。从数据采集到虚拟展示，从环境监测到材料分析，科技正重塑着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与理念。

北京故宫博物院文保修复部主任屈峰介绍，故宫早在1988年就成立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确立了“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发展之路，2007年更是提出建立“文物医院”的构想，形成更科学的文物修复与保护的机制。

科技介入文保工作，也日益紧密，通过高清摄影测量、激光扫描和光谱成像技术，可对文物与遗址进行毫米级数字建档，建立“数字孪生”模型；借助AI算法与三维重建技术，能实现残损文物的虚拟复原，让公众“穿越历史”感受遗产魅力；统一的遗产信息管理平台则打破了部门与地区壁垒，实现数据共享与科研协同。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于宗仁也表示，通过高/多光谱、LIBS、Raman等原位无损技术与实验室技术的综合应用，已成功揭示莫高窟壁画颜料与胶结材料的多元体系，为绘制壁画“基因图谱”奠定科学基础。因此，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但实现了保护模式的革新，还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通过虚拟现实（VR/AR）与交互式平台，公众可以以可视、可感的方式理解文化遗产保护过程，构建社会参与的共识基础。

但技术赋能并非毫无争议，广州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安德里亚?纳内蒂提醒，AI在遗产科学领域潜力巨大，可助力理解复杂概念、分析数据，但“要注重保存文化实践与人类经验”。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对遗产人文价值的忽视，而传统工艺的独特价值也不应被科技替代。“每个地方或社区的特有遗产和集体记忆都是不可替代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仍然不足，甚至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传承”的倾向。

因此，无论是瓦莱丽?李观察到的东西方教育差异，还是安德里亚?纳内蒂提醒的科技与人文平衡，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如何在坚守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实现保护理念、方法与机制的现代化转型？如何让文化遗产保护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都是一系列的新课题。

（图片由广美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学院提供，题签除外）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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