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莹|“通往亚洲之路”的探索、书写与美国早期的东方想象

贾莹，

博士，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文学与文化，比较文学。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面上项目

“西进运动时期美国文学的边疆书写研究”（2024MS090）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美国文人对“通往亚洲之路”的书写关联着向西穿越美洲、进入太平洋和亚洲的地理历史想象。这一想象源自哥伦布以来西方人探寻和建构东方的愿景，它在经历了复杂的演进后，成为美国扩张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通过审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地理探险、寻路及修路实践，考察这些活动与同时代的商业、政治和文学领域之间的互动，本文试图探讨东方想象如何产生于早期纽约-新英格兰人对亚洲市场的渴望，进而如何渗透在美国“向西去”（无论是大西部还是亚太地区）的探险与征伐中，又怎样参与塑造了19世纪美国人的文明史观和由大陆转向海洋的殖民扩张意识。

关键词“中国皇后号” 菲利普 ·弗雷诺 托马斯 ·杰斐逊 沃尔特 ·惠特曼

爱德华 ·W.萨义德（1935—2003）认为，二战以前美国的东方经验非常有限，几乎没有产生过对东方的想象，这大概是因为“美国人忙于开拓自己的西部边疆而无暇顾及遥远而缥缈的东方”。和欧洲相比，美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历史发展主要集中在北美大陆之内，更关注“定居者的殖民”，而非海外殖民地。长久以来，西部被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边疆，疆域扩张培育了支配美国性格、制度和文明的力量，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国家神话。1893年，弗雷德里克·杰克逊 · 特纳（ 1861—1932）将美国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边疆推进过程总结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伟大历史运动，一次摆脱欧洲影响的美国例外主义实践。他的边疆学说为美国人思考西部以及国家起源问题提供了一个限定性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美国特性和美国历史产生于“移民穿越大陆、赢得荒野以及在各个领域使边疆从原始的经济政治状态发展为复杂的城市生活的进程中”。

但是，特纳的史学框架不仅否认欧洲对美国的影响，而且排除了盎格鲁 -撒克逊种族和文化之外的各种要素。似乎是继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局长宣布内陆边疆消失之后，亚洲和太平洋作为帝国最遥远的边疆才得到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一种误解，即亚洲或东方因素在早期美国的文化构成和历史结构中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美国人对亚太地区的想象和探索源于独立革命后的中美远洋贸易。它在19世纪初寻找穿越北美大陆的水路的探险活动中延续，在19世纪中叶太平洋铁路贯通后美洲与亚洲融合的帝国前景中逐渐明晰。在探索通往亚洲的贸易路线的过程中，美国作家、探险家、政治精英等通过对美国西行之路的持续书写，构建了独特且不断变化的东方形象。对他们而言，东方既是一个有经济价值和地缘政治意义的空间，又为美国的发展扩张和国家形象定位提供了方向和灵感。

1869年5月10日太平洋铁路通车仪式，图片 Bing

本文在近代全球化以来的东西方文化关系中，聚焦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美国“通往亚洲之路”叙事的发生及演变。首先以“中国皇后号”商船远赴广州的故事以及菲利普·弗雷诺（1752—1832）以此次远航为题材的诗歌为例，分析美国独立后开辟中国贸易航路的意涵，解读此事件所暗含的东方观；接着围绕西北水路探险，着重讨论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等人如何通过重新定义连接亚洲的美国之路，把西方人寻找东方的设想纳入大陆扩张的疆域观；最后在太平洋铁路贯通的背景下，分析沃尔特·惠特曼（1819—1892）为何在东西方融合的世界图景中召唤哥伦布精神和文明西移理念。美国知识精英在不同历史阶段探讨连接东方之通途，其中既涉及美国的民族认同及身份构建，又关乎西方殖民的文化模式，同时也参与了亚洲和东方问题的帝国知识生产。这样的东方想象折射出他们关于美国国家形态的摸索、规范和定义，而真实的亚洲似乎在当时的世界史和文明史中被架空。

弗雷诺 与 杰斐逊 ， 图片 Bing

一、远赴广州：民族自立之选择

弗雷诺在 1784年写下《革命后第一艘探索通往中国及东印度航路的美国商船》一诗，赞颂被命名为“中国皇后号”的美国船只首次前往中国水域。“中国皇后号”于1784年2月22日驶离纽约港，随后进入南大西洋，接着绕过好望角，跨越印度洋，途径爪哇岛，经澳门、珠江等地，于同年8月28日抵达中国广州黄埔港。诗文如下：

在贝洛娜的许可下

她展开翅膀迎接太阳，

那些值得探索的黄金地带

是乔治以前禁止航行的地方。

于是，朱庇特之鸟逐渐强大，

迫不及待地飞离旧林，

带着火焰似的眼睛和闪电般的力量

穿越蓝色太空，直冲云霄。

此行不允许外来水手

混入她选中的人群，

免得归来时他们夸口说

为我们的本地船只指明了航向。

不再局限于那条老路，

忍受善妒的英国王室指派，

她将绕过风暴角

然后，向东，迎着腥臭的狂风。

那些处于热带地区的国度

以及 “远古”时期的岛屿

她正在热切地探索着，

很快将抵达中国的海岸。

无须英王的许可

从那里带回芳香扑鼻的茶叶；

以及由精巧模具打造的

镶金的瓷器。

如此，贸易给我们的世界带来了

满足各种需求的物品；

印度织布机随处可得，

爪哇香料树俯拾皆是。

伟大的船，继续前进吧！ ——在大海之上

愿你一路顺风，

直到满载东方的珍宝，

你将回到故乡的海岸。

“中国皇后号”，图片

弗雷诺曾投身美国独立革命，在政治上支持杰斐逊的事业，同时担任共和党报纸《国民公报》的主编，是早期美国的 “革命诗人”。在这首诗中，弗雷诺以“她”指代“中国皇后号”商船，又将其比作一只勇敢突破英国王室禁锢、展翅冲向云霄的帝国之鹰。美国水手远航的目的是发展与亚洲的贸易，诗歌的浪漫主义和自然神论色彩后来在惠特曼等人的诗中得以延续。其中，“芳香扑鼻的茶叶”“镶金的瓷器”等中国商品可通过正常交易获得，而那些来自炎热地带和“远古”岛屿的原材料或半成品，如“印度织布机”“爪哇香料树”，对他们而言却“随处可得”“俯拾皆是”，暗示那种古老的“通过占有殖民地而取得原材料”的经济生产方式。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5世纪以来哥伦布以及后来者出海远航的目的，即寻找黄金、宝石和香料遍地的东方。

美国人对东方珍宝的渴望，以及与亚洲通商的需求，在 1783年英美《巴黎条约》签订后更加迫切，这与独立后美国被欧洲商业界孤立的境况有关。在北美大陆内，西班牙牢牢控制着密西西比河流域，并在1784年封锁了密西西比河下游的美国航线，使其农产品难以运往欧洲和西印度市场。在美洲之外，自独立战争打响，英国就联合其他欧洲国家对美国实施贸易禁令，关闭了其各个沿海港口，抢夺西印度群岛上的美国船只，使美国海外贸易无法展开。在当时的情况下，独自拓展国际市场是美国联邦政府及商人切近的目标，绕过英国的控制、远航亚洲和东印度群岛、开辟中国市场也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事实上，美国独立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就在于反抗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重商主义，追求与海外通商的政治权利。富兰克林、潘恩等美国建国者都坚持认为，只有独立才能获得商业自由，进而确保政治自由，贸易中的自由主义原则持续影响着美国人对世界的思考。以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来界定自由，这样的传统形成于殖民地时期，来到美洲的移民期望新大陆能够把他们从旧世界的经济不平等和经济依附中解放出来。因而，对外在商业利益的追求也与早期美国政治和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交织在一起。

“中国皇后号”远航主要出于商业目的。根据“中国皇后号”的商务代理人山茂召的日志可知，纽约和费城的商人渴望与中国广东建立贸易往来，于是集资购买了一艘载重360吨的商船，计划用西洋参为主的美国本土物产，换取中国的茶叶和其他制成品（棉布、丝绸、瓷器、肉桂等）。1785年5月11日，商船回到纽约港，船上的货物被转运到纽约、费城等地，获得“净利润30727美元，收益是120000美元本金的25%以上”。虽然美国商人在此次航行中得利，但仍无法改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事实。随后，他们发现，除了从西班牙搜集更多的白银用于支付，发展北美远西部的皮毛贸易、夏威夷群岛的种植园（檀香）、太平洋地区的捕鲸业等，都可能缩短美国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差额。

华裔史学家陈国维谈及美国独立初期在纽约 -新英格兰地区盛行的“贵族东方主义”时指出，当时的建国精英以不同的方式理解中国风格、使用中国商品，并与日常生活编织在一起，由此塑造了这样的共识，即与中华帝国进行贸易和思想交流将有助于建立卓越、独立、不断发展、富有的共和国，有助于治理美国这个新国家。他写道：

人们

所渴望的中国和中国风格的奢侈品及思想，被赋予了象征意义，是形成新的美国个体和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种在交换过程中进一步重建的身份认同。在革命之前，这些备受欢迎之物成为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驱动力之一。革命后，这样的期望促使这个消费共和国寻求自己的贸易路线。解决战后萎靡不振的办法就是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

对亚洲市场的憧憬导致另一个问题的浮现，即诗中所透露的 “中国皇后号”远航的重要意图——探索从“故乡的海岸”到“中国的海岸”之间的新航路。“中国皇后号”是美国人探索东方贸易路线的一个重要开端，从中美交往的层面显露出鲜明的民族主义内涵，这也是为何弗雷诺把一场基于商业探险的航行夸大为为整个民族谋利的行动。“中国皇后号”顺利返回纽约港后，这次航行被各大报刊大肆渲染为一个传奇故事，船长和船员被美化成勇敢无畏的冒险家，将美利坚合众国的商业扩展到遥远的东方。《宾夕法尼亚邮报及每日广告报》在1785年5月16日的报道中指出美国商船顺利返航对于国家的意义：“这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幸福时期，能够摆脱这种繁琐而又不必要的交易，而此前一直在与欧洲进行的那种交易，对于我们正在崛起的帝国以及未来稳固的伟大前景是极为不利的。”

早期美国的孤立主义主要出于对欧洲干涉美洲的警惕。为了避免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和战争，杰斐逊在写于 1781年的《弗吉尼亚笔记》中主张放弃与欧洲的贸易通道：“把海洋完全放弃”，“致力于耕种土地”。但他很快便意识到整个世界的商业化不可能允许一个封闭的社会存在，并且只有发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才能实现维护其发展“农业共和国”的目的。杰斐逊是美国重农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继承法国重农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赞成在北美大陆优先推行农业经济，其次才是工商业和制造业。然而，“重农”并不意味着抑制海外贸易或阻断与其他国家的通商，相反，如同法国重农学派强调以自由贸易促进农业发展，杰斐逊也赞成展开自由贸易来增进农业经济和国民经济。杰斐逊在担任总统期间表达了支持航海事业和商业的积极态度，以及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愿望。而且，他数次发起穿越美洲通往太平洋的探险，是最先提出在北美大陆开辟一条东方贸易路线构想的美国人之一。

《弗吉尼亚笔记》 , 图片 Bing

弗雷诺同样不是重商主义者。对于扩张海外贸易及开辟东方贸易路线，他的态度与他的支持者杰斐逊相似。 1787年3月，在这首诗歌发表三年后，弗雷诺又匿名发表了《论美国商业的过度延伸》一诗，认为在国内发展农业、耕种土地，优于在国外寻求商业利润，此观点正是杰斐逊政治哲学的反映。但作为当时诸多歌颂“中国皇后号”的代表性诗文，《革命后第一艘探索通往中国及东印度航路的美国商船》传递了这样的观念：在美国独立后进一步寻求政治、经济和文化自立的背景下，“中国皇后号”开启中美远洋贸易，意味着绕过欧洲开辟一条独立的贸易路径的可能性，也意味着美国革命在经济意义上的延续。

二、西北水路：扩张的精神地理学

“中国皇后号”远航揭开了美国人探索东方的新篇章，但此次航行并没有开拓出一条新路径，而是沿用了达·伽马、麦哲伦等人开辟出来的旧航海路线：从纽约出发（达·伽马和麦哲伦则分别从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塞维利亚出发），经过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到非洲南端，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最终抵达亚洲。这条航线在很长时间内是西方人从海上前往东方的唯一途径。然而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15世纪末以后的海航传说中，欧洲人越来越相信在北美洲最北端的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存在一条更加便捷的海上航线，即西北航道。相比旧航海路线需要绕过大半个地球才能靠近亚洲，西北航道是穿过北极群岛，连接东亚与欧洲的近路。几个世纪当中，数以千计的欧洲王室、商人和探险家趋之若鹜，坚信一旦这条捷径被发掘，便可以掌握获取亚洲财富的秘密通道。由于该区域的极端气候和冰川地貌，西北航道并没有走出理论成为现实，但它却引发了欧美人对太平洋西北地区的考察热，各式各样的探险活动持续展开。

作为 “发现”美洲之人，哥伦布也是最早尝试从海上寻找连接欧洲与亚洲之间路径的欧洲人，执着于在传统的亚欧陆路通道之外开辟一条更加便捷的海上航道。继1492年的著名航行之后，直至1502年，哥伦布又三次发起前往印度（亚洲）的航行，但因当时有限的地理测量手段和地图知识，几次航行都只触摸到了美洲新大陆的边缘。虽然没有明确探寻“西北航道”，但“美洲的发现”却启发后来的探险家形成了关于西北航道的设想。新的世界图景激发欧洲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地理探索、土地占有和资源分割，对“东方”的向往（出于财富、贸易、宗教等原因）使他们千方百计地探寻不经过亚欧大陆而抵达亚洲的新路径。

18至19世纪跨太平洋皮毛贸易的兴起，以及北美西海岸皮毛资源的发掘，刺激了欧美商人致力于开辟连通东亚的最近路线，这就为太平洋西北水路的探索提供了契机。“中国皇后号”穿越大西洋、印度洋才能抵达广州，西北水路则计划从北美西部（内陆）出发向西直下太平洋，从而靠近亚洲；两条路线方向相背，西北水路更加经济便捷。欧美人热衷于在太平洋地区探险和开辟连接亚洲的水路，除了追逐商业利益，还有着控制北美殖民地的需求。相较于此前新英格兰商人以经济和文化自立为出发点探索东方贸易航线，西北水路的探索被赋予了新一层含义。18世纪中后期，英、法、西、俄等国家都对这一区域虎视眈眈，多次制定计划、派出勘察队寻找想象中的水路。

首先是英国人詹姆斯 ·库克，他在1768至1779年间三次展开前往太平洋的航行，其中第三次航行专为寻找西北航道。1776年，库克和查尔斯·克莱克分别率领“决心号”和“发现号”，计划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经过新西兰、夏威夷群岛后，向北航行至美洲西北海岸，抵达白令海峡。库克此行的主要目的在于，由太平洋北部经白令海峡进入北冰洋，探索通往大西洋的便捷航道。如果这一路线成功，即可缩短欧洲到东亚的航程，直达亚洲市场，不再绕行。库克在1779年2月与夏威夷岛民发生冲突而意外身亡，未能完成剩下的旅行，克莱克继续考察西北航道，但因北冰洋的浮冰阻碍而没有找到确切路线，最终由詹姆斯·金等人带队折返，途中在广州停留数日出售动物皮毛后回到英国。这次探索绘制了太平洋北部的主要航线，催生了北美西北海岸至广州的贸易路线，1784年，库克和金的日志出版后引发了欧美对太平洋贸易及美洲西海岸的重视，北美皮毛在广州销售可获高额利润的消息也不胫而走。在航行中充任下士的美国人约翰·雷亚德回国后致力于推广对华贸易，并成功说服杰斐逊支持他考察太平洋西北地区。

库克与《库克船长的最后航行： 约翰 ·雷亚德 文集 》 2005 ，图片 Bing

其后，任职于英国西北公司的加拿大人亚历山大 ·麦肯齐分别在1787年、1793年率探险队，为探明一条从加拿大内陆通往太平洋的河流通道而踏上了寻找西北水路的旅程，并在1801年发表了日志《从蒙特利尔出发穿越北美大陆之旅》，记录了他在1789年和1792—1793年的探险。虽然麦肯齐仍然没有找到一条连续的可通航的水路，但他在日志结尾做出大胆预言，指出大英帝国开掘一条由大西洋通向太平洋的陆上水路通道的必要性：“通过建立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这种往来，并在内陆、海岸两端以及沿岸和岛屿设立常规据点，便可以获得北纬48度以北至北极地区皮毛贸易的全部控制权（除俄国人在太平洋地区占据的那部分之外）。此外，这两个海域的捕鱼业以及全球市场也可能增加。”同时，根据麦肯齐的推测，哥伦比亚河的入海口是进入太平洋的重要通道，它不仅是建立一个皮毛贸易帝国的关键，也是潜在的永久定居地。如果能找到与其相连的内陆河流，便能形成一条理想的西北水路。

麦肯齐 与 《从蒙特利尔出发穿越北美大陆之旅》 ， 图片 Bing

库克、雷亚德和麦肯齐将西北水路视为帝国资本的一部分，既与东方贸易相关，又涉及美洲的殖民事业，关联着不同势力在太平洋西北地区的竞争，这些势力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西班牙以及后来的美国等。这些探险家设想开辟跨太平洋的海路很大程度上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但这必然关系到占有美洲西北海岸（包括俄勒冈、北加利福尼亚、温哥华岛等）的问题，因而商业资本作为驱动力，也推动了欧洲各国对北美西部的开拓。麦肯齐等人的探险日志透露出对美洲土地的勃勃野心，这点燃了杰斐逊在北美内陆寻找一条从密苏里河直抵太平洋的全水路通道的热情，因此他就任总统后的 1802年便着手计划了著名的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

杰斐逊之所以将密苏里河作为探索西北水路的关键，一方面是由于太平洋西北海岸的水域容易受到气候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借助一条贯穿北美大陆、通往太平洋的水路，以促进美国的贸易和西部扩张。因此，杰斐逊更看中气候温和、通航性高、对美国而言具有地缘价值的密苏里河（属于密西西比水系），他把考察密苏里河及其主干流、密苏里河与太平洋水路交汇的情况列为探险的重要目标。在 1803年1月18日写给国会的一封机密信中，杰斐逊声称根据可靠记载，密苏里河从源头起全线均可通航，已有多条路径选择可以通往大西洋（可经伊利诺伊河或沃巴什河、五大湖及哈德逊河；亦可取道俄亥俄河与萨斯奎汉纳河、波托马克河或詹姆斯河；还可经由田纳西河与萨凡纳河）。根据他的假设，探险队只需要沿着密苏里河溯流而上，向西穿越落基山脉，沿路勘探通往太平洋的水路，最终抵达哥伦比亚河口，即可实现由美国人控制的横跨大陆水道系统的设想，故而密苏里河是“帝国之河”，是连接东部河流与西部河流的纽带。在这封信的结尾，杰斐逊向国会提出了资助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的请求。

根据《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日志原本》记载，刘易斯与克拉克带领 “发现军团”依照总统指令搜集西北水路通道的所有可能信息，记录沿途的地理地质知识并绘制地图，建立与美国原住民的贸易往来，考察刚从法国手中购得的路易斯安那及更多未知土地，他们的全部所见所闻所作所为都可能成为杰斐逊的横跨大陆“自由帝国”的一部分。但对杰斐逊而言，“密苏里河—哥伦比亚河”水路通道作为“内陆的西北航道”，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横跨北美大陆水道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的重点，而地理学、植物学、民族学、外交学等方面的考察则居于其次。不过，杰斐逊构想中的连续可通航的水路被断定是不存在的，大自然设置了诸多障碍：落基山脉地形错综复杂、常年积雪覆盖，而哥伦比亚河的大小支流又交织在一起，导致这条想象中的水路在通航性和规模上都不如“中国皇后号”所选择的路线，于是“西北水路”的设想落空了。

“发现军团”，图片 Bing

杰斐逊不屈不挠地考察西北水路，实际上与他的大陆扩张思想有关。如果说弗雷诺在 “中国皇后号”远航中抓住了美国独自探索东方航线的民族主义内涵，那么杰斐逊则把这项民族事业转移到北美内陆，指明它对于一个新国家的成长意义非凡。在他看来，美国的壮大与水路息息相关，河流代表着一种能够使国家迅速膨胀的力量，流向太平洋的西部大河预示了美国向西延伸的可能性。早在《弗吉尼亚笔记》中，杰斐逊就描述了流经弗吉尼亚地区的大小河流，推测密西西比河是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通商的主要航线，而密苏里河、伊利诺伊河、俄亥俄河等是通往西部及西北地区的交通要道；因而他很早就意识到，虽然水路直接对应的是殖民者的商业利益，但贯穿大陆的一连串河流也是征服自然的方式，更是殖民扩张的天然手段，对河流的控制将有利于农业人口的迁移和定居，服务于一个不断发展的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共和国。

19世纪早期，欧美对太平洋海岸与亚洲之间距离的想象与阐释，不仅刺激各国展开对太平洋贸易控制权的争夺，而且触发了北美西部的占领和殖民问题。美国人探索“太平洋西北水路”看似是在哥伦布远航的延长线上推进，实则越来越与大西部的拓殖紧密捆绑。在杰斐逊时代及其后几十年间，开拓一条横贯大陆通道的观念深入人心，已经超越了地理空间的概念，成为想象中的美国帝国之路。这条道路至少暗含两层意义，既是通往“东方”的财富之路，也是美国“西进”的扩张之路，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同时是后者的重要动因。

虽然探索西北水路的计划未能成功，但在杰斐逊的 “精神地理学”中，这条跨大西洋-太平洋的通道由海上移动到了北美内陆。这种转变使得寻找“通往亚洲之路”超出了18世纪末“中国皇后号”拓展海外贸易的主题，展示出美国发展的新面貌，也把通过与亚洲的贸易实现财富和自由的东方想象纳入到“帝国向西而行”的行动和思想之中，使之成为美国大陆扩张的理论基础之一。到了19世纪50年代，机器闯入荒野，大自然设置的障碍因交通运输革命而瓦解，通往亚洲（印度）之路的愿景在杰斐逊理念的继承者头脑中得到延续：托马斯·哈特·本顿、阿萨·惠特尼先后主张修筑一条由密西西比通往太平洋的公路或铁路，这条穿越美国心脏的陆上通道除了作为通往亚洲的商业路线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制服荒野、拉动移民和推进西部拓殖。因此在美国向帝国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探路东方”与“西部扩张”在政治想象层面上逐渐合而为一。

三、面向东方：文明西移与帝国隐喻

在刘易斯与克拉克探险之后，通往太平洋的 “帝国之路”成为一种推进美国持续向西的精神动力，激发了早期的太平洋铁路推广人的想象：“在铁轨上行驶、由不知疲倦的蒸汽提供动力的航道，这就是新西北航道。”铁路修筑计划的积极倡导者惠特尼确信，从哥伦布时代起，一代代探险家寻找的穿越北美、通往印度和中国财富的水路，会随着蒸汽机车技术的成熟由美国人用陆上交通来实现，美国将掌握世界商业的控制权，“一只手伸向整个亚洲，另一只手伸向整个欧洲”，成为联系西方与东方的纽带。因此当横贯北美大陆的太平洋铁路在1869年通车，它意味着美国人历时半个多世纪探索的通往亚洲之路获得了现实载体。

铁轨所及之地，也是国家权力所达之处，形成了一条自西向东延伸的 “文明带”。这条“文明带”深入国家生活结构的内部并向东方世界挺进，作家、学者和政客借助铁路话语追问、思考国家前景，“帝国”“帝国之路”“帝国之星”等词汇也频繁出现于美国的文艺作品、新闻报道和政治话语中。弗朗西斯·弗洛拉·邦德·帕尔默在1868年创作了题为《跨越大陆：帝国西行之路》的版画，展示了一列火车沿着铁轨向西行驶、穿越广袤的大平原的画面，轨道将画中的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繁忙的定居者小镇，一边是徘徊在疾驰而过的火车烟雾中的原住民，暗示南北战争后，美国通过交通技术实现了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将辽阔的疆域整合为统一的国家。

《跨越大陆：帝国西行之路》 , 图片 Bing

在 19世纪早期美国人的认知中，作为“帝国”的美国往往与欧洲式的殖民帝国不同，它更多地指向一种文明秩序和国家力量在北美大陆的扩展，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在186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完成了大陆扩张，铁路、河流、共同的利益及联邦制将美国整合为一体，“新帝国”开始形成并取代“旧帝国”，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对海外市场的兴趣日益浓厚。相应地，铁路话语中的帝国不再只是国家统一、民族进步和现代化的象征，同时还被用来构想通往太平洋和亚洲的美国未来，这使得太平洋铁路时代的“帝国”概念呈现出双重含义：既强调内在的国家力量，又包含向外部寻求发展的维度。这种含混特征体现了美国的帝国想象经历着由大陆转向海洋的过渡阶段，“帝国之路”展现出了潜在的海外扩张意图。

作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惠特曼在《通往印度之路》一诗中赋予了太平洋铁路的贯通历史使命感，指出铁路与苏伊士运河、海底电缆共同构成了时代的伟大奇迹，照亮过去的黑暗，引领人们向印度（东方）出发，既印证了有关亚洲、非洲的古老寓言和传说，也为欧亚非加入新大陆创造了条件，由此地球将形成一个网络。诗人指出太平洋铁路缩短了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距离，实现了哥伦布的旧梦：

我看见太平洋铁路穿过我自己的大陆，跨越重重障碍，

我看见一列列车厢沿着普拉特河蜿蜒前行，载着货物和乘客，

我听见火车头呼啸而过，汽笛声尖锐刺耳，

我听见回声荡漾在世界上最壮丽的景色中，

穿越这些风景，通过两条细长的铁轨，

在三四千英里的陆路旅程中架桥搭线，

将东海与西海连接起来，

那欧亚之间的通途。

啊，热那亚人，你的梦！你的梦！

在你长眠数百年之后，

你发现的海岸才得到证实。

诗歌更新了哥伦布远航叙事，表明这条铁路关联着美国向海外扩张的远景，使新兴的美利坚民族与大洋彼岸的亚洲相连接成为可能。事实上，惠特曼时常用一种浪漫而充满激情的语调歌颂新生的美国，在多首诗歌中表达了对哥伦布的崇敬。他赞扬西部拓殖者，推崇海外远洋贸易，为那些征服美洲、进而将征服世界的美国人唱赞歌，笔下出现过一系列充满象征性的人物与风物：不畏艰难和死亡而勇于征服陌生道路的开拓者，勇敢无畏地探索世界的水手，大草原上不被驯服的草叶等等。作为 “青年美国运动”的追随者，诗人为《民主评论》撰稿，主张打破早期的孤立主义传统，支持自由贸易和向海外扩张，向世界传播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思想，其扩张主义思想在其文学批评和创作中都有所体现。

《通往印度之路》一诗表面上强调铁路、运河以及电缆等现代工程的时代意义，但更突出的是美国人穿越太平洋的帝国愿景，它延续了哥伦布探索和征服东方的思想主旨。惠特曼在诗中追溯了中世纪以来的探险家，从马可 ·波罗、哥伦布、达·伽马，到美国的航海家、科学家、工程师、地质学家，认为他们推进了“伟大的事业”，激活了古老的印度和中国，促成地球上不同的大陆、气候区和海洋之间“联姻”。在这种被精心构建的东西方关系中，美国被塑造为新生的民主国家，代表现代科技与力量的持有者向世界传播其影响力，这与哥伦布等人寻找“印度”的壮举相映成辉；与之相对，亚洲则以充满女性气息的形象出现在诗中，象征古老的文明，衬托美国的男性气概。

惠特曼创造了一个精神性的亚洲和一个技术性的美国，把美国即将跨越海洋、征服亚洲处理为一种自然化的温情脉脉的关系，如新娘与新郎的结合、孩子对母亲的超越，这样的辩证关系表明了帝国权力输出的方向。印度裔美国学者玛莉尼 ·乔哈尔·舒勒分析了惠特曼在《通往印度之路》中塑造的“母亲般的亚洲”形象。她指出，将潜在的殖民地想象成母亲的身体，这一比喻在早期旅行者关于美洲新大陆景观的描述中出现过，新世界曾被刻画为等待移民开垦的伊甸园、天堂、黄金时代，惠特曼挪用这个逻辑，暗示亚洲乃是下一个“自然的”殖民地，她代表养育者和过去，随时迎接她的年轻的、充满活动力的且准备出征的孩子“回归”，这样的比喻也强化了哥伦布对于文明向西发展的展望。

“文明西移”理念在19世纪的美国广泛流传，而它产生于一个连续发展的思想脉络之中，与近代西方人的东方观密切相关。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黑格尔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都支持“亚洲停滞论”，他们肯定东方是艺术的摇篮和历史的起点，也多是富饶之邦，但又断定东方因为各种原因停滞不前、落后于西方，西方是后来者居上的先进代表。古老的东方帝国被判定为行将衰落，处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边缘地带，使用和攫取亚洲资源的行动则被归为一种“文明运动”。这样的历史观在欧洲思想家那里得到“印证”，也很大程度上渗透在国家初兴的美国人的东方想象中，他们自认为比衰败腐化的欧洲人更有资格接管亚洲的财富、掌控前往财富之地的密道。在19世纪中叶美国逐渐取得西北、西南地区控制权的情形下，天定命运论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许多知识分子都相信文明的火炬已跨过大西洋传递到了新大陆，美国代表着资本主义的最新进步，它与亚洲分别处于文明进程的两端。

探险家、作家兼政治家吉尔平在 1860年出版的思想论集《中部黄金地区》中断言，美国的势力已扩展到太平洋，惟有与亚洲建立联系才能迈向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吉尔平由此提出了以铁路为动脉将美国文明推进到太平洋和亚洲的方案，勾勒了在密西西比盆地与太平洋之间建造“横跨大陆铁路”的想法，这样的美国可掌控自己的命运，消除与欧洲的裙带关系，发展与亚洲的商业交往和文明交流，引领文明秩序。根据吉尔平的考察，在北纬四十度上下存在一条等温带，它包含了全球十分之九的白人及其文明，孕育了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许多文明帝国和文明城市也位列其中，而美国恰好填补了西欧与东亚之间等温带的空缺，国家铁路理应穿越这条轴线。他认为这条铁路可以替代上一个历史时期的河流动脉系统，接替“西北水路”未完成的使命，将两个海岸与这个国家粘合在一起，与中国、日本、波斯、印度等地球上最古老和最文明的国家进行联盟。

以哥伦布发现美洲为起始、启蒙运动以降盛行的 “人类文明自东向西迁移”的理念在美洲落地，19世纪中叶美国的扩张论者实际上挪用和改进了欧洲的东方主义：人类文明之花起源于亚洲，盛行于欧洲，终将在美洲获得重生。如果说杰斐逊时代的西北水路探索和想象主要集中于大陆空间，那么铁路在全美的贯通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海洋空间。这中间暗含帝国欲望的逐渐转变：从征服北美大陆到控制太平洋，从西部边疆到亚太边疆的扩张。因而太平洋铁路不仅表明了地理上通达亚洲的可行性，也暗示着美国与亚洲的过去、当下和未来，铁路本身充当了这种历史连续性的隐喻。

19世纪70年代初，美国以内战形式暂时解决了南北分裂问题，并通过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实现了北美内陆的领土整合，但同时也进入了战后重建的不稳定时期：种族冲突迭起、党派纷争、大规模移民潮以及工业化导致的资本主义矛盾加剧，美国陷入了深刻的社会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动摇了战后的经济秩序，更冲击着以“天定命运”为核心的价值观。在此背景下，过去的扩张主义话语在知识界重新兴起，美国被塑造为不断西进的哥伦布的现代化身，而“文明西行”的帝国叙事之所以充满吸引力，在于它为动荡时期的美国人提供了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惠特曼的建构之中，与新世界相连接的东方被纳入线性进步史观，用于塑造一种共同的国家景观。

当这位诗人借助太平洋铁路表达其 “世界融合”的民主远景时，跨国劳工已经远渡重洋，在加利福尼亚等地忍受剥削性的生产劳动。约翰·R.埃珀杰斯在《帝国主义想象：美国文化中的亚太愿景》中提出了“美国太平洋”的概念，认为这个被建构起来的冲突空间和意识形态领域，是连接美国领土与亚太地区的文化、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纽带，它不仅涉及19世纪将太平洋内外遥远的人民和地方联系起来的跨国商业活动，而且必须涵盖中国劳工跨太平洋的移民运动，后者修建了横跨大陆的铁路，缩短了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时空距离，却被排除在国家版图之外。实际上，铁路神话隐匿了另外一个亚洲，即筑路华工及其形成的东方化人文景观，与美国向太平洋扩张的宏大叙事之间，构成了想象的错位，也暗示“美国进步”之外的政治经济结构。

太平洋铁路修建中的华人劳工与临近铁路线路的华人劳工营地，图片 Bing

在一首纪念日本使节访问纽约的诗中（《百老汇大街上的一次盛会》， 1860），惠特曼捕捉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景，他难掩将纽约当作全球贸易中心的狂热，用激情澎湃的诗句表明：星条旗背后的美国是新世界等级秩序的主导者，古老的亚洲只有与美国进行交往才能获得新生，世界的自由是美国从欧洲文化体系中得到解放的自由，更是美国将意识形态传导到亚非拉国家的自由。持有这样的政治想象，不难理解诗人在《通往印度之路》中所期待的“世界融合”，隐含着把亚洲乃至全世界变成美国市场的帝国意识。日本或印度在惠特曼诗歌中代表着广义的亚洲，超越民族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惠特曼诗歌的标签之一，但也使他关于美国扩张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主张变得合乎情理，并以隐喻的方式塑造了殖民者与殖民地的新型关系。在诗篇的最后，诗人甚至呼吁人们前往比印度更远的地方去冒险。

惠特曼关于太平洋铁路把广阔的全球空间融合为同一个纽带的宣言，暗指美国人完成了哥伦布 “抵达东方”的历史使命，通往“印度”的帝国之路被他当作美国建构自身、重组美洲甚至全球文明秩序的特殊路径。向亚太地区扩张的构想和华工修筑铁路且遭遇暴力驱逐的事实，揭示了太平洋铁路牵涉的多个意识形态斗争场域，构成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帝国隐喻中复杂的文化肌理。惠特曼将美国本土的亚洲印记排除在太平洋铁路神话之外，却幻想在东西方之间建立经济的和精神的“联姻”，为陷入经济萧条、种族危机以及内战后民族创伤的美国社会注入展开未来生活的动力，其叙事的内在矛盾间接证实了诸如此类的东方想象搭建在世界殖民体系和跨国的劳动力市场上。

结语

18、19世纪的美国商人、政治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合创造了“通往亚洲之路”的美国叙事，形成了复杂变换而充满内部矛盾的美国东方主义。在他们的探险、寻路实践和创作的文本当中，哥伦布等人寻找东方的愿景被理想化，渗透在美国的国家建构思想中，以适应建立新世界的需求。在这份想象中，美国将继续担负哥伦布的使命，探路东方、接近亚洲。帝国之路向西而行的隐喻一方面赋予了美国独特的区别于欧洲的身份，另一方面，与东方他者的相遇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遏制了美国内部的分裂与冲突。然而例外论者坚持认为美国与欧洲不同，对海外领地不感兴趣，这一理论使人们无法充分认识到帝国主义、东方主义是19世纪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意识形态。正如舒勒所指出的，“独立战争切断了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和军事束缚，但并没有打破许多意识形态联系，特别是盎格鲁-撒克逊建立帝国并控制有色人种的想法”。

美国的民族观念和帝国观念在这类东方话语中往往难以清晰地分辨， “帝国西行之路”的流行表述与美国建构自我身份的神话密不可分，但在“文明西移”的历史框架内，这一隐喻也使美国征服美洲、向亚洲推进的进程自然化了。在18、19世纪西方的政治经济学修辞中，亚洲是过分富裕的，同时面临着文明的败落，能否从欧洲对手手中夺取或找到通往亚洲的最佳贸易路线事关美国的未来命运。因此在西方人“寻找东方”的历史书写谱系中，美国被塑造为先进文明的承载者，必然取代欧洲向亚洲航行；而随着美国西扩并成为横跨两洋的大陆帝国，东方不断被叠加新的时空概念，具有了多重指向性。这已经成为讨论现代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早期美国东方想象的复杂性所在。

原文载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5年第5期“文化研究”专栏，责任编辑龚璇。注释从略，前往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https://www.ncpssd.cn/)可免费下载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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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外国文学与动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