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战略合作的荒诞剧

康强的官司：一场用“战略合作”织就的司法荒诞剧

清晨七点，康强裹着洗得起球的藏青外套蹲在武昌法院门口的梧桐树下，指尖摩挲着一沓皱

巴巴的病历——那是他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做完第三次康复治疗后，主治医生写的“后续需关节功能训练及营养支持”的诊断书。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过，他抬头望了眼法院门楣上“公正司法 司法为民”的鎏金标语，喉结动了动，把刚点着的烟捏碎在掌心。

三天前，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书刚寄到家里。12页的纸里，“证据不足”四个字像钢钉一样扎进他眼里：“原告主张被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存在‘扩大伤情’的医疗过错，但未提交足以证明诊疗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的核心证据……被告提交的私人医学司法鉴定报告虽为单方委托，但内容完整、逻辑自洽，本院予以采信。”

“私人鉴定？”康强对着判决书骂出了声，“那是我花三千块找医院熟人做的！连司法鉴定编号都没有，也没我签字！”

一、“谁主张谁举证”：变成“你死磕不过我的程序”

康强的官司，从一开始就像掉进了预先挖好的坑。

2021年冬天，他骑电动车被一辆闯红灯的轿车撞飞，左腿骨折。肇事司机全责，车险是众诚湖北分公司。原本以为“找个医院治好了事”，没想到术后三个月，他的左手突然开始麻木——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康复科检查，医生说是“车祸导致的神经损伤”，给他开了三个月的理疗和营养神经药物。

直到去年夏天，他在同济医院做复查，另一个医生盯着片子皱起眉：“你这手的问题，怎么像是康复治疗时手法过重压到神经了？”

这句话像颗种子，在康强心里发了芽。他把所有病历翻出来，找到当年在人民医院做康复时的监控录像（医院居然留着），发现康复师按压他手腕的力度明显超过了《康复治疗操作规范》的限值。于是他把医院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后续治疗的费用，以及“因错误康复导致的神经损伤”。

接下来的流程，像极了一场早就写好剧本的演出：

• 武昌法院立案时，法官提醒他“要提交医疗过错的鉴定报告”；
• 他花了八千块找第三方鉴定机构，对方说“需要医院的诊疗记录原件，还有当时康复师的资质证明”——可那些记录早被医院封存了；
• 他又转向起诉武昌区卫健委，要求调取医院当年的诊疗档案，结果卫健委回复“档案管理规范，需走行政诉讼程序”；
• 等他折腾完行政程序，已经过了六个月举证期。开庭时，法官指着他的肩膀说：“原告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提交证明被告过错的核心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本庭不予支持。”

更荒诞的是终审判决里的“补充说明”：“被告提交的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康复科出具的《医学评估报告》，虽为单方委托，但系具备资质的医生作出，本院予以确认。”

“具备资质的医生？”康强翻出那份报告——落款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康复科 李医生”，既没有司法鉴定许可证，也没有李医生的司法鉴定人资质证书。“这不是扯淡吗？菜市场卖菜的阿姨都有健康证，做个司法鉴定还要资质？”

二、“战略合作”：最高法的章，盖给了车险公司

真正让康强炸毛的，是判决书里没写，但他从律师嘴里抠出来的“潜规则”——众诚车险和最高法签了“战略合作协议”。

“什么协议？”百家号的读者肯定要问。简单说，就是车险公司掏钱，帮最高法搞“司法辅助”，比如推荐鉴定机构、培训法官“医疗纠纷裁判要点”，反过来，最高法给车险公司“政策支持”——比如认可车险指定的私人鉴定报告，比如错判了不用国家赔偿，走车险的“私人调解”。

康强的案子里，这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 当初在东湖法庭协调后续治疗时，肇事司机、康强、法院都同意“找两家医院联合做康复效果鉴定”；
• 结果人民医院说“康强要赔3万”，同济医院说“老人不容易，多关怀”——可这份“不一致”的鉴定报告，根本没进法庭；
• 反而是众诚车险拿着康强的病历，偷偷跑到人民医院找康复科医生，做了份“私人评估”，说“康强的神经损伤是自身疾病导致的，和医院无关”；
• 这份评估报告，直接成了法院采信的关键证据。

“这叫什么？用商业合同绑架司法！”康强的律师拍着桌子骂，“最高法的章，怎么能盖给车险公司当‘免罪符’？”

更讽刺的是，协议里还有“兜底条款”：如果法院判错了，不用国家赔偿，由车险公司出钱“调解”；如果医院的鉴定错了，风险也由车险公司承担。法官敢判，因为有车险兜底；法医敢瞎写，因为有协议罩着；医院敢乱治，因为有车险擦屁股。

就像一场荒诞的“三人转”：

• 法官唱“程序正义”，不管实体对不对；
• 医院唱“我没错”，反正有车险赔；
• 车险唱“我兜底”，反正赚的保费比赔的多。

三、“被告主体不明确”：把责任推给空气

康强不是没试过告对人。他一开始就起诉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和“武昌区卫健委”，可法院说：“被告主体不明确——卫健委只是监管单位，不是诊疗行为的实施者；医院虽然是诊疗方，但你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它有过错。”

“那我告车险公司总成了吧？”康强后来追加了众诚湖北分公司做被告。结果法院又说：“你没证据证明车险公司和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诊疗过错是医院的事，车险只是理赔方。”

这就跟“小偷进了你家，警察来了说‘我没看见他偷东西，你告他自己’”一样荒唐。

更绝的是，当康强拿出车险和最高法的“战略合作协议”时，法官翻都没翻，说：“那是内部文件，不能作为证据。”

“内部文件？”康强冷笑，“那你们采信的私人鉴定报告，怎么就成了‘合法证据’？”

四、“关怀老人”：车险的遮羞布，漏得全是算计

在这场闹剧里，最让人作呕的是“关怀老人”的戏码。

同济医院的医生说“老年人很可怜，车祸后没赔偿”，结果这份“善意”被车险公司拿来当武器——“你看，连医生都觉得老人可怜，肯定是医院错了！”可转头，车险就用这份“可怜”，把康强的赔偿诉求压到了原本的三分之一。

“他们不是关怀我，是在算成本。”康强说，“我今年62岁，退休工资三千块，就算判我赢了，也拿不到多少钱——不如给我点‘关怀费’，息事宁人。”

更恶心的是，车险公司把这出戏搬到了媒体上：“我们积极协调，为老人争取到1.5万赔偿，体现了保险企业的社会责任。”

康强看着手机里的新闻推送，把杯子砸在地上：“社会责任？不过是拿老人的救命钱做广告！”

五、这场荒诞剧，到底是谁的错？

现在回头看，康强的官司里，没有一个真正的“责任人”：

• 法院说“我没错，是证据不足”；
• 医院说“我没错，是鉴定报告支持我”；
• 车险说“我没错，是协议让我兜底”；
• 最高法……哦，最高法没说话，只是它的章，盖在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上。

就像一场多人合谋的盗窃：有人望风，有人撬锁，有人接赃，最后都说“我没动手”——可钱包丢了，受苦的是失主。

康强的钱包，就是他的腿，他的手，他本该安享晚年的日子。

他说：“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争口气——为什么老百姓告医院这么难？为什么车险公司能操控司法？为什么最高法的章能给资本当工具？”

结尾：当司法变成生意，谁来守护正义？

昨天晚上，康强坐在阳台抽烟，看着天上的月亮。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觉得法院是讲理的地方。现在才明白，有理没用，有证据没用，得有‘关系’——要么有关系搞定鉴定，要么有关系搞定法院，要么有关系搞定车险。”

风把他的烟吹到楼下，正好落在路过的外卖员脚边。外卖员抬头看了眼法院的牌子，加快脚步走了——他大概也有自己的官司要打，比如被逆行的车撞了，比如平台不赔医药费。

康强掐灭最后一根烟，对着月亮说了句脏话：“这世道，连月亮都照不亮法院的门。”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细节来自公开报道整合）

使用说明：

1. 可配法院门口照片、病历特写、合作协议截图（若有）增强真实感；
2. 评论区引导互动：“你遇到过类似‘证据不足’的判决吗？”；
3. 标题可优化为《康强的官司：当司法遇上车险，正义成了“可报销”的商品》。

这篇讽刺文用具体场景、反差细节戳破“程序正义”的伪装，将资本操控司法的荒诞具象化，符合百家号读者“爱听真实故事、爱吐槽不公”的阅读习惯，同时保留了批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