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发现史前至商代大型石城遗址

考古队在榆林找到了573处从史前到商代的石城遗址。

这个数字放在眼前，你会感到有点惊讶，也就容易理解接下来那些分布图和清单到底有多密集。简单说，榆林并不是零星几个古迹堆在那儿，而是成片成群地分布。按县来算，分布具体是这样的：榆阳30处、佳县64处、神木89处、府谷41处、米脂39处、横山63处、绥德78处、清涧73处、子洲69处、吴堡26处、靖边1处。周边也不是空白，内蒙古中南部和晋西北各有大约20座，延安3座，张家口1座。光看这些数字，就能感觉到它们不是零散点缀，而是一个连成片的文化景观。

这项调查从2019年10月开始，一直持续到2025年8月，是由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工作队负责的专项工作。做法也很接地气——野外踏勘为主，点面结合的考古调查配合记录，逐个把城址的形制、规模、以及伴随的文化遗存给登记清楚。时间拉长了，覆盖面也够广，原来那些单个发现的小碎片，开始被串成一条线索，能看出发展脉络，而不是孤立的个例。

年代表现得很清楚：这些石城最早能追溯到仰韶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商周交替期，换算成公元年大概是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1000年，跨度将近1800年。出土的器物里能找到仰韶晚期的陶器样式，这给年代判定提供了实物依据。更重要的是，这些聚落大多沿河两岸分布，且不是单一孤立的一个个小城，而是常常以多座城址成组出现，城里城外还有大量没修石墙的普通居住点，呈现出明显的组群关系。还能看到在不同阶段，这些聚落的空间位置有过搬迁，说明人们的居住格局会随时间调整，不是刻板不动的。

从构筑形态上看，石城也没法一言以蔽之。能见到单圈城墙的，也有并联的多圈结构，还有串联型、套合型的复杂组合。城墙之外往往有居住区、墓区这类没有防御设施的功能区域。具体到发展阶段，早期城址规模偏小、布局简单，墙体构筑的技术也较为粗放；到了后期，城址逐渐放大，内部空间更复杂，工艺更讲究，城内出现明显的层级分化，这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组织开始分层、分工更明确了。简单来说，城从“堆石头围个圈”变成了“围出一个有分工、有等级的生活和管理圈”。

说这些变化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调查队把榆林放在陕、晋、蒙、冀这四省区的对比里看，认为榆林处在史前石城分布的一个核心带，而且在各发展阶段，榆林的石城往往是体量大、规格高的那批。关于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这么多、这么大的石城，研究者偏向于把它看作燕辽地区文化向西影响的结果——外来的文化冲击和本地传统在这儿发生了叠加和融合，促成了石城群体的形成与发展。换句话说，这不是某个族群突然发明的，也不是简单模仿，中外（指不同区域文化）互相影响的痕迹很明显。

把时间拉得更长一点看，河套地区在仰韶早中期还算是边缘地带，文化和社会发展比中原那些中心区慢一些。但到了仰韶晚期到龙山时期，这里聚落数量突然暴增，石城群体大量涌现，聚落间的层级差别也越来越明显，礼制要素开始集中，显示出向早期礼制社会转化的趋势。简单比喻，就是原本“偏远的乡镇”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变成了“新兴城镇群”，文明亮点被推了出来。这种转变放在黄土高原的大背景下，就成了研究文化兴衰、以及中原夏商文明起源时不能忽视的一段线索。

细节上有不少能看出人烟气的地方。城墙的建法从粗放到精细，墙体形制、堆石的方式、圈层的清晰度各不相同。有些城址保留了墓葬带和生活层，能看到人们日常活动的痕迹——碗碟、炉灶、碎陶片这些都在说人们怎么吃饭、怎么住；另一些城址看起来更强调防御或者象征意义，圈层之间的关系提示着不同群体的社会地位。出土的陶器、建筑遗存，能把人的生活面貌拼接出来。换句话说，墙不是冰冷的界限，墙外墙内的人和事，才是说明问题的关键。

从现实用途上看，这次系统的调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能用于石峁遗址申遗和更科学的史前石城保护利用规划。后续该怎么做，有了这批系统化记录，材料就更扎实，决策也更有依据。顺带提醒一句，如果你习惯把大规模的古代城址只跟中原联系起来，这次发现会让你对地理印象打个翻身——榆林这片地儿，历史上比咱们想象的热闹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