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百济的建国记事与高句丽、新罗具有神话色彩的记事大为不同，具有自己的特色。关于始祖王的叙事，在《三国史记》表述为高句丽第一代王朱蒙之子温祚，而在中国史书中则多谓仇台建国于带方之地。例如《周书·异域传》：“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夫余之别种。有仇台者，始国于带方。”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中，温祚王的建国历程始于从夫余政权的分离迁徙：“温祚都河南慰礼城，以十臣为辅翼，国号十济，是前汉成帝鸿嘉三年（前18）也。”
对于温祚选择的“河南之地”的形胜，史书借大臣之口赞美说：“惟此河南之地，北带汉水，东据高岳，南望沃泽，西阻大海。其天险地利，难得之势，作都于斯，不亦宜乎？”温祚的身份是朱蒙的第三子，朱蒙的太子是北夫余所生子孺留，沸流、温祚同为卒本召西奴所生子。朱蒙—孺留一系在卒本脱离北夫余政权，创建高句丽；温祚则在慰礼城创建百济，二者王室都与夫余存在关联，且百济王室以“扶余”作为姓氏。
中国一侧史料一方面将其称为夫余别种，另一方面则将之与马韩对应，固然其间有着北朝、南朝对百济历史与地理认识差异的客观因素，但实际上，应将夫余别种理解为其上层王族及统治者，马韩则是其原始国土的圈域。立国于带方的叙事则与马韩叙事相类，同属于地理的指涉。但较为合理的解释应是，夫余上层贵族势力南迁至被中原目为带方故地或者马韩故地的汉江流域建政，统合了当地后马韩时代诸部落，凝聚为新的王权国家百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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