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6岁被骗失身，在东北缅甸泰国受尽凌辱，回家被亲戚驱赶

我恨日本人，这种深入骨髓的恨，没经历过的人不懂。

——文玉珠

我叫文玉珠！玉珠，多好的名字啊。但是很遗憾，我的人生，却没有玉珠那么美好，我的人生，是一颗被磨难揉得稀碎的珠子。

我在1924年出生的时候，家里除了一个年长我九岁的哥哥外，还有一个已经外嫁的姐姐。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又产下一个弟弟。

当时，我们一家人一直住在大邱市大明洞。那时候，谋生艰难。母亲告诉我：父亲为了养家，需要去到距家很远的地方做工。所以，因为距离遥远，父亲回家的次数就比较少。

但是，每次父亲回来，都会给家里买东西，也给我们买一些小礼物，而且父亲戴着眼镜，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待我很温和可亲。所以，我还是很期盼父亲能够回来的。

可是，不幸总是选择穷苦人。在我8岁的时候，那次父亲回来，就没再出去，因为他生病了，而且是连续不断，一直不好。我那时候小，也不知道父亲患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找了附近的医生，都看不好，最后父亲就被病魔不断折磨，直到离开了我们。

对于父亲去远处具体做什么，我根本不知道。直到父亲去世后，母亲才告诉我，原来父亲是一名爱国知识分子，他去远处并非做什么工，而是去满洲、上海等地搞独立运动去了。因为搞独立运动非常危险，也非常艰苦，父亲最终是因为积劳成疾得病去世的。

虽然不知道独立运动是什么，但是我在心里默默觉得父亲就是一个英雄般的存在。不过父亲去世后，家里的一切生存都成了问题，这个重担就完全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为了我们，就出去做短工，还捎带做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赚补贴。到了丰收的季节，农村的外祖父也会给我们送来一些粮食，以供我们维持生计。

可能是继承了父亲的基因，我自小对读书很有兴趣，而且我有一种过目不忘的能力，但父亲离开后家里吃饭都成问题，根本没有钱送我去正规的学校读书。母亲疼惜我，便让我去家中附近的私塾去旁听，因为私塾只收男子。尽管条件艰苦，我还是通过刻苦学习，学会了三种语言，包括汉语、日语，当然还有朝语。

在我13岁的时候，家里忽然来了两个亲戚，他们是一对夫妇，住在日本。他们看到我，就向我母亲说，愿意带我去日本，供我读书，而且还说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有出息的女子。

当时，母亲满心都是没有能力供我读书的愧疚，因此一听人家说要帮助我读书，便立即答应了。于是，我就跟着那两个亲戚来到了日本的福冈县大牟田。

但是来了之后，才知道世上有两种人最可怕，一种是不靠谱的朋友，一种就是亲戚。那两个亲戚根本没打算送我去上学读书，他们不但冷酷地剪掉我留了很多年的大辫子，而且让我做他们家的保姆，洗衣做饭打扫家里，还要看他们的孩子。

就这样，我苦熬了半年。我觉得不能这样任人宰割，便悄悄存了一点点钱，然后打听到了回家的办法，便趁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溜走了，坐船回到了家。母亲知道我的遭遇后，很生气，可是也没办法。

我就一边去拖鞋厂做工，一边去夜校读书。在这期间，我把赚到的钱都交给了母亲，母亲很欣慰，我也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担负起了父亲的角色能够照顾母亲和这个家了。

那时候，我结识了一个朋友，她叫春子，比我小两岁。她家住在火葬场附近，因为她父亲在火葬场工作，主要负责烧尸体。春子经常带我去他家，有时候看他父亲工作，他父亲在烧尸体之前，都会进行祭祀仪式。我当时觉得那仪式很神圣。

春子对我很好，当时人们的条件都不好，但是春子家的吃食却很丰富，因为有很多供品。我们俩经常一起吃那些供品，吃得肚子发撑。

但是，这样愉快的青春在我16岁的时候闪了一下腰，世界的色彩也发生了变化。那是1940年，晚秋。

那天，我去春子家玩，我们吃吃喝喝开开心心玩到傍晚，我见时间不早，就开始回家。走至半路，碰到一个男人，他穿着日本军服，佩戴日本军刀，左臂上还戴着日本人的那种红色袖章。他见我，就凶巴巴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他是警察，要我给他走一趟。

当时，日本警察就像凶恶的狼一样，当地的老百姓都很害怕他们。我只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身单力薄，心里害怕，也不敢抗争，只得跟他走。

结果，最后就走到了日本宪兵队。在那里，还有一个女孩子，跟我年纪相仿。日本警察也不让我们吃晚饭，就让我们在那间屋子的长椅上待了一夜。

我们非常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周围都是日本人，想跑又跑不了。战战兢兢熬到第二天早上，那个抓我的日本警察把我和另外那个女孩领到车站，交给了一个朝鲜人和一个穿便服的日本人。接着他就走了。

而那两个家伙就带着我们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在抵达目的地之前，一直是在车上，或中转到另外的车上。

总之，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非常恐慌，因为从窗外陌生的楼房和景色，我知道自己距离家已经越来越远。我怕，我哭，但没有得到任何同情。我闹，便被毒打。

我瘦肉的身子经不起毒打，所以我们在惊恐中都老老实实的。我不知道自己和那个女孩会被送到什么地方，直到最后下车，我们才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家、离开祖国。他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叫洮安城的地方。

而这个地方，是中国的东北地区。

刚一落地，我们便被日军的军用卡车送到了另外一个落脚地。那是一个独门独户的大院子，里面已经有20名先来的女子，年龄都不太大。管理那个院子的是两个35岁左右的人，一男一女。

那男的，让我们叫他“叔叔”。

那女的，让我们叫她“姐姐”。

我刚到那里特别疲累，一路舟车劳顿，感觉身体都快散架了，竟然睡着了。醒来后，问身边一个女子这是什么地方，她说：

“你难道不知道？这是慰安所，是专门接待日军的地方啊！”

我当时对慰安所没有什么概念，一脸疑惑道：

“慰安所是什么，接待日军是什么意思？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啊？”

那个女孩几乎惊呆了，半天几乎是带着同情地看着我道：

“我们就是要接待日军的，说白了，他们抓我们来，就是让我们陪日军睡觉的。”

我有点惊懵，因为我还没有谈过男朋友呢，怎么可能就去陪陌生的日本人睡觉？这绝对不可能。虽然她说得一本正经，但我还是半信半疑。

到第三天，那两个管理给我们分配房间，每人一套被褥床铺。

真正的噩梦开始了，从这天开始，那两个管理要求我们开始接待日军。在被夺去贞操那天，我哭得昏厥了过去，他们又是掐人中、又是找医生，总算把我救醒。

但，我根本不想醒来，我想一个女人失去了贞操，跟死了一次有什么两样。

可是，被救活后，自己又懦弱得没有自杀的勇气。

剩下的日子，就是在百般凌辱中苦熬了。中国的东北冬天特别冷，就算屋内都结了冰。尽管如此，我们还要接待日军，那些混蛋还特别多，有些时候一天都要接待20到30名日军，感觉生不如死，但又死不了，那种痛苦，难以言表。

我们想过逃跑，但是发现除了有专门看管和监视我们的人之外，那地方周围荒芜、冰冷，根本没有逃跑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就算逃出去，也会被抓回来打死。所以，大家都放弃了逃跑的念头。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生存的办法，如果想在慰安所活下去，也就是少遭受凌辱，那就必须获得那些高级军官的好感，甚至和他们建立联系。我认识了一个后勤军官，便极力讨好人家，除了给他准备绑腿等物品，还会从自己的零花钱里取出一部分到街上购买东西等他来时请他吃。

就这样，过了一年。第二年9月的一日。那个军官想在慰安所外面单独弄一间房子包养我，我便趁机对他说自己来这里前母亲病重将死，能否允许自己回去一趟，等回来就和他一起过日子。

第一次他没同意，但是我哀求次数多了，他竟同意了，给我开了一张通行证，我便意外地回到了家。这算是死里逃生，我呆在家里没敢乱跑。可是命运似乎总在捉弄人，当时母亲确实病了，家里急需用钱，我想自己总得出去做点事赚点钱照顾母亲。

于是，有个朋友说有个赚钱的机会。我便跟她一起去了釜山。

在釜山车站，我们见到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叫松本。

他说有工作，我们便跟着他走。

结果，走到了一个旅馆，竟然有15个女孩。

我顿时觉得不妙，要逃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被他们死死抓了进去。

我的命就这样不好！

第二天一早，旅馆一共集齐了18个女孩，都被抓起来带走。

我清楚记得那天是1942年7月10日。我们被送到那艘军用船上时，船上还有三百多名女孩。

在日军的荷枪实弹下，没人敢反抗，只有悲绝的哭泣。

这次，我不知道会被送到哪里，只是我坐船晕得厉害，呕吐不止。

那船先到台湾，但是只是停了一下，然后又走，到了新加坡，也只是停了一下，再次走，一直到缅甸的仰光。负责带队的日军军官说：

“目的地到了！”

船才靠岸，让我们下去。

码头上停着好多卡车，我们被分成一组一组，被各自的小组管理领着登上了不同的卡车，被送到各地。

我坐的那辆卡车开到了曼德勒，我们被带进那里的一幢独立院落，院中是两层建筑物，一层是管理我们的人住的，以及吃饭的地方，当然饭得我们轮流做，包括卫生。

二楼是给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孩住的。原有12个小房间，但是，女孩太多，不够住。于是，日本人就又拉来了木材进行改造，又增加了24间房子，可能还要多一点。

到第三天，我们悲惨的命运随着潮涌般涌进来的日本军人又开始了。

我没有想到自己刚出魔窟，又会再次进入魔窟。

对于这样的命运，我真是充满了绝望和无力感。

更糟糕的是，这里比在中国东北的时候更可怕，因为当时那里驻扎的是日军缅甸派遣军八四零零部队师团司令部，军人很多，加上附近没有别的慰安妇，所以那个司令部的军人每天都在我们这里排队。

求生的本能迫使我开始故技重演，想寻到一个可靠的日本军官，获得某种帮助。但是，效果尚未出现，便在七个月后，因为师团司令部转移，我们这支慰安妇就也跟着来到了阿加亚布。

在阿加亚布，我们的状态基本没有太大改变，唯一的改变是这里的慰安妇比在曼德勒多。这里不仅有中国慰安妇，而且还有很多日本慰安妇。那些日本慰安妇中有不少原就是性工作者，年龄也偏大，甚至有三十岁的。

因为战争局势的不断变化，我们也跟着日军不断在转移。不久，我们这支朝鲜慰安妇被被带上“大八”号轮船，从阿加亚布送往仰光的浦罗姆停留了五个月左右。

但是在普罗姆发生了一点小情况，那就是一直负责管理我们的那个“叔叔”跑了。大家都猜测是那家伙可能感到了日本在战场上的局势越来越不利，所以逃走了。那人走了后，日军部队就直接接管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子，不久我们被送到仰光，住进“仰光会馆”。

被军人接管之后，我们的命运更悲惨了。因为军人粗俗无礼不说，还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实在不好伺候，有时候还会挨打。有一次，一个日军醉鬼拔出军刀要杀我，我一害怕，竟然趁他不备，夺下他的刀刺进了他的胸部。结果，我被宪兵抓起来送到了军事法庭，审查了一星期后，我被放了回来。

我被放回，一方面是我确实没有过错，那个日兵也没死，另一方面是慰安妇资源稀缺，我对日军还有压榨价值。

三个月后，我们被送上火车，来到了泰国。但是，在泰国的时间不太长，又被送到阿尤塔亚。大概日军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不但要做慰安妇，而且还被派去做护理员，照顾那些日军伤病员。

我想，日军连自己的伤兵都护理不过来了，大概是日军要败了，只要日军一败，那么战争就结束了，自己也就能离开这个魔窟，重获自由了。

一想到这里，我那灰暗的心就会稍稍亮起来。果然，没有过多久，日军战败的消息就传来了。但是，我们还一时回不了家，我们被送到了泰国的收容所，收容所里的人特别多，拥挤不堪。

但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我只想赶紧回家。在万分焦急中，等了好一段时间，终于等到了去仁川的船。下了船后，我几乎是飞奔一般往家赶，回到家我见到了母亲。劫后余生的后怕和委屈，让我泪流如雨。但是，这种亲情的喜悦并未持续太久。因为亲戚们知道我回来后，都纷纷跑来见我，但是他们不是来安慰我，而是来嘲讽我、恶心我、挖苦我。尤其是舅妈甚至联合亲戚要把我驱逐出家门，她认为我这样的女子实在是太丢家族的人了。

母亲也因此被人戳脊梁骨，没办法，她便把我送到了达城j女养成所。三年后，我又开始了糟糕的谋生之路。作为一个女人，唉，实在是太难了。后来我认识了一个离异带孩子的男人，他愿意和我结婚，于是我们就结婚了。可六年后，他便自杀了。为了养活他留下的两个孩子和供养多病的母亲，我只能出卖自己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如今，我老了，疾病缠身，余日无多，回想自己的一生，16岁被骗失身，在东北缅甸泰国受尽凌辱，回家被亲戚驱赶，后半生又是受尽人间冷暖。如今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释然，才有勇气把自己这不堪的人生遭遇说出来。我也不求什么，只求让人知道日军曾经给多少无辜的人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噩梦。他们就算不赔偿，也当被人警惕，防止悲剧重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