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芬河的冬天比我老家的气温低上七八度,尤其夜里,温度能跌破零下十度。哈气成霜,睫毛上都能挂着小冰碴儿。我住的小旅馆挨着铁路货场,不算破,就是简陋得实在——墙是贴过的旧墙纸,边角卷得像干枯的树叶,露出里面拼接的木板隔断;窗户是当时流行的铝合金双层玻璃,中间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透过模糊的玻璃,能看见外面铁轨上积着的薄雪;墙角立着个铁制暖气片,锅炉烧得滚烫,把房间烘得干燥又暖和,连一丝潮气都找不到,这是小旅馆最让人满意的地方。
等新工人的这几天,我天天跟着同学的父亲泡在火车站货场。早上天刚蒙蒙亮就出门,冻得鼻尖发红、手指发僵,回旅店第一件事就是踢掉沾着雪沫的棉鞋,往暖气片上凑,把冻得发麻的手贴上去,能感觉到铁锈的温度顺着掌心往骨子里钻。早上在货场待了三个小时,不是闲晃,是盯着刚进站的木材专列“看货”——火车皮上都积着薄雪,我扒着冰冷的铁栏杆,眯着眼睛数车皮编号,重点看两种车皮:一种是半箱式的,只能从顶部缝隙看见几根原木的梢头,根本没法判断好坏;另一种是叉车专用的敞式车皮,四周都露着原木,这就全凭眼力了。
同学的父亲是这行的老把式,他扫两眼露在外面的木材品相,比如红松的纹理是不是细腻、白松的节疤多不多,再对照车皮编号对应的林场,就能大概断定这批货的成色。他总跟我说:“在俄罗斯做木材,光有眼力不行,得有信息,信息才是真金白银。”可我们公司的原木都是自己林场的,从不外卖,我当时觉得“信息”这东西跟我没多大关系,没想到后来还真靠这个赚了点小费。
中午的饭是在楼下餐馆解决的,一碗家乡味的豆腐砂锅,4块钱,配1块钱的米饭,热乎的汤汁浇在米饭上,吃得我满头冒汗。回旅店后,就着暖气片烘热的搪瓷缸子喝口热茶,浑身都舒坦。吃饱了就开始盘算:到了俄罗斯,怎么借着送礼物的由头,跟宋姐把私活的事说开。正想得入神,突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原来我躺着竟睡着了,还做了个模糊的梦。
这敲门声不是旅店老板那种拖沓的“咚咚”声,而是三下短促有力的叩门,节奏均匀,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我以为是同学来找我,想都没想就起身开了门。后来想想 同学根本不敲门啊
门一推开,一股混杂着烟味的寒气涌进来。门口站着两个男人,个子都比我高半个头。前面的穿黑色皮夹克,拉链拉到顶,脖子上绕着条脏污的灰色围巾,脸冻得通红;后面也穿着皮夹克,头发剃得板寸,脑袋看着比前面那人小一圈,手里夹着根烟,烟。两人没说话,径直往房间里闯。
“找我?”我往暖气片旁边靠了靠,双手插进棉袄口袋,尽量让语气显得平淡。穿皮夹克的往前走了两步,本就不大的房间瞬间更逼仄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个打火机,“啪”地打着,又“啪”地关掉,反复两次,才开口:“你就是小胖子?在俄罗斯管木材对接的那个?”
“是我。”我没动,“有什么事?”
“够直接。”他咧嘴笑了,露出两颗发黄的牙,“姓张,道上的兄弟给面子,都叫我张哥。听说你刚拿了不少提成,却住这么个地方,够省的。”
“提成”这两个字像冰锥扎进心里。这笔钱知道的人不少,公司的同事、俄罗斯的宋姐赵姐,还有国外加工厂的人基本都清楚,可眼前这两个陌生人怎么会知道?我表面不动声色,脑子里已经飞速筛起了怀疑对象。
“省着点没坏处。”我岔开话题,“坐吧,暖气片旁边暖和。”张哥没坐,往门口指了指:“别在这儿说,附近有家杀猪菜做得地道,陪我们吃点,边吃边聊。”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头。不是胆子大,是心里有底——我的老板在东北和俄罗斯木材圈是响当当的人物,黑白两道都给几分面子。我抓起手机塞进棉袄口袋,跟着他们出门。旅店老板坐在柜台后,抬了抬眼皮看见我们,又飞快地低下头,显然是认得这两个人,不敢招惹。张哥开着辆浑身是泥的旧捷达,我坐副驾,板寸在后座闷头抽烟,没一会儿就到了饭馆。
菜馆的招牌就叫“杀猪菜”,铁皮做的,掉了半块红漆,在路灯下看着格外寒酸。包间小得只能放下一张圆桌,中间的炭火锅烧得正旺,火苗从炉口窜出来,映得满屋子通红。老板娘端来一个大铝盆,热气瞬间扑了满脸——里面是实打实的杀猪菜:
张哥递来一双竹筷子:“刚杀的猪,热乎的,尝尝。”我哪有心情吃饭?这明摆着不是单纯请客,可我不能露怯,只能装作镇定。我夹了口酸菜,酸得开胃,心里却堵得慌,一点胃口都没有。
板寸给张哥倒了杯白酒,张哥抿了一口,开门见山:“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在俄罗斯也是干木材的,你跟那边熟,帮个忙——别卡我们的货。”
“我只是个打工的,没那么大权力。”我赶紧放下筷子解释,“俄罗斯人做生意都看钱,我们公司收购价给得高,他们自然愿意合作。我要是少给他们五块钱一米,你看他们还愿意给我卸材吗?你们说的‘卡货’,我真做不到。”
“别装了。”板寸突然开口,语气冲得很,“我们公司的客户,就是你抢下来的。”
“你们是哪家公司的?我怎么不知道抢了你们客户?”我皱着眉反问,“再说,客户选谁,看的是价格,不是我个人的面子。”
张哥没接话,从随身的包里掏出一沓现金,“啪”地拍在桌上,红色的票子格外扎眼:“帮成了,这三万块是你的。就搭个话的事,不难。”
我盯着那三万块钱,心里不是心动,是实打实的慌——怕一会儿谈崩了打起来,更怕他们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我手悄悄摸了摸兜里的水果切割器,那是我最后的保障,可又觉得不至于发展到那一步。
“帮忙没问题,可我真不知道能帮上什么。”我小心翼翼地说,“这钱我不能收,要是被我老板知道了,我工作都保不住是小事 我能不能回国是大事。”
我话音刚落,板寸就急了,张口就骂国骂:“给脸不要脸是吧?”我当时浑身一哆嗦,火气也上来了,“噌”地站起来,攥紧了兜里的切割器,就准备开干。张哥不知道是看我真急了,还是觉得吓不住我,赶紧打圆场,冲板寸吼:“你出去等着!”板寸还在骂骂咧咧的,被张哥推搡着出了包间。我胸口气得起伏,刚才那股子害怕全被怒火压下去了。
剩下我俩的时候,张哥说的话我没听进去多少,大概就是“客户要分享”“介绍客户给提成”之类的。我脑子里全是板寸骂人的样子,根本没法集中精神。等他说到“介绍客户”,我才顺着话头接:“介绍客户没问题,我回头把俄罗斯客户的电话发你。”
我没说的是,我们公司元旦后就要调低收购价,说白了就是不再收外面的木材了。客户都是看价格行事,谁给的高就跟谁走,就算介绍给张哥,最后成不成也跟我没关系。我表面上说得诚恳,连“多少钱一米”这种瞎话都编了,就是怕不顺着他说,今天能不能走回旅馆都成问题。
张哥见我答应,脸色缓和了不少。看我不喝酒,硬给我倒了杯啤酒,我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抿了一小口。接着我装出饿坏了的样子,拿起筷子猛吃,把一碗米饭都扒拉干净,就盼着赶紧结束这尴尬又危险的饭局。
步行回旅店的路上,雪停了,月亮出来了,把地面的积雪照得发白。冷风吹在脸上,我脑子瞬间清醒了——他们不仅知道我的提成,还知道我住在哪家旅馆,甚至清楚我要去俄罗斯,这绝不是巧合,一定是有人泄露了我的行踪。
刚进房间,我反手锁上门,立刻拨通了老板的电话。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从凌晨被找上门,到饭桌上的威胁,再到那三万块钱,最后把知道我提成和行程的人一一列出来,说出我的猜测:“宋姐赵姐我没说过住哪家旅馆,国外的人更不可能知道,大概率是国内公司的人泄的密。”
老板没打断我,等我说完才沉声道:“知道了,这些是本地小混混,勾着小贸易公司抢生意。你别住那旅馆了,现在收拾东西换地方,我让绥芬河的负责人老王去接你,他马上就到。”
挂了电话,我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半。刚把行李塞进包里拉上拉链,楼下就传来汽车喇叭声——是老王来了。他四十多岁,穿一件黑色羊绒大衣,看着很精神。我早听过他的名声,是老板当年一起闯江湖的兄弟,公司的业务他不参与,专门负责处理这种“杂事”,据说早年也是混社会的,很有手段。
他上来帮我提行李,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没事,小场面。现在是法治社会,他们不敢真怎么样,但咱们也不能吃眼前亏。下回回国直接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住公司指定的宾馆,安全没问题。”他顿了顿,笑着补了句:“你连俄罗斯的苦都能吃,还能在咱国内栽跟头?那不反天了。”这话给我逗乐了,心里的紧张劲儿消了不少。
老王开的是辆黑色轿车,比张哥的捷达气派多了。新换的酒店是家三星宾馆,套房暖得像春天,落地窗能看见整个口岸的夜景,铁轨上的灯光像一条银色的带子。老王给了我隔壁房间的房卡:“我住你旁边,有事随时喊我。”没过多久,酒店餐厅就送来一碗疙瘩汤和一盘锅包肉,我刚吃了杀猪菜本不饿,可看着那热乎的饭菜,心里暖融融的。
老王陪我坐了会儿,说:“明天接工人我陪你去,汽车站那边我都打过招呼了,放心。以后别住这种私人小旅馆,就住公司指定的地方,安全有保障。”
夜里躺在床上,盖着软乎乎的羽绒被,我却没睡着,翻来覆去琢磨泄密的人。我回国的事全公司都知道,不算秘密,可知道我住哪家旅馆的,只有李哥——当时是他通知我接工人,我顺口提了句住货场旁边的小旅馆。难道是他?
我又想起被公司开除的刘哥,他之前在俄罗斯就因为抢生意跟我起过冲突,还开车堵过我。要是他,按说不会这么“温和”,上次他吃了哑巴亏,真要报复,早直接动手了,没必要找小混混来要客户。这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啊。
还有,这关我过了。回俄罗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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