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年，恢复高考我把名额让给邻居，他却寄来一张盖了红章的离婚证

收到陈建社寄来的那个邮包时，我正在院子里晒谷子。秋老虎的太阳毒得很，晒得谷子噼啪作响，也晒得我头昏眼花。邮递员喊我名字的时候，我心里还咯噔一下，以为是建社又寄钱和信回来了。

可当我拆开那个熟悉的牛皮纸包裹，里面没有信，没有他承诺给我和儿子的新衣服，只有一本小小的册子，和一张折叠起来的汇款单。那册子摊开，刺眼的红章和“离婚证”三个大字，像一盆冰水，从我滚烫的头顶浇到了脚底。

从1977年那个秋天，我含着泪把他送上北上的火车，到收到这纸离婚证，整整五年过去了。五年里，我守着家，孝敬他妈，拉扯着儿子，把他写回来的每一封信都读到揉烂，把他寄回来的每一分钱都掰成两半花。我以为我守着的是一个越来越光明的未来，到头来，却只守来了一纸绝情。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初我自私一点，紧紧攥住那个改变命运的机会，现在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一脚踩下去，就再也回不了头的现实。一切，都要从1977年，那个改变了我们所有人命运的夏天说起。

第1章 改变命运的风

1977年的夏天，空气里除了稻香和汗水的咸味，还多了一丝焦灼的、令人心跳加速的味道。恢复高考的消息，像一颗惊雷，在我们这个叫“红旗大队”的小地方炸开了锅。对于我们这些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了好几年的知识青年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消息，它是一扇窗，一扇在紧闭了十年之后，终于重新透进光来的窗。

我叫林素问，是五年前下乡来到这里的知青。我的父母都是中学教师，在那场浩劫中受了不少苦，却始终没让我丢下书本。夜深人静时，父亲会偷偷拿出被藏在床板下的《古文观止》和几本数学教材，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他说：“素问，知识是刻在脑子里的，谁也抢不走。总有一天，它会派上用场。”

所以，当大队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正式通知时，我几乎是第一个冲到大队部，把那张贴在墙上的红纸黑字的通知看了不下十遍。我的心跳得像擂鼓，那些被我藏在箱子底、书页已经泛黄的课本，似乎也在那一刻发出了召唤。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大学的校门，闻到了图书馆里书本的墨香。

我的丈夫，陈建社，是土生土长的红旗大队人。他家和我家，就隔着一道半人高的土坯墙。他不是知青，初中毕业就回乡务农了，但他是个极其聪明且好学的人。我们俩的相识，就是因为书。那时候，我带下来的几本书，成了村里年轻人的稀罕物。陈建社总是找各种借口来我家，借口帮我挑水、劈柴，眼睛却总往我放在窗台上的书上瞟。他很腼腆，脸膛黝黑，一笑起来，牙齿白得晃眼。

一来二去，我们便熟悉了。他会把他从县里废品站淘来的旧报纸、旧杂志拿给我看，我会把父亲教我的数学公式讲给他听。在那个精神生活极度贫乏的年代，这种交流成了我们之间最珍贵的情感纽带。后来，我们顺理成章地结了婚。他对我很好，很体贴，农活重活从不让我沾手。他说：“素问，你这双手是用来拿笔的，不是用来握锄头的。”

婚后，我们有了儿子，取名陈念。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安稳。我以为，我这辈子就会这样，守着这个爱我的男人，看着儿子长大，把那些关于大学的梦想，永远地埋在心底。

可现在，机会来了。

我跟建社说了我想参加高考的事。他愣了一下，随即眼睛里就迸发出了光彩，比我自己还要激动。他一拍大腿，说：“好事啊！素问，你本来就该是大学生！你放心去考，家里的事，地里的活，还有咱娘和阿念，都有我呢！”

那段时间，是我结婚以来最幸福的日子。白天，我和建社一起下地，挣工分。晚上，等儿子睡着了，他就点亮家里那盏最亮的煤油灯，把小桌子搬到我跟前，让我在上面复习。他自己则坐在一旁，默默地帮我修补农具，或者借着灯光编草鞋，尽量不发出一丝声音。有时候我学得晚了，打个盹醒来，身上总是披着他的旧外衣。

我的底子本就好，加上这股拼劲，复习起来事半功倍。大队里要参加高考的年轻人不少，大家商量着，请公社中学的老师来给我们做统一辅导。但名额有限，每个大队只能推荐两个人去。

毫无悬念，凭借着扎实的知识基础，我和另一个男知青在预选考试中脱颖而出，拿到了代表红旗大队参加高考的资格。

拿到资格的那天，建社比我还高兴。他破天荒地去供销社，用攒了很久的布票，给我扯了二尺“的确良”的布料，说要给我做一件新衣裳，让我体体面面地进考场。他还宰了家里唯一一只会下蛋的老母鸡，给我炖了一锅喷香的鸡汤。

饭桌上，婆婆张兰也笑得合不拢嘴。她一个劲地往我碗里夹鸡腿，嘴里念叨着：“素问啊，你可得争气。你要是考上了，就是我们陈家祖坟上冒青烟了。以后建社和阿念，也能跟着你沾光，去城里过好日子。”

我用力地点头，眼眶有些湿润。我看着丈夫期待的眼神，婆婆殷切的目光，还有在炕上熟睡的儿子，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考上，为了自己，也为了这个家。

然而，我没有想到，这份喜悦和憧憬，在短短几天后，就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搅得天翻地覆。

那天，公社忽然来了通知，说因为报名人数远超预期，上级对参考资格进行了调整。原本每个大队两个名额，现在要临时缩减成一个。至于这一个名额给谁，由大队内部自行决定。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砸进了平静的湖面。另一个拿到名额的男知青，他父亲是大队书记。结果几乎是毫无悬念的。大队干部们开会研究了半天，最后大队书记找到我，面带难色地说：“素问啊，你看……小王他家里三代贫农，根正苗红……你呢，毕竟是下乡知青，户口还在这儿……要不，这个名额，就……”

他的话没说完，但我全明白了。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十年等待，一朝梦碎。那种从云端跌落的感觉，让我浑身发冷。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建社看我脸色不对，忙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把事情的经过一说，他当场就火了，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凭什么！这是欺负人！你考得比他好，凭什么把名额让给他？我去找他们评理去！”

我拉住他，摇了摇头，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没用的，建社。胳膊拧不过大腿。”

那一晚，我家的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建社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呛人的旱烟，婆婆坐在炕沿上唉声叹气，我则抱着被子，无声地流泪。我感觉那扇好不容易为我打开的窗，又“哐当”一声，被无情地关上了。我甚至想，或许这就是我的命。

可就在我准备彻底放弃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机。而这个转机，在当时看来是希望，却在后来，成了我一生悔恨的开端。

第2章 一碗鸡汤的重量

转机发生在第二天晚上。

大队书记家的儿子，那个叫王援朝的男知青，大概是觉得抢了我的名额心里过意不去，特地提着一包红糖来看我。他支支吾吾地解释了半天，说他也没想到会这样，都是他爹的意思。我苦笑着说不怪他，这是政策，我理解。

他走后，建社的脸色更加阴沉了。他把那包红糖往桌上一摔，闷声说：“猫哭耗子假慈悲！”

婆婆张兰一直没说话，只是眼神复杂地看着我，又看看建手，嘴唇动了好几次，话都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

直到夜深了，儿子阿念已经睡熟，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正准备吹灯睡觉，婆婆却突然开口了，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素问，”她叫我的名字，“娘……有个想法，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心里一动，抬起头看她。建社也掐灭了手里的烟，问道：“娘，啥想法？”

婆婆搓着手，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先是看了一眼炕上睡得正香的孙子，然后才把目光转向我，缓缓说道：“我在想……这个名额……既然大队给了咱们家，那……让谁去，不都是咱们家的人去吗？”

我没太明白她的意思，愣愣地看着她。

建社却好像听懂了，他猛地站起来，声音都有些变调：“娘！你的意思是……”

婆婆点了点头，终于把话说开了：“我的意思是，让建社去！素问，你也是初中毕业，建社也是初中毕业。你的那些书，建社也都跟着你看过。你给他好好补补课，把你会的都教给他。反正名额是你的，你去报名，到时候让建社替你进考场，不就行了？”

我被婆婆这个大胆的想法惊得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替考？这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被发现了，那可是要被当成政治事件来处理的！

“这……这怎么行？”我结结巴巴地说，“太冒险了，万一被查出来……”

“怕啥！”婆婆打断我，声音提高了几分，“考场上那么多人，谁认识谁啊？再说，报名表上贴你的照片，到时候就说你病了，让你丈夫替你来，找大队开个证明，谁会去查那么细？富贵险中求！这是多大的好事啊，能让咱们家改换门庭的好事！”

我下意识地看向建社，希望他能反驳。他虽然渴望改变命运，但一直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我以为他会拒绝这个荒唐的提议。

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他眼中一闪而过的、炙热的光芒。那是一种被压抑了太久的渴望，一种对走出这片贫瘠土地的强烈向往。他没有立刻同意，但也没有立刻拒绝。他低着头，手指用力地抠着桌子边缘，呼吸变得粗重起来。

我的心，在那一刻，一点点地往下沉。

婆婆见建社动心了，更是加了把劲。她走到我身边，拉住我的手，语气一下子软了下来，带着哭腔说：“素问啊，娘知道，这个决定对你不公平。娘知道你委屈。可你看看咱们这个家，你再看看阿念。你是个女人，就算考上了大学，毕业了能分个啥好工作？可建社不一样啊，他是男人，是咱们家的顶梁柱！他要是出去了，成了国家干部，那咱们全家都能跟着享福。阿念以后也能当城里人，受最好的教育，不用像他爹一样，一辈子在泥里刨食。”

她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滴在我的手背上，滚烫滚烫的。

“你是个好媳妇，是个好妈妈，你得为建社想，为阿念想，为咱们这个家想啊！你忍心看着建社一辈子就这么窝在这山沟沟里吗？你忍心看着阿念将来也走咱们的老路吗？”

婆婆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锥子，扎在我的心上。我无法反驳。在那个年代，“顾全大局”、“为家庭牺牲”是评价一个女人是否贤惠的最高标准。我的母亲从小就是这么教育我的。她说，一个家，总要有人付出，有人成全。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脑子里乱成一团。一边是我十年寒窗的梦想，另一边是丈夫的前途、儿子的未来，以及婆婆声泪俱下的恳求。这道选择题，太难了。

建社终于抬起了头，他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子，握住我的另一只手。他的手心滚烫，全是汗。他看着我，眼睛里满是挣扎和祈求。

“素问，”他的声音沙哑，“我知道……这太委屈你了。你的才华，比我高出太多。这个机会，本该是你的。可是……娘说得对。我……我不想一辈子就这样了。我做梦都想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给你们娘俩一个不一样的生活。”

他顿了顿，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一字一句地对我承诺：“素问，你相信我。只要我考出去了，我绝不会忘了你和这个家。等我一毕业，有了工作，我马上就把你和阿念接到城里去。到时候，你想读书，我送你去读夜校，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我陈建社对天发誓，这辈子，绝不负你！”

他的誓言，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那么真诚，那么恳切。我看着他黝黑的脸庞，看着他眼里的血丝和那份对我、对这个家的深情，我的心，开始动摇了。

是啊，我们是夫妻，是一体的。谁考上，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他出去了，我和儿子不也跟着好了吗？我牺牲我一个，能换来全家人的幸福，这笔账，似乎是划算的。

那晚，婆婆又给我炖了一碗鸡汤，就是前几天庆祝我拿到名额时剩下的半只鸡。她把鸡腿、鸡翅全都捞到我的碗里，慈爱地看着我说：“素问，喝了它，补补身子。这几天，你得辛苦了，要好好教建社。”

我端着那碗浓稠滚烫的鸡汤，闻着那股熟悉的香味，心里却五味杂陈。几天前，喝下这碗汤，我满心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此刻，这碗汤却像千斤重担，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它不再是庆祝的喜悦，而成了一种交换，一种无声的契约。我喝下它，就意味着我同意了这场豪赌，押上了我自己的梦想，去赌一个丈夫承诺的未来。

我一口一口地喝着汤，眼泪却不自觉地掉进了碗里，和鸡汤混在一起，又咸又涩。

最终，我还是点了头。

第3章 月台上的承诺

做出决定的那个晚上，我一夜无眠。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把我所有的复习资料、笔记本，全都搬到了桌子上。那些本子，边角都已卷起，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笔记和心得。每一页，都浸透着我的心血和梦想。

建社也起得很早，他站在我身后，看着那些书本，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却只化作一声沉重的叹息。

“建社，坐下吧。”我平静地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时间不多了，我们得抓紧。从今天起，你什么活儿都别干了，就专心看书。我会把所有的知识点都给你重新梳理一遍。”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在我对面坐下。

于是，我们家的那盏煤油灯，开始夜夜亮到天明。我成了最严厉的老师，他成了最刻苦的学生。我把我父亲教我的学习方法，我自己的理解，毫无保留地全部教给他。我给他划重点，出模拟题，一遍遍地纠正他的错误。

他的确很聪明，很多东西一点就通。但毕竟基础薄弱，时间又紧，学起来非常吃力。有时候，一个数学公式，我讲了七八遍他还是记不住，他会急躁地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骂自己笨。

每到这时，我都会压下心里的焦虑，耐心地对他说：“别急，慢慢来。这个公式可以这样理解……”

婆婆则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和农活，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好吃的。她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感激和一丝愧疚。她总说：“素问，辛苦你了。等以后建社出息了，我们陈家一定好好报答你。”

那段日子，我几乎是掏空了自己的一切，去填补他的不足。我把自己对大学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全部转化成了给他辅导的动力。我告诉自己，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他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可是在无数个深夜，等他睡着后，我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还是会忍不住地想，如果坐在考场里的人是我，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这个念头，像一根细小的针，时不时地会冒出来，刺得我心里一阵阵地疼。

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报名那天，我拿着户口本，贴着我的照片，去公社报了名。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人怀疑什么。

考试前一天，我给建社准备好了考试用的文具，一遍遍地叮嘱他注意事项。我甚至比他还要紧张，手心一直在冒汗。

“素问，”他忽然拉住我的手，认真地看着我，“你放心，我一定好好考。为了你，为了阿念，为了这个家，我拼了命也要考上。”

我看着他被煤油灯熏得发黄的脸，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心里一酸，点了点头：“嗯，我相信你。”

去县城考试那天，天还没亮，村口的拖拉机旁已经站满了送考的家长。我和婆婆抱着阿念，也站在人群中。我把一个布包塞到建社手里，里面是两个煮鸡蛋和几个玉米饼子。

“路上吃。到了县城，别舍不得花钱，找个小旅馆住下，好好休息。”我叮嘱道。

他点点头，接过布包，然后弯下腰，亲了亲儿子阿念的脸蛋。阿念被他胡子拉碴的下巴弄得咯咯直笑。

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了，建社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有不舍，还有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复杂情绪。他跟着人群挤上车，对我挥了挥手。

我抱着阿念，站在扬起的尘土里，直到拖拉机的影子消失在山路的尽头，才转身回家。

等待发榜的日子，是无比煎熬的。每一天，我都坐立不安。建社从县城回来后，整个人都瘦了一圈。我问他考得怎么样，他只是含糊地说，题目都做完了，但心里没底。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又恢复了凝重。婆婆每天都要去村口的大槐树下，和其他人一起打听消息。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们全家紧张半天。

终于，消息传来了。红榜贴在了公社的墙上，我们大队，只有一个人考上了。

当建社气喘吁吁地从公社跑回来，冲进院子，大喊了一声“素问！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整个世界都亮了。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泪夺眶而出。婆婆更是激动地拍着大腿，又哭又笑，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祖宗保佑！祖宗保佑啊！”

建社一把抱住我，在我耳边哽咽着说：“素问，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这都是你的功劳！”

那一刻，所有的委屈、辛苦和不甘，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我觉得我所有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的丈夫，将要去上大学了，我们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录取通知书很快就寄到了家里。是一所省城的师范大学，中文系。虽然不是顶尖的名校，但在我们这个小山村，已经是天大的喜事了。陈家出了个大学生，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红旗大队。

那些天，我们家门庭若市。亲戚、邻居，甚至大队干部都提着礼物来道贺。婆婆笑得脸上的褶子都开了花，逢人便夸我这个儿媳妇有文化，有远见，是他们家的大功臣。

在这些赞美声中，我有些飘飘然，也更加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送建社去上学那天，是在镇上的火车站。那是我第一次去火车站，看着那庞大的、冒着白烟的绿皮火车，心里充满了新奇和向往。

临上车前，建社把我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我打开一看，是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

“这是我去县城领通知书的时候，用剩下的钱给你买的。”他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素问，我知道你喜欢写字。等我走了，你在家照顾娘和阿念，辛苦了。有空的时候，就用这支笔给我写信，多写点，把家里的事，阿念的事，都告诉我。”

我握着那支冰凉的钢笔，心里却是暖的。

“你放心吧，家里有我。”我替他整理了一下衣领，轻声说，“你在学校，要好好学习，别担心我们。也别舍不得花钱，需要什么就写信回来，我给你寄。”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再次向我许下那个承诺：“素问，你等我。最多四年，我一毕业，马上就回来接你和阿念。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了。”

火车的汽笛声长鸣起来，催促着人们上车。他最后用力地抱了抱我，又摸了摸阿念的头，然后转身，随着拥挤的，消失在了车厢门口。

火车缓缓开动，我抱着阿念，站在月台上，用力地挥手。我看不清他在哪个窗口，但我知道，他一定也在看着我。火车越开越远，最终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天际。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簌簌地掉了下来。

我不知道，这一别，不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我们两个人命运的彻底分野。我送走的，不仅仅是我的丈夫，还有我那份天真的、以为付出就一定有回报的爱情。

第4章 泛黄的信纸

建社走后的第一年，是我最充满希望的一年。

他的信，几乎每周都会准时寄到大队部。每次邮递员远远地喊一声“林素问的信”，我都会像个小姑娘一样，心跳加速地跑过去。拿到信后，我舍不得马上拆开，总要先带回家，等晚上阿念睡了，在煤油灯下，一个人仔仔细细地读。

信里，他会跟我描述大学里的一切。宽敞明亮的教室，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还有那些学识渊博的教授。他说城里到处都是高楼，马路上跑着不用牛拉的车，商店里的东西琳琅满目，什么都有。他字里行间都透着新奇和兴奋。

他也会在信里反复地叮嘱我，要照顾好自己和孩子，要孝敬娘。信的末尾，总会写着：“素问，我好想你和阿念。”“素问，等我回来。”

这些信，成了我那段枯燥生活里最大的慰藉。我把它们一封封地收好，放在一个铁皮饼干盒里。每当干活累了，或者心里觉得苦了，我就会拿出这些信，反复地读。那些温暖的字句，仿佛能给我注入无穷的力量。

我也用他送我的那支钢笔，勤快地给他回信。我告诉他，家里的稻子丰收了；婆婆的关节炎好多了；阿念长高了，会叫“爸爸”了。我把家里所有好的事情都写在信里，报喜不报忧。我不想让他分心，希望他能安心学习。

日子就这样在信来信往中，平淡而充满希望地过着。建社每个月都会把省下来的助学金寄回来，虽然不多，但对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婆婆拿着那些钱，脸上的笑容也多了。她常常在邻居面前炫耀：“我儿子在城里上大学，是国家干部，每个月都给家里寄钱呢！”

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一直珍藏着一个秘密，一个关于我和建社过去的，甜蜜而酸涩的秘密。那是我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根源。

那是在我刚下乡的第二年，秋收时节，我因为不习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中暑晕倒在了田埂上。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但只有陈建社，这个平日里腼腆得不敢跟我多说一句话的年轻人，想也没想就背起我，一路往大队卫生所跑。

我趴在他宽阔而坚实的背上，闻着他身上淡淡的汗味和泥土的气息，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稳。他的脚步很急，跑得气喘吁吁，但我能感觉到，他尽力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平稳，生怕颠簸到我。

从那以后，我们才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虽然话不多，但心特别细。他会记得我不吃姜，每次他家做了好吃的送过来，他都会特地叮嘱他娘，不要放姜。他知道我晚上看书费眼睛，就偷偷攒钱，托人从县城给我买了一盏新的煤油灯，灯罩擦得锃亮。

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家很穷，拿不出像样的彩礼。他觉得委屈了我，就亲手给我打了一对木头梳子，上面用小刀刻着一对鸳鸯，图案很笨拙，却耗费了他无数个夜晚的心血。他把梳子交到我手里的时候，脸红得像块布，结结巴巴地说：“素问，我现在……给不了你什么好的。但是，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对你好。”

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温暖，让我认定了他，这个朴实、善良的男人，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我相信他对我的好是真心的，他对我的承诺也是真心的。所以，当那个关于高考名额的选择题摆在我面前时，我脑海里闪过的，全是他过去对我的这些好。我觉得，为这样一个男人牺牲，是值得的。我坚信，他不会变，我们的感情，也不会因为距离而改变。

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了。我以为人心是可以用付出去衡量的，却忘了人心是最经不起时间和环境考验的东西。

变化，是从第二年开始的。

建社的信，渐渐地从一周一封，变成了半个月一封，再到一个多月才有一封。信的内容也越来越短，越来越客套。不再有对大学生活的新奇描述，也不再有那些滚烫的“我想你”。更多的是一些简单的问候：“家里都好吧？”“阿念听话吗？”“钱收到了吗？”信的落款，也从“想你的建社”，变成了规规矩矩的“陈建社”。

我安慰自己，他学习忙，功课紧，没有时间写长信是正常的。

可是，他寄回来的钱，却越来越多了。从最初的几块钱，到后来的十几块，甚至二十几块。我有些疑惑，问他哪来这么多钱。他在回信里轻描淡写地说，是他在学校里给老师帮忙，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老师给的补助。

婆婆看到钱，高兴得不得了，说他儿子有本事，在大学里都能挣钱了。只有我，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安。钱，好像正在变成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他用越来越多的钱，来弥补越来越少的温情。这种感觉，让我心里发慌。

那年暑假，我满心期盼着他能回来。我早早地就开始给他准备换洗的衣服，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阿念也已经三岁了，我天天教他说：“爸爸要回来了，爸爸要回来了。”

可是，我等来的，却是一封信。信里说，学校组织他们去外地实习，时间很紧，就不回家了。信里还夹着三十块钱，他说，让我给阿念买点好吃的，给我和娘扯几尺新布做衣裳。

我捏着那三十块钱，心里空落落的。整个夏天，我都提不起精神。婆婆倒是不以为意，她说：“实习是正事，说明学校看重他。男人嘛，要以事业为重。”

我无力反驳。只能在夜里，抱着儿子，默默地流泪。我开始怀疑，那个曾经跟我说“我们一家人再也不分开”的男人，是不是已经忘了他的承诺。

第5章 闺蜜的警告

时间进入了第三年，建社的信，已经变成了几个月一封的“家书”，内容更像是例行公事的工作汇报。而我，也渐渐习惯了这种失望。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儿子阿念和地里的农活上。日子像一潭死水，掀不起半点波澜。

我和婆婆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建社在家时，婆婆对我客客气气，毕竟我是这个家的“功臣”。可建社走后，尤其是在他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之后，婆婆的腰杆子似乎也硬了起来。她开始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念叨，说她儿子现在是大学生了，是城里人了，将来前途无量。

有时候，我因为农活太累，回家晚了点，她就会拉长着脸说：“一个女人家，天天在外面抛头露面像什么样子。建社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你就在家享福，连个饭都做不好。”

我听了心里委屈，却不想跟她争吵。我知道，她是心疼儿子，也是在为儿子未来的“城里人”身份，提前在我这个“农村媳妇”面前建立优越感。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

唯一能让我倾诉心事的人，是我在这里最好的朋友，王春燕。她也是下乡知青，后来嫁给了村里的一个瓦匠，为人爽朗，心直口快。

那天，我去她家还上次借的镰刀，正碰上她男人在院子里给孩子做木马，一家人其乐融融。看到那一幕，我心里又是一阵酸楚。

春燕看我神色黯然，把我拉进屋里，给我倒了碗水，问道：“素问，又跟你婆婆置气了？”

我摇摇头，没说话。

春燕叹了口气，坐到我身边，一针见血地问：“是不是陈建社又没来信？”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再也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小声地哭了起来。这些年积攒的委屈，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

春燕没劝我，就静静地拍着我的背，等我哭够了，她才递给我一块手帕，说：“素问，有些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说了，怕你伤心；不说，又怕你一直这么傻下去。”

我抬起头，用红肿的眼睛看着她。

“你有没有想过，陈建社……他可能在外面有人了？”春燕的声音压得很低。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中了我的天灵盖。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我从来没有往这个方向想过，或者说，我不敢去想。

“不……不会的……”我下意识地反驳，“建社不是那样的人。他只是……学习太忙了。”我的声音连自己都觉得没有底气。

“忙？再忙，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吗？”春燕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素问，你醒醒吧！男人一进了城，见了世面，心就野了。你看看他，第一年，信写得那么勤，因为他刚去，还没站稳脚跟，还需要你这个家做后盾。现在呢？他在学校里待了快三年了，人脉也有了，眼界也开了，你这个农村的家，对他来说，可能已经不是港湾，而是累赘了。”

“他每个月都寄钱回来……”我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钱？”春燕冷笑一声，“钱算什么？钱是最好打发人的东西！他用钱来堵你的嘴，来买他自己的心安理得。他觉得，我给了你钱，养着你们娘俩，我就尽到责任了。至于感情，他可能早就给了别人了。”

春燕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把我用来自欺欺人的外壳，一层一层地剥开，露出里面血淋淋的现实。我浑身发冷，手脚冰凉。

“我去年去县城，听我一个远房亲戚说，他在省城师范大学有个同学，说他们学校有个叫陈建社的，学习很好，还是学生干部，跟他们系里一个城里来的女同学走得很近，两个人经常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吃饭。那个女同学，听说家里条件很好，父亲还是个什么干部。”

春燕看着我惨白的脸，有些不忍，但还是继续说道：“素问，我跟你说这些，不是想让你难受。我是想让你给自己留条后路。你不能再这么傻傻地等下去了。你得为自己和阿念想想。你把改变命运的机会给了他，他现在翅膀硬了，要飞走了，你怎么办？”

我呆呆地坐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春燕说的那个场景，那个叫陈建社的男人，和那个城里来的女同学，一起在明亮的图书馆里看书，在干净的食堂里吃饭……那个画面，离我的世界那么遥远，却又那么真实地刺痛着我。

我甚至能想象出建社的样子。他一定已经脱下了那身打补丁的旧衣服，穿上了城里流行的“的确良”衬衫。他一定已经改掉了满口的乡音，说上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跟那个女同学谈论的，一定是诗词歌赋，是人生理想，而不再是我信里写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农家小事。

我，林素问，连同我身后的这片土地，这个家，都成了他急于摆脱的过去。

从春燕家回来，我大病了一场。我躺在炕上，发着高烧，整个人昏昏沉沉。婆婆以为我只是累着了，给我熬了点姜汤，嘴里还埋怨着：“身子骨就是弱，干点活就倒下了，哪像我们庄稼人。”

在那些昏沉的梦里，我反复地回到1977年的那个秋天。我梦见我没有把名额让出去，我坐上了去县城考试的拖拉机，我走进了考场，我在大学的课堂里听课……梦里的我，笑得那么开心，那么自信。

可是一睁眼，看到的还是这个低矮、昏暗的土坯房，闻到的还是呛人的油烟味。巨大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病好后，我像变了个人。我不再期盼他的信，也不再对着他的照片发呆。我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阿念身上。我开始教阿念认字，背唐诗。我把他送我的那支钢行笔，用到了自己身上。我重新拿起了那些被我束之高阁的书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一点地温习。

我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或许，只是想抓住一点什么，证明我林素问，除了是陈建社的妻子，陈念的母亲，我还是我自己。

第四年，建社毕业了。他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第一时间回来接我们。他来了一封信，说他因为成绩优秀，被留校当了辅导员，工作很忙，暂时走不开。他说，等他安顿好了，办好手续，就来接我们。

信里，他又夹了五十块钱。

这一次，我没有再抱任何幻想。我平静地收下钱，平静地把信烧掉。我知道，等待我的，不会是全家团聚的喜悦，而是一场我必须独自面对的暴风雨。

我只是没想到，这场暴风雨，会来得这么快，这么残忍。

第6章 一纸红章

暴风雨来临的那天，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秋日午后。

我正在院子里翻晒新收的谷子，金黄的谷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像碎金子一样。阿念在院子角落里，用泥巴捏着小人，嘴里哼着我教他的童谣。岁月静好，仿佛之前所有的不安和伤痛，都只是我的错觉。

邮递员骑着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在院门口停下，扯着嗓子喊：“林素问，有你的邮包！”

我的心猛地一沉。不是信，是邮包。

我擦了擦手，走过去，从邮递员手里接过那个熟悉的牛皮纸包裹。包裹不重，方方正正的，上面寄件人的地址，写的是省城师范大学，寄件人，是陈建社。

我抱着邮包回到屋里，阿念也跟了进来，好奇地问：“娘，是爸爸寄来的吗？里面有给我买的玩具吗？”

我勉强地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可能有吧，娘打开看看。”

我的手有些发抖，找了半天剪刀才把包裹上的绳子剪开。我一层层地剥开牛皮纸，心里还在给自己做着最后的心理建设。或许，是我想多了。或许，里面是他给我们买的新衣服，或许，是他终于办好了手续，寄来了接我们去城里的车票。

然而，当包裹里的东西完全展现在我面前时，我所有的幻想，都碎成了齑粉。

里面没有新衣服，没有车票，也没有给阿念的玩具。

只有一本崭新的小册子，和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汇款单。

那本小册子，是那么的刺眼。红色的封皮，烫金的“离婚证”三个大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烫在了我的眼睛里。

我颤抖着手，翻开那本离婚证。上面贴着他的单人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斯斯文文的，完全没有了当年那个农村青年的影子。他对着镜头，笑得温和而疏离。

在夫妻关系一栏，写着“因感情破裂，双方自愿离婚”。而另一方，我的名字——林素问，后面是空白的，没有照片，也没有签名。最下面，盖着一个鲜红的、硕大的法院公章。

旁边那张汇款单上，写着一个惊人的数字：五百元。

在那个工人一个月工资只有三四十块的年代，五百元，是一笔巨款。

我明白了。

他连回来跟我当面说一句“我们离婚吧”的勇气都没有。他用这种最冷酷、最轻蔑的方式，给我五年无怨无悔的付出，做了一个了断。

这五百块钱，不是给我的补偿，是给我的买断费。买断我为他牺牲的青春，买断我为他放弃的梦想，买断我们之间所有的恩情和夫妻名分。他以为，用钱，就可以把自己从这段关系里，摘得干干净净。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感觉不到愤怒，也感觉不到悲伤，只有一种被彻底掏空的麻木。我呆呆地坐着，手里捏着那本离婚证，浑身冰冷，仿佛坠入了冰窟。

“娘，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阿念稚嫩的声音，把我从麻木中拉了回来。

我低下头，才发现眼泪早已不知不觉地流了满脸。我一把抱住儿子，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放声大哭。那哭声里，有被欺骗的愤怒，有被抛弃的绝望，有对我自己识人不清的悔恨，更有对我那段逝去的青春和梦想的无尽哀悼。

婆婆听到哭声，从外面冲了进来，看到我手里的东西，她也愣住了。

“这……这是啥？”她一把抢过离婚证，戴上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着。当她看清楚那上面的字时，她的脸瞬间变得煞白。

“这个！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她气得浑身发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他怎么敢！他怎么敢这么做！”

我以为，婆婆会像从前一样，下意识地维护她的儿子。但这一次，她没有。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老泪纵横：“素问……我对不起你……是我们陈家……对不起你啊！”

她瘫坐在地上，一边捶着自己的胸口，一边嚎啕大哭。哭她那个出人头地却忘了本的儿子，也哭她自己那个破碎的、想跟着儿子去城里享福的美梦。

我们婆媳俩，一个抱着孩子，一个坐在地上，哭声在小小的土坯房里回荡，凄凉而绝望。我们都被同一个男人抛弃了。我失去的是丈夫和爱情，而她，失去的是引以为傲的儿子和后半生的依靠。

哭过之后，是死一般的沉寂。

晚上，我没有做饭。婆婆也没有催。我们俩相对无言地坐着，直到天色完全黑透。

最终，还是我先开了口。我的声音异常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娘，明天，我想去一趟城里。”

婆婆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着我：“你去……你想去找他？”

我摇了摇头：“不。我不是去找他。我是去把这件事，做个了断。”

我不会像个怨妇一样去哭闹，去质问他为什么。因为答案，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那张离婚证和那五百块钱上了。他已经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陈建社了。

但是，我也绝不会这么不明不白地，就让他用一纸文书和一沓钞票，把我打发掉。

我林素问，不是一件可以被随意丢弃的旧物。我为这个家付出的一切，我被他偷走的人生，必须有一个说法。

第7章 城里的陌生人

第二天一早，我把阿念托付给春燕，然后找到了婆婆。

“娘，把家里的钱都给我吧。”我平静地说。

婆婆没有犹豫，从炕头的柜子里，拿出一个用布包了好几层的小包袱，递给我。那是这些年建社寄回来的钱，除了日常开销，剩下的我们一分都没动，都攒着。

“素问，你……你打算怎么办？”婆婆担忧地问。

“您放心，我不会去闹事，丢陈家的人。”我看着她，“我只是去拿回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我带上钱，带上那本离婚证，坐上了去县城的班车，又从县城，转了长途汽车，颠簸了一天一夜，终于来到了省城。

这是我第一次来省城。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到处都是我没见过的新鲜事物。可我没有心情去看这些。我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找到了省城师范大学。

站在气派的大学校门口，看着那些穿着干净、朝气蓬勃的大学生们，我的心里一阵刺痛。这里，本该是我的地方。

我向门卫打听陈建社的名字。那个年代，大学老师是稀罕人物，门卫大爷很热情，告诉我陈老师就在中文系的办公楼。

我按照他的指引，找到了那栋三层的红砖小楼。我站在楼下，犹豫了很久，才鼓起勇气走了进去。

我在一间挂着“辅导员办公室”牌子的门前停下。门虚掩着，里面传来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所以，这次的迎新晚会，我们中文系一定要办出特色，要体现出我们的人文底蕴……”

那个声音，温和、沉稳，带着一丝知识分子特有的腔调。是建社的声音。但他说话的方式，已经完全变了。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门。

办公室里，有三四个人，正在围着一张桌子讨论着什么。坐在主位上的那个男人，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他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随即，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就是陈建社。

几年不见，他变了太多。他白了，也胖了些，身上再也看不到一丝乡土气息。那副金边眼镜，让他显得斯文，也让他眼里的神情，变得让我看不透。

办公室里其他几个人，看到我这个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风尘仆仆的农村妇女，都露出了诧异的目光。

“你……你怎么来了？”陈建社站了起来，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这时，一个穿着碎花连衣裙、烫着时髦卷发的年轻女孩站了起来，走到陈建社身边，很自然地挽住了他的胳膊，好奇地问：“建社，这位是？”

她的动作，像一根针，扎进了我的心里。我想，她应该就是春燕口中那个“城里来的女同学”了。

陈建社的脸色变得极其不自然，他不动声色地把自己的胳膊从女孩手里抽了出来，对其他人说：“你们先讨论，我……我处理一点私事。”

他把我带到办公室外面的走廊尽头，压低了声音，语气里带着一丝责备：“你来这里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信里说吗？”

我看着他，这个我曾经深爱过的男人，这个此刻在我面前，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我的男人，忽然觉得一阵恶心。

我没有跟他废话，直接从布包里，拿出了那本离婚证，和那张五百块钱的汇款单，递到他面前。

“陈建社，”我叫他的全名，“我来，是想问你三件事。”

他看到离婚证，眼神闪躲了一下，不敢看我的眼睛。

“第一，这离婚证，我没有签字，也没有去过法院，它是怎么来的？”

他沉默了片刻，才低声说：“我找了关系。我说你同意了，只是人在农村，来不了。”

我冷笑一声。好一个“找了关系”。他已经学会了用这些城里人的手段，来解决他不想面对的麻烦。

“第二，”我继续说，“这五百块钱，是什么意思？”

“是……是我给你的补偿。”他的声音更低了，“我知道，这些年你辛苦了。这点钱，你拿着，给阿念，也给你自己，以后……”

“补偿？”我打断他，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陈建社，你觉得，我放弃的那个高考名额，值多少钱？我这五年守活寡一样拉扯孩子、孝敬你娘的青春，又值多少钱？你用五百块钱，就像把我打发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他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第三，”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你对得起我吗？”

这个问题，像一块巨石，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心上。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挣扎。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颓然地低下了头。

“素问……我……”

“你不用说了。”我不想再听他任何的辩解和谎言，“我今天来，不是来求你回心转意的。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林素问，不是你可以随意欺辱的傻子。”

我把那本离婚证，当着他的面，撕成了两半。

“这个婚，我离。但不是用你这种卑劣的方式。”我说，“我会回村里，去公社，堂堂正正地起诉离婚。理由，就是你陈建社考上大学后，抛妻弃子，另觅新欢。”

他脸色大变：“你……你不能这么做！这会毁了我的前途！”

“现在知道怕了？”我看着他惊慌失措的样子，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无尽的悲凉，“你毁掉我人生的那一刻，怎么就没怕过？”

我把那张五百块钱的汇款单，连同我从家里带来的那个钱袋，一起拍在他的胸口。

“这五百块，你拿回去。还有这里面，是你这些年寄回来的钱，除去我们娘俩最基本的开销，剩下的都在这里。我林素问，不花你陈建社一分一厘的‘补偿金’。”

“我只要一样东西。”我盯着他，“阿念的抚养权，必须归我。从今往后，他跟你陈建社，再无任何关系。你每个月，必须支付他的抚养费，直到他十八岁成年。这是你作为父亲，必须尽的责任。”

他被我这番话镇住了，呆呆地看着我，仿佛从来不认识我一样。

是啊，他认识的那个林素问，是温顺的，是隐忍的，是会为了“大局”牺牲一切的。他从没见过我这样，冷静、决绝，寸步不让的样子。

是他，亲手把我逼成了这样。

说完这些，我没有再看他一眼，转身就走。

当我走出那栋办公楼，重新站在阳光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但我心里，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我结束了。我亲手结束了这段让我痛苦了五年的婚姻，也结束了我对自己曾经那个选择的所有幻想。

我没有回头。我知道，那个叫陈建社的男人，已经彻底地死在了我的过去里。从今往后，我的人生，要为我自己，为我的儿子，重新开始。

第8章 红旗下的新生

我回到村里，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了公社，递交了离婚起诉书。

正如我所料，陈建社怕了。他怕事情闹大，影响他在大学里的“大好前途”。没过多久，他就托人捎信回来，同意了我所有的条件。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我拿到了盖着公章的离婚判决书，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儿子陈念由我抚养，陈建社每月支付抚养费十五元。

这件事，在红旗大队引起了轩然大波。村里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同情我，骂陈建社是白眼狼，是现代陈世美。也有人说我傻，放着城里人的太太不当，非要离婚，还把五百块钱给退了回去。

对于这些议论，我一概不理。我把儿子的名字，改了，跟我姓，叫林念。

婆婆，不，现在应该叫张兰了。她在我办完离婚手续后，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她没有骂我，也没有再提她那个儿子。她只是默默地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搬回了陈家的老屋。我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怨恨，只剩下一种尴尬的、无法言说的沉默。我知道，她心里是怨我的，怨我把事情做得这么绝，让她在村里抬不起头。但她也知道，是她的儿子，亏欠我在先。

我和林念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没有了男人，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在农村要承受的流言蜚语和生活压力，是巨大的。但我没有被打倒。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生活中。我白天拼命地干活，挣工分，晚上就陪着儿子读书写字。我把我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林念身上。

转机，发生在我离婚后的第二年。

村里的小学，缺一个代课老师。大队书记知道我有文化，就找到了我，问我愿不愿意去。一个月虽然只有几块钱的工资，但能挣几个工分。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当我第一次站在那间破旧的、四面漏风的教室里，看着下面几十双清澈、求知的眼睛时，我忽然找到了我人生的新方向。

我把我当年为了高考而复习的那些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了这些孩子们。我教他们认字，教他们算术，教他们背唐诗，给他们讲山外的世界。我把我没能实现的大学梦，寄托在了这些孩子的身上。

渐渐地，村里人对我的看法也变了。他们不再叫我“陈建社的堂客”，而是尊敬地称呼我一声“林老师”。

我用我挣来的微薄工资和陈建社寄来的抚养费，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我给林念买了新书包，给自己添了一两件新衣服。我家的那盏煤油灯，每晚都会亮起，灯下，是我备课的身影，和儿子认真写作业的侧脸。

日子虽然清贫，但我的内心，却是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我不再是谁的附属品，我靠我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严，也找到了自我价值。

很多年过去了，林念在我的教导下，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1992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学的是法律。

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带着他，去了我父母的坟前。我把通知书在墓碑前展开，泪流满面地对他们说：“爸，妈，你们看，我没有辜负你们。我们的家里，终于又出了一个大学生。”

林念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成了一名优秀的律师。他好几次要接我去北京享福，我都拒绝了。我说：“我离不开这里的孩子，也离不开这片土地。”

红旗大队，早已变成了红旗村。我教过的学生，一批又一批地走出了大山，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干部，还有的也考上了大学。他们每次回来，都会来看我，给我带来城里的各种新鲜玩意儿，亲切地叫我“林老师”。

至于陈建社，我后来也零星地听到过一些关于他的消息。听说，他和我离婚后，很快就和那个城里女同学结了婚，岳父确实是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帮了他不少。他在大学里步步高升，后来成了系主任，小有名气的学者。

听说，他们也有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再后来，听说他的妻子身体一直不好，常年住院，花销很大。他的日子，过得也并非外人想象的那般光鲜。

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只是一个名字，一个每月准时出现在汇款单上的名字，直到林念十八岁。从此，我们的人生，再无交集。

有一年冬天，下着大雪。张兰病重，托人捎信，说想见我一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去了。

陈家的老屋，比以前更加破败了。她躺在炕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看到我，她浑浊的眼睛里，流下了眼泪。

她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素问……是我……当年……是我害了你……我不该……不该逼你……”

我摇了摇头，帮她掖了掖被角，轻声说：“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怨恨，早已被岁月磨平。回头看，我甚至有些感谢他当年的那份绝情。如果不是他，我或许会一辈子做一个依附于他的女人，在日复一日的等待和失望中，耗尽自己的一生。

是他，用最残酷的方式，把我推向了绝路，却也逼着我，走出了一条属于我自己的、新生之路。

送走了张兰，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雪地里。雪花落在我的头发上，很快就融化了。我想起1977年，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决定。我确实失去了很多，但我得到的，是一个独立、完整、被尊重的自我。

人生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有时候，放弃，是为了更好地拥有。而那张盖了红章的离婚证，对我而言，不是终点，而是我林素问，真正人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