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李渊的儿子，不仅熬死了李世民，还熬死了李世民的儿子！

有一个王爷，手握金印，却从未插手过朝堂，却能活过了两朝帝王，却为何始终被史书记作“荒唐无为”呢？

唐高祖李渊最小的儿子李元婴，就这样一路熬了过来。李渊称帝之初，这个小王爷还在襁褓里打着嗝儿，谁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他会成为兄长李世民和侄子李治接连跌落江湖后的“最后幸存者”。

当年，李渊起兵关陇，哥几个都年轻气盛，唯独李元婴跟这个纷争没半点关系。李世民屡立战功，亲率精锐打下关中、河东，功高盖主。

李建成和李元吉也都虎视眈眈，想分一杯羹。可李元婴呢？

整天吃饱了就睡，醒了就练拳，练厌了就画画，从不关心将帅提挈、府州辨别这档子事。李世民眼见兄弟俩难以调和，必须做个“二选一”，于是才有了玄武门一血。

只有李元婴被留在后宫深处，不问世事，也算是他“无心”的福份。

他升迁速度，简直无人可比——从一个懵懂小王爷，一步到晋封潞王。只是这“升迁”与朝政毫无瓜葛，俨然是把他关在了与庙堂无缘的“玩物”位置。

可李元婴并不嫌，猛吃肉、酣饮酒，一改众王清正形象，从此在长安城里，住进了金碧辉煌的府邸，夜夜笙歌，美人如云。

一次酒宴过后，几个侍卫想起他还没看过洛阳纸贵，就拉着他出了城。天色已晚，街巷昏黄，摊贩收摊，路人稀少，李元婴却像饿狼般四处寻香，见小贩手里的萝卜饼香气扑鼻，竟一下子掏出银两，豪气包下一车。

小贩连声道谢，他挥手便走——可那辆满载萝卜饼的车子，却被几个死党一把牵走，丢给了冷眼旁观的路人。路人窃笑：潞王这“行善”，真够独特。

而此时，朝堂之上已是另一番景象。李世民励精图治，实行三省六部制，裁汰冗员，重用贤良，贞观之治就在这种高效运转里铺展开来。

可元婴根本不搭理，他只在宫中设画舫，以丹青会友。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

有人问他：“王爷，朝中正事可听过？”他撇撇嘴，笑道：“管他半点。

”这句话一出口，却成了他在史书里最响亮的注脚。

时光一晃，李世民坐稳七年之久，四海太平。可谁也没料到，他却在秋日里一喘气，驾崩于含元殿。

天下人一片哀嚎，哭声震天。而李元婴呢？

他依旧在府中画画，一笔一画，毫无停顿；一曲笛声，从厅堂流出，传到门外。等到宫里使者来请他上朝哀吊，他只淡淡道：“太子崩殒，我心有感，但画未尽，且等他日罢。

”说完把笔一甩，径自归去。众官无可奈何，只好写了张名义上的祭文，敷衍了事。

有人不解：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怕触怒新君？可李元婴却有他自己的算盘。

因为他从来不参朝议，不谋军国；也从未拉拢党羽，结交权贵。李治即位后，看在他是李世民妃子幼子份上，也没在意他如何“消遣”。

更何况，元婴深知——低调，才是活命的最高技俩。于是他继续装作“玩物”，越发散漫，也越发张扬。

不过，外人只见他喝酒作乐，却不知道他夜夜挑灯苦画。深宫画舫里常燃青灯，笔墨狼藉，屡有画师被他驱赶：因为零丁，只因不够“传神”。

他曾挥笔为一位禁苑花卉题诗，墨迹未干，又嫌字距不对，生生撕去三分之二，只留中心，却令那幅残卷反倒叫人千古称绝。有人称他是“画坛怪杰”，他却笑笑：“怪杰？

也就多点眉目吧。”

谁能想到，这位整日纸醉金迷的王爷，竟有如此天分？唐高宗李治朝中，曾几次想征召他入府，请他为宫廷绘画，连殿阁装饰图样也想让他一手包办。

可元婴却借口“心中自在，难受拘束”，一次又一次推辞，甚至托词要上山隐居，结果连山脚都没到，倏忽踏着轻步回长安，继续他的“王爷日常”。渐渐地，朝中再也懒得去请他，就任由他画画喝酒，听听外间传来的政声。

他在唐朝的生命力，真可谓异常顽强。因为无心插手朝政，无意染指权位——他才安然度过了李世民的检阅，躲开了李治的关注，直到自己寿终正寝。

有人说，他是李渊手里最后的一张王牌，却从未亮过；也是李世民北征南讨时唯一一个“不惹事儿”的兄弟。可他却用“荒唐”换来“苟活”，把活着当成唯一的正事。

有时我会想，若他真心向政，是不是能成就一番不同的风景？又或是，他早就明白，朝堂险恶，不如画舫清幽。

因而甘心做那“只画不治”的怪王，远比宫中的勾心斗角来得洒脱。李元婴这一生，与权力保持着“最安全”的距离，却也用自己的笔墨，给盛唐留下了一抹难得的个性底色。

或许，这就是他留给后世最深的启示：在刀光剑影的权谋世界里，阿谀迎合者众，拒绝参合者寡；但恰恰是那寡少的“局外人”，才能把生命活得最鲜活。参考资料：市面史籍辑佚辑、《资治通鉴》卷一八九，及《旧唐书》卷六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