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徐悲鸿到底有多滥情，长女90岁一语道破

“爸爸到底爱过谁”，九十岁的徐芳芳把那个助听器往前挪了挪，对着镜头就那么轻轻说了一句，“他一辈子都在画马，却很少真正牵住一个人的手”，一句话，就把那个被捧上神坛的徐悲鸿，拉回了满是烟火气的人间。

1912年，宜兴屺亭桥，十七岁的徐悲鸿，他爸就把他按在病床前头，让他把婚结了，新娘的盖头他看都没看，人就冲出去了，在河边上用冷水一个劲儿地拍脸，第二天，他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劫生”，劫难而生嘛，七年后，孩子没了，媳妇也病死了，他连夜跑回去，就在坟头上插了根柳树枝，第二天一早就奔上海去了，他们家族谱里，那个原配连个名字都没留下，就一个空格，跟拿橡皮擦掉了一样。

1917年，上海哈同花园，樱花树底下，二十三岁的徐悲鸿手里攥着一张去东京的船票，等着十八岁的蒋棠珍，她那边把跟查家的婚约给剪了，把自己本来的名字“碧薇”，刻了个小印章，塞他手心里，俩人在东京湾的船上，对着月亮发誓，这辈子就做彼此的自由人，可那誓言哪儿顶得住柴米油盐，巴黎的冬天，房租都欠了三个月，蒋碧薇挺着个大肚子跑去洗衣坊找活干，一回头，徐悲鸿把刚到手的救济金，全换了张伦勃朗的铜版画，她当场就把画给摔了，那铜版上凹进去一个角，就像他们俩的婚姻，有了第一道裂缝。

1930年，南京中央大学的画室，孙多慈捧着一篮子枫树苗站在门口，那姑娘十九岁，怯生生地喊了声“徐先生”，徐悲鸿一抬头，阳光正好打在她耳朵后边的碎头发上，后来，他给她改名叫“多慈”，画室里也多了幅没画完的《少女像》，蒋碧薇听到了风声，带着娘家人就冲到学校里，把孙多慈的素描撕得跟雪片一样，第二天，那一百棵枫树苗，全被人从根上砍断了，烧成一堆黑炭，徐悲鸿就把画室名字改成了“无枫堂”，还刻了个印章，跟给自己钉了块耻辱牌似的，孙多慈的爹连夜把女儿嫁给了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出嫁前一晚，多慈把徐悲鸿给她画的那些速写，一张一张全扔进了炭盆里，火光照着她的脸，一滴眼泪都没掉。

1942年的桂林，十六岁的廖静文提着行李，站在美术学院门口，兜里就剩下八毛钱，徐悲鸿让她去做图书管理员，第一天就给她预支了半个月的工资，十年后，北京东受禄街，俩人在胡同口的小教堂结了婚，来的客人就八个，廖静文后来回忆，新婚那晚上，徐悲鸿在日记里写，“我负人太多，但愿余生不负静文”，可也就八年，他就因为脑溢血，倒在了她的胳膊里，整理遗物的时候，廖静文在箱子底，翻出了那枚“无枫堂”的印章，上面还沾着干了的朱砂，像一块凝固的血。

1953年9月26号，北京医院，五十八岁的徐悲鸿最后一次醒过来，他看着床边的廖静文，嘴唇动了半天，就吐出两个字，“碧薇……”，那声音轻得跟窗户外头飘下来的梧桐叶子似的，廖静文转身就出了门，在走廊里哭到干呕，三个月后，她把所有的画，所有的藏品，还有房子，一股脑全捐给了国家，就留下那枚“碧薇”的小印章，锁进了抽屉，再也没打开过。

2017年，台湾淡水，九十三岁的蒋碧薇坐在藤椅里晒太阳，有人拿了本徐悲鸿的画册给她，她随手翻到那张《箫声》，画里那个女人的背影特别好看，老人用指尖轻轻摸着画纸，突然就笑出声了，“他画我的时候，总嫌我颧骨高，后来画别人，倒都按我的模子起稿”，笑完了，她把画册合上，看着窗户外头，海面上连一艘船都没有。

徐芳芳说，她爸临死前，塞给她一支钢笔，让她替他写完回忆录，可那支笔她收了六十多年，一个字都没写下来，“写什么呢”，老人抬起眼，北京初冬的阳光照得她眼眶亮亮的，“写他爱过谁，还是谁爱过他，说到底，他只有画布上的马，永远跑在空白处，从不回头”。

徐悲鸿的墓在北京八宝山，碑上刻着他画的奔马，每年清明，廖静文的女儿会去扫墓，蒋碧薇的孙子也悄悄地放下一枝樱花，两束花就那么并排躺着，像两条平行线，终于在天边悄悄地碰头了，而那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原配，坟头早就被油菜花给盖住了，风一吹过来，那花浪一起一伏的，真像他笔下那些永远也停不下来的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