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觉得奇怪：日军几乎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却为何没有染指陕西

黄河对岸，风陵渡的渡口上，那面膏药旗升起来了。

隔着滔滔的河水，那红膏药一样的圆，就那么明晃晃地扎在陕西人的眼窝子里。

1937年11月，太原城破了，冷风顺着山西高原往死里刮，刀子一样。

日本人站在河那边，用望远镜盯着潼关，眼神里全是贪婪。

当时他们华北方面军的头头寺内寿一，话撂得挺硬：“拿下陕西，就等于掐住了中国的脖子。”

这话传过来，整个陕西的空气都凝固了。

潼关背后，是八百里秦川，是西南大后方，是陪都重庆。

这道门要是开了，后果谁都清楚。

但怪就怪在这里，从这年冬天开始，一直到1945年日本人滚蛋，他们那些吹上天的精锐部队，打了华北打华中，就是没能把一只脚踏上陕西的土地。

不是不想，是真过不来。

黄河拦着，黄土高原上挖的土城拦着，更要命的是，人心拦着。

当时守这条线的是国军第38军，军长叫孙蔚如，地道的陕西冷娃。

眼瞅着家门口让人堵上了，亡国论的调调到处飘，人心惶惶。

孙蔚如没说废话，直接跑到西安的广播电台，对着麦克风，把话喊给了全陕西的老少爷们听：“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这声音通过电波，传遍了关中的村村落落，那意思就是，只要黄河还在吼，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他还算了一笔账，一笔血淋淋的账，对着全国人说的：“打仗，不能光看谁的枪好炮多。

得算总账，算谁的家底厚，谁能熬得久。

咱们四万万五千万人，就拿人命跟他们六千万人换。

就算最后只剩下三户人家，我们也能把中华民族的根再续上！”

这话不是喊口号，是把底牌掀了。

我们的底牌不是飞机大炮，是这片土地，是这土地上打不垮的人。

这股子劲儿，一下就钻进了守河防的每个兵心里。

从此，黄河岸边再也没有孬种。

营长张希文，阵地被撕开个口子，他二话不说带着全营的人摸上去，跟鬼子拼了一宿刺刀，硬是把口子堵上了，自己和全营弟兄没几个活下来的。

军长赵寿山，拍着胸脯跟上头保证：“望原丢了，我提头去见！”

这不是说大话，是真的准备好用命去填。

光有气势不行，日本人不信这个，他们信大炮。

从1937年11月7号第一发炮弹落在潼关城墙上开始，沿着黄河几百里的防线，一场挖死人的大工程就没停过。

那工事修得邪乎，规矩死得很，为了让碉堡足够硬，连拌水泥的水，都得是清水，专门派人从几里外一担一担挑过来，浑水一概不要。

钢筋、石子、黄土搅和在一起，在高原上硬是掏出了一座看不见的地下城。

这地下城可不是一个个孤零零的炮楼。

五米多深、几十米宽的交通壕，像蜘蛛网一样，把所有的碉堡、暗堡、观察哨全连了起来。

兵员调动，运送弹药粮食，全在地下走。

天上的飞机看不见，对岸的大炮够不着。

从韩城到潼关，这条地下通道就是士兵的保命符。

日本人到底往这边扔了多少铁疙瘩？

潼关城里有个老百姓，他不用笔记，用豆子记。

1938年，他家报时的钟让炮弹震坏了，他就找了个大盘子，天上来一架飞机扔个炸弹，或者对岸打过来一发炮弹，他就往盘子里扔一粒豆子。

等到抗战胜利，家里人一数，盘子里的豆子，足足有一万四千八百多颗。

1940年农历六月初三那天晚上，炮声就没停过，天亮后他往盘子里一看，一夜之间多了三百一十六颗豆子。

炮火能把地犁平，但就是掀不翻这些黄土里的工事。

如今你去黄河边上转，还能在花椒林里找到当年暗堡的口子，黑洞洞的，像一只只沉默的眼睛。

守住防线，一半靠人挖，一半得靠老天爷帮忙。

这个老天爷，就是黄河。

日本人习惯了在平原上开坦克，在海上开军舰，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秦晋峡谷里的黄河是个什么德性。

那不是河，是一条疯了的龙。

水流急得像脱缰的野马，河里到处是能把船吸进去的漩涡。

1939年，有个在宋家川渡口被俘虏的日本兵，吓得脸都白了，他说：“我们的船一到河中心，一个浪头打过来就跟一座山一样，船颠一下，我们魂都吓没了，腿肚子发软，枪都端不稳，还打什么仗？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这不是怂，是实话。

1938年3月，日本人憋足了劲，弄来四十多艘橡皮艇，想趁着炮火掩护，硬冲过河。

船刚下水，潼关这边的大炮就响了，炮弹跟长了眼睛一样，专往他们炮兵阵地和河道中间砸。

更多的橡皮艇，根本不用炮弹招呼，黄河一个浪头卷过来，就直接扣水里了。

那些在陆地上嗷嗷叫的日本兵，到了黄河里，就成了被水拍打的落汤鸡，连挣扎的力气都没有。

来一次，败一次。

黄河用最不讲理的方式，告诉他们此路不通。

战争从来不是光靠前线士兵拼命。

在陕西，这是一场所有人都上了战场的仗。

延安那边，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成了全国抗日的脑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全国人指了条明路。

国共合作，八路军的部队和孙蔚如的部队就在黄河边上，你守一段我守一段，防线铁桶一样。

后方的人也没闲着。

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自己裤腰带勒得紧紧的，愣是给前线送去了上百万石粮食，二十多万双军鞋。

一百五十万匹骡子、毛驴组成的运输队，白天黑夜地在山路上跑，把东西送到士兵手里。

生意人也没掉链子。

上海的荣氏纺织厂，为了躲轰炸，一路迁到宝鸡，经理李国伟领着工人，直接在山里挖窑洞，把机器搬进去，建了个“窑洞工厂”。

机器在土洞里轰隆隆地响，每年能织出十二万多匹布，做成军装，送到黄河边上。

还有韩威西、薛道五这些企业家，拿出家底办药厂，解决了军队最头疼的缺医少药问题。

从地里刨食的婆姨，到窑洞里纺纱的工人，再到捐钱捐物的商人，每个陕西人都在用自己的法子打鬼子。

这股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比任何工事都管用。

日本人的“五号作战计划”，也就是进攻陕西的方案，在图纸上画了一遍又一遍，最终还是没能发动。

太平洋那边战事一紧，他们也抽不出兵力来啃这块硬骨头了。

他们想掐断的那个“中华咽喉”，最后成了卡住自己动弹不得的鱼刺。

战争结束后，孙蔚如将军再也没有回到军队。

潼关那个用豆子记炮弹的老乡，把盘子里那堆积如山的豆子倒掉了。

他家的钟，再也没修好过。

参考资料：
孙蔚如，《孙蔚如将军回忆录》。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抗日战争时期》。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王晓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黄河防线的构建与作用研究》。
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