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3月19日,71岁的黄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走出北京功德林监狱。根据特赦政策,他领到了政府发放的新服装、100元安置费,以及妥善保管的个人物品。此时的黄维已在战犯管理所度过27年,期间因坚持研究永动机、初期拒绝认罪等表现,成为众人眼中"骨头硬"的改造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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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赦后,黄维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后来又担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旁人看他日常整理资料、参加会议,似乎早已放下过去,可他的女儿黄惠南知道,父亲心里始终对两个人耿耿于怀,心绪难消。
第一位让黄维难以释怀的是郭汝瑰。1978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黄惠南陪父亲参会时,目睹黄维在会场门口驻足,目光紧盯着不远处的郭汝瑰,眉头紧锁,良久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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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厅长,其我党红色间谍的身份后来公开,淮海战役前,他负责制定徐州战区作战计划,所拟方案被及时传递至我方,最终促使蒋介石改变作战部署,将黄维兵团引入双堆集包围圈。黄维曾对黄惠南提及此事,语气中满是对"非战场胜负"的不甘。
比郭汝瑰更让黄维在意的是廖运周。1980年黄埔同学会在北京召开,黄惠南看到父亲与廖运周迎面相遇时,突然绷紧肩膀、梗起脖子,全程未打招呼,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直至其走远。这一场景,成为黄惠南记忆中父亲情绪最直接的外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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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和廖运周的交情始于1938年武汉战役。当时黄维任第18军军长,防守田家镇要塞,廖运周以黄埔五期生身份主动请教战术,提及兄长廖运泽与黄维同为黄埔一期同学后,两人迅速熟络。廖运周在战役中表现勇猛,率部顶住日军多次冲锋,黄维还曾为其请功,两人此后保持往来。
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黄维任第12兵团司令,特意将廖运周的第110师编入序列,委以突围先锋重任。彼时他并不知晓,廖运周早在1927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11月27日,廖运周率部阵前起义,导致黄维的突围计划彻底破产,解放军趁机收紧包围,最终黄维兵团全军覆没,其本人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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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7年改造生涯中,黄维始终对这场失败难以释怀。他将大量精力投入永动机研究,从1950年代起便绘制设计图,甚至用白糖替代齿轮润滑剂,战犯管理所后来还专门组织4名技术人员成立科研小组协助他,耗费经费加工配件,却始终未能成功。当旁人提及廖运周时,他常沉默不语,或直言"无法理解"。
1983年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黄维当选常务委员,与廖运周再度相遇。此次廖运周主动提出谈话,两人在休息室进行了长时间交流。廖运周坦诚讲述了自己的信仰选择与地下工作经历,黄维虽话语不多,却全程认真倾听。会后黄维对黄惠南表示,自己终于理解了对方的立场,多年的芥蒂逐渐消解。此后两人在政协场合相遇,已能点头示意,偶尔还会交流工作。
1989年3月,黄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全国政协对他的评价为"为人耿直,尊重感情,个性刚强,生活俭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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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再回看黄维晚年的耿耿于怀,本质上是对信仰抉择与战场恩怨的复杂反思。而黄维晚年积极为两岸统一事业奔走,也足见这位坚守一生军人气节的老人,最后也做到了与过往的历史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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