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冷少农小组专攻军事情报，李克农小组聚焦政治情报

1929年11月，担任沪中区宣传委员的李克农，经安徽同乡胡底的介绍，在一个摄影棚认识了组织关在法租界支部的钱壮飞。

时钱壮飞已获得徐恩曾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工作稳定，事业有成，在兴顺里租了带前后楼的大宅，将一家老小（包括发妻徐双英）陆续接到上海。

李、胡、钱三人在摄影棚的初次会面中，钱壮飞建议李克农去考取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新闻编辑一职，如陈养山汇报杨登瀛的情况一样，李克农按程序进行了汇报，得到上级同意。

“李克农经过认真准备，以优异成绩通过了考试。1929年12月，他被录用担任上述职务。”

李克农被录用后，徐恩曾接任叶秀峰的调查科长一职，即任命钱壮飞为其机要秘书，一应重大事项都交由钱壮飞办理，比如通过建立合法的通讯社网络扩充特工系统。

钱壮飞在中山东路“正元实业社”隔壁的中央饭店四楼，设立“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推荐胡底担任了民智通讯社的社长。

中央特科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组织关系分别从沪中区委、沪西区委转到中央特科，组成了三人党支部，由李克农任党支部书记，“龙潭三杰”由此形成。

后来，天津成立“长城通讯社”，钱壮飞又推荐胡底担任社长、妻弟张家胧担任记者；为便于传递情报，又让长女钱椒、女婿刘杞夫到南京；费侠自莫斯科回国后，也被钱壮飞安插在正元实业社。

而此时的冷少农，在郑坤的推举下，已打入何应钦的陆军训练总部，“在总监部办公室负责打点文件来往的工作”，而郑坤依然担任着何应钦的机要秘书，后来跟随何应钦到武汉，任湘鄂赣三省“剿共”总指挥部的作战科长。

冷少农小组专以搜集军事情报为主，李克农小组则以搜集政治情报为主，成为“插入敌人心脏的双锋利刃”。

为解决两个小组的情报传递路径，陈赓特地从上海赶到南京，会见了钱壮飞后，又以“赵华光”朋友的身份会晤了冷少农，陈赓告冷少农“今后你的情报不再由江苏省委转中央，而由钱壮飞同志经李克农同志转中央。”

按陈赓交代的时间地点和接头暗号，冷少农与钱壮飞接上了关系。

这两个小组日后对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红军，都起到了起死回生的关键作用。

冷少农，贵州瓮安人，毕业于贵州法政学校，结婚生子后投奔黄埔军校，被直接分配到军校政治部工作，与聂荣臻、黄第洪等人同时任周恩来的秘书，后在周恩来、周逸群介绍下入党。

在拜访昔时法政学校老师、今日已是军校总教官何应钦时，冷少农结识了同乡郑坤，两人很快成为互换帖子的生死兄弟，在周恩来批准后，冷少农发展郑坤为秘密党员，“周恩来再三嘱咐冷少农，郑坤的党员身份要绝对保密，不可与第三人说。”

武汉分共时，冷少农从武昌渡江到汉口，与聂荣臻接头，“聂荣臻交给冷少农一只皮箱和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对冷少农说，你的党员身份没有暴露，恩来决定让你到南京潜伏，皮箱里是你的新身份和服装，恩来在信中也写明了以后的接头方式和暗语。

周恩来信中告诉冷少农，以后与你冷少农接头联系的人，只要说是赵华光派来的人，就表明是他周恩来指派的，可以绝对信任。”

冷少农阅信后，划了根火柴将信点燃，与聂荣臻话别后前往南京。

上海与莫斯科之间，每年南来北往着络绎不绝的革命者。

叶剑英抵达莫斯科时，刘英刚从上海启程北上，刘英启程后四个月，夏之栩、史静仪等从上海乘船前往莫斯科……

王明运用党内权力把情敌王新衡支回国后，自己也于1929年3月启程南下，刘鼎、吴先清夫妇与欧阳新则在1929年秋启程回国，因中东路事件而受阻于伯力，直到次年初才回到上海……

王新衡、王明、刘鼎、吴先清、欧阳新等人接下来都将在上海演绎一段精彩人生。

王新衡，1908年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富裕家庭，毕业于上海大学。

黄苗子回忆王新衡时是这样说的：

他是中共党员。他不只一两次跟我讲他的历史。在武汉时共产党派他去俄国留学，蒋经国和他是同班同学。两三年之后，他跟一个漂亮女子（注：指孟庆树）恋爱，但这位女子和另外一个党员也有恋爱关系，那个人是王明，拼命说王新衡坏话。

一天，王明找他，拿着十块美金给他：“党没钱，你拿着这钱回中国吧，在中国再找关系，有人会跟你联系。”俄国货船到青岛，把他塞到空啤酒桶里。

回到国后举目无亲，一点办法都没有，吃饭都很困难。最后他自己写稿子，在报纸上写苏联见闻，靠一点稿费度日。然后从青岛回到上海，开始找关系。但也不好找，以前有一点关系的人都不知他是党员。

有一天在新闸路碰到一个人，碰一碰他：“你是王新衡吗？”

他说我是。那人给他一封信后就走了。王新衡打开一看，上面写着“王新衡开除党籍”。气得王新衡不知如何是好。

当时正好戴笠在招兵买马，要找一个懂俄文的人做翻译，当时他有几位朋友在军统，他写信给戴笠，说我愿意参加。那些人也跟戴笠讲让他进军统。他先做翻译，然后盯哨，后来慢慢地上去了。他是宁波人，于是派他到上海。

整个站的站长，政治、经济、文化全都归他管。当时说沈醉是上海负责人，其实不是，沈醉是受王新衡的指挥。

黄苗子的这段叙述，虽然简短，却把王新衡早期的经历和投奔军统的起因大致作了一个交代，文强投奔军统前的遭遇经历与王新衡有异曲同工之处。

王明又名陈绍禹，1904年生于安徽金寨，1925年在武昌商科大学读书时，为争一赴苏学习的名额，竟以不让他去就向当局举报相威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巧用心机，得宠于副校长米夫，并帮米夫打垮了校长拉狄克，自此成为米夫的第一门生。

依仗校长米夫，王明在中山大学大搞宗派主义，捏造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压异己分子，从而控制了旅莫支部，终形成王明宗派集团。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米夫让王明等人作为列席代表，名为做会务工作，实际是让王明在中共高层面前亮相，并想趁机让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遭到高层的一致抵制。

王明回国时，米夫已升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主任兼中国部主任，他给中共中央写信发电，指示要好好妥善使用王明。

李立三在找王明谈话时却说，你刚从学校出来，社会经验不足，应该从最底层、最困难、最危险的岗位做起。于是王明被分配到沪西区委，与党团员们一起贴标语撒传单，后调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做《红旗》周报的通讯员，后经中山大学同学、现任向忠发秘书、《红旗》报主编潘文郁（潘东周）的推荐，王明调任《红旗》报的编辑，起初只做些分发报纸的工作。

黄慕兰在其自传中这样写道：“我在入狱前的罢工斗争现场上，曾经看到王明以《红旗》杂志记者的身份来进行采访活动。后来在龙华狱中，王明也曾以总工会的名义来探过监，送给我们两块银元和一包大头菜表示慰问。那时他在党内并不出名。”

下到最基层的残酷现实与原来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期望，形成了巨大反差，这对于自视甚高又有国际加持的王明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打击，自然也对当时的中央集体怨恨在心，所以当他得势以后，他最强烈的想法就是“彻底改造党”。

1930年的元旦刚过完，张文秋刑满获释，她带着刘谦初给她写的两封信，走出济南第一监狱，在地下党交通员的护送下，坐火车来到青岛客运码头。

交通员告诉她，到船上后会有另一个人护送她到上海，并告诉了接头暗号。

没想到护送她的，正是与张英一起剪除叛徒王复元的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进仁。

船在吴淞口码头停靠后，王进仁雇了一辆四轮马车，向法租界亚培路（今陕西南路）的歧斋急驶而去。

歧斋是董秋斯的住所，当董秋斯一听是刘谦初“谦哥”的爱人驾到，“立即转为高兴，迎出门来与我握手，并把我们请进屋去，非常热情地让我们坐下，还叫保姆快去叫他的妻子蔡咏裳出来见面。”

寒暄过后，张文秋将刘谦初的信交给了董秋斯，“董秋斯看信时，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地落了下来。看完后，他脸色惨白，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董秋斯与刘谦初、张采真、于毅夫、张放都是燕京大学的同班同学，情同手足，董秋斯与刘谦初、张放还同是北伐军11军政治部的战友，董秋斯是《血路》的主编，刘谦初是副主编，刘为兄，董为弟，两人“情深谊厚”。

董秋斯急让妻子蔡咏裳收拾一个房间，让张文秋安心住下，并说会写信通知张采真，让他转交刘谦初给中央的信件，当时张采真是中央秘书处的干事。

不久，张文秋在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生下了一个女孩，董秋斯夫妇来医院探望时，张文秋对他们说：“谦初在狱中已给孩子取了名字，叫思齐，表示永远思念山东的意思。”

张文秋出院后，“中央将我安排在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任办公厅副主任”，女儿刘思齐则寄养在董秋斯家中，董秋斯、蔡咏裳夫妇对待刘思齐“像对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

后来，在董秋斯的家中，张文秋第一次见到了史沫特莱，并对史沫特莱印象甚好；又后来，张放将张文秋带到了陈瀚笙家中，在陈瀚笙家中，史沫特莱在陈瀚笙夫人顾淑型的翻译下，详细采访了张文秋，写成了《中国的女共产党员羡飞》一书；

再后来，佐尔格在董秋斯家中暗中观察了张文秋；最后，“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

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

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注：张文秋的化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潘汉年、夏衍、冯雪峰等人筹备成立左联几个月后，冯雪峰又接到一个新的任务，让他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是否可以做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鲁迅虽不大同意这种方式，认为一成立就会马上被解散。即便如此，鲁迅依然立刻答应参加，并做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自由大同盟成立二十天后，左联成立大会在陈望道任校长的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

在此之前，鲁迅提议追加郁达夫为左联发起人之一，冯雪峰则邀请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前来参加成立大会。

关于左联成立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这样写道：

“（一九三0年）三月一日下午，潘汉年和闸北区委的一位负责人找到了我，说要先看看会场的情况，他们同我和戴平万四个人一起去看了。从北四川路与窦乐安路的交界，到艺大二楼的进口处，直到全校的房间，都仔细作了观察。有哪几个门可以出口，有没有后门，经过后门可以从哪条路出去，都作了周密的检查。

后来潘汉年对我说，这次会筹备得久，到会的人又多，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可能已经得到了些风声，因此必须特别谨慎，我们已经准备了纠察队和保卫人员。

他对我说：‘你可以事先和冯雪峰、柔石讲明，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让他们两个人陪着鲁迅首先从后门撤退。在会场中我们布置了四个身强力壮的工人纠察队员，他们会一直保护鲁迅先生的。’

同时他又告诉我，在会场内外，从北四川路底到窦乐安路，到中华艺大门口，安排了大约二十个纠察队员，只要我们警惕可疑人物，不粗心大意，那么，会议的安全是可以得到保证的。”

潘汉年亲到会场落实安全措施的第二天下午两点，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大一楼中间一个教室内召开，“至下午两时，教室里已被坐满，大约共有五六十人。”

“大会的程序是：首先推定鲁迅、钱杏邨、沈端先（夏衍）三人为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了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贺词，鲁迅、彭康、田汉、华汉（阳翰笙）等讲话。

大会选出了鲁迅、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冯雪峰与潘漠华自北平一别后，已有三年多未见面了。

夏衍在其回忆录中曾坦言，史沫特莱、尾崎秀实、山上正义“三位外国同志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并“希望谈左联历史，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

中国革命不能忘记的外国同志当然不仅仅只有他们三位：

《中国评论报》主编伊罗生的真实身份是美共党员，英文刊物《中国通讯》记者汉斯·希伯是德共党员，《中国呼声》主编格兰尼奇夫妇是美共党员，《法兰克福报》记者佐尔格是苏联红军总参的“谍王”，电气工程师甘普霖是英共党员，还有宋庆龄的密友魏璐诗、耿丽淑、马海德、艾黎、爱泼斯坦……

随着左联的成立，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乐联）、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及世界语联盟（语联）等七个团体先后陆续成立，后来与左联一起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

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通过文总党团组织对左翼各团体进行管理，文总与济难会（互济会）、自由大同盟以及后来成立的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都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外围组织，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藏龙卧虎、人才辈出的地方。

鲁迅由于是自由同盟和左联的发起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文“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鲁迅不得不避居内山完造家中20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