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基金会邹骥：全球气候治理体系需纳入更多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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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财经》杂志　文 | 《财经》研究员 尹路　编辑 | 黄凯茜

气候治理的参与者正在从政府扩展到企业、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当前依赖公共财政承诺的治理工具也需随之进化

2025年11月10日，第3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30）在巴西贝伦开幕，全球气候治理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作为《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之际召开的气候大会，国际社会对COP30寄予厚望，普遍期待各国能基于此前的全球盘点成果，提交或更新其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拿出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与行动路线图。

但通往贝伦的道路并非坦途，一方面，各国当前的减排承诺与行动，距离力争实现本世纪内温升幅度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已有巨大差距。另一方面，在前一届COP29大会上初步讨论的“每年1.3万亿美元”气候资金目标，依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的焦点，资金责任的缺位使得全球气候合作与执行力严重受阻。

为何近几届气候大会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造成分歧的原因是什么？当多边谈判遭遇瓶颈，作为最大减碳技术供应国的中国应如何继续推动转型？带着这些问题，《财经》在COP30召开前夕，与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进行交流。

邹骥指出，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早已超出谈判桌的边界，当前面临的现实是“领导力受损”与“治理主体多元化”。依赖大国共识与公共财政的旧治理框架，已经难以有效应对由私营资本驱动、并在多个国家的安全焦虑中不断演变的气候治理问题。

面对外部的诸多不确定性，邹骥认为，当前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需要更好地拥抱新的产业革命的成果，坚定地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全球气候治理的双重挑战

《财经》：您如何看待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格局？最近几次COP为什么分歧越来越大？

邹骥：我们所说的COP（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在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范围内讨论的，而UNFCCC又隶属于联合国。现有的气候治理国际秩序，从一开始就和联合国一样，高度依赖大国合作。《巴黎协定》为什么能达成？很大程度上是靠中美当时的合作推动，这是“定海神针”。

而今天，这个政治基础发生了变化。一个主要大国（美国）两次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使得全球气候治理的多边进程受到了损害，缺少了政治基础。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第一个现实：即领导力受损。

第二个现实，是治理主体的多元化。COP会议上有关资金的谈判，主要围绕公共财政，即各国财政部承诺拿出的援助或支持资金。几十年来，谈判的焦点始终在资金规模上——从最初的每年10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再到COP29上讨论的每年1.3万亿美元的公共资金目标。但这些钱是杯水车薪。

根据IEA（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过去几年，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市场投资额，已经达到每年2万亿美元的水平。目前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主体除政府外，还活跃着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游资等。这类来自市场、对气候治理起到重要作用的数万亿美元资金却没有在COP的谈判框架之内。

《财经》：这种“领导力受损”如何具体影响全球气候治理？

邹骥：“领导力受损”的后果是，不仅体现在谈判桌上的议程停滞，更深层的影响是各国的安全焦虑增加、政治互信减弱。

信任缺失的直接后果是，各国在制定政策时，安全考量开始全面制约效率考量。比如，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优路径，本应是按照“最小成本法”，去部署那些已成熟的低成本技术与产品。但现实中，在安全焦虑的影响下，贸易保护抬头，阻碍了这种部署，导致全球减排的实际进程明显迟滞。

另外，政治互信的缺失，使得效率更优的、基于经济理性的解决方案无法落地。比如，面对潜在的产业冲击，单纯的产品贸易会遭遇阻力。一个更平衡的方案是“投资换市场”，技术持有国到市场所在国投资建厂，当地获得就业、税收和低成本的优质产品，投资方获取利润。这种模式本可平衡各方利益，加速技术扩散。但在当前缺乏政治信任的环境下，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合作也难以推进。

《财经》：您提到的另一个现实是气候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应如何顺应这一趋势？

邹骥：当气候治理的参与者从政府扩展到企业、金融机构等多元主体时，目前主要依赖公共财政承诺的治理工具也需要随之进化。

COP上讨论的最多每年1.3万亿美元公共资金，与当前每年2万亿美元的市场投资相比，规模上已不匹配，需要更有效的手段将这些私营资本也纳入整个气候治理体系中。从而缓解当前治理工具的局限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承诺的公共资金；另一方面，数万亿美元的私营部门资本却缺乏全球性的引导和规范框架。

中国低碳转型的关键

《财经》：面对外部的诸多不确定性，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应该怎么做？

邹骥：当前地缘政治发生变化，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关头，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需要更好地拥抱新的产业革命成果，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转型之路。

《财经》：中国在下一个阶段推进低碳转型，存在怎样的挑战？

邹骥：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的风、光发电量在电力消费的占比已达到22.3%，与过去十年相比显著提升。要继续深入推动电力低碳转型，电网对更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接纳能力还有待提升。

应对这一挑战不仅要多建电网线路，它也与电源的物理特性相关，需要整体优化系统的调控技术。传统电网的稳定，依靠的是火电等重型发电机组切割磁力线时产生的“转动惯量”，这个物理特性像一个巨大的稳定器，能自动平抑电网的频率波动。

而以风、光为代表的新能源发电，特别是光伏，不具备这种物理特性，当新能源发电量占比从20%向更高比例提升时，整个电网的物理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改变。新型电力系统维持稳定无法依赖传统的转动惯量，电网稳定性将面临考验，必须依靠新的稳定因素，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需要建设大规模储能设施，这是解决风光出力与用电高峰不一致问题的关键，包括抽水蓄能、电化学储能等。

其次，利用人工智能，对亿万级别的分散式电源和用电负荷进行瞬时的预测、平衡和调度。

另外，电力系统还要在市场中发现灵活的、可中断、可调节的用电需求，即“需求侧响应”，引导工业、商业乃至居民用户在特定时段调整用电行为，使其成为电网的“虚拟储能”。

过去电网建设的投资重点是建设特高压等主网架，未来电网的投资方向将发生转变，需要将巨额投资转向配电网的智能化改造，以及工业园区、乡村地区的微电网建设，以适应大量分散式能源的接入。

《财经》：发展新型电力系统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带来哪些机遇？

邹骥：解决电网瓶颈的意义，不仅在于推动低碳转型，更在于释放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潜能。

能源基金会测算过，中国要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未来十年的年均投资需求预计为5万亿元。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相当于中国当前全社会固定资产年投资总额的10%左右。这笔投资将流向可再生能源发电、储能、新型电网改造、电动汽车与充电桩、工业能效提升等广泛领域。

与房地产、传统汽车行业相比，这个潜力可观的新领域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升级的新动力。这是对未来“经济竞争力”的先行投资。

未来数十年的全球竞争，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基础。一个能够提供低成本、安全和清洁的能源体系的国家，其制造业乃至整个经济体都将获得决定性的成本优势和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