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98%的蒙古人，定居在靠近俄罗斯一侧？

蒙古的人口几乎都往北靠了——约98%的人住在靠近俄罗斯的一侧

这话看着简单，但下面牵出一堆来头：自然条件、历史选择、外力投入和现代经济一起把人往北端推。把镜头拉到乌兰巴托就能看清一些脉络。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放弃游牧的人涌进首都。1990年左右，首都还有六十万上下；到2020年，人口已经突破一百六十万，几乎占全国产量的一半。城市周边那些“格尔区”，就像一圈圈向外摊开的饼，人们在那儿搭简易棚屋，到了冬天靠烧煤取暖，整座城常年在空气污染的榜上掉不下来。基础设施上，供水、供电、垃圾处理都跟不上增长速度。有人试过去别的地方，但多半又回到乌市附近，因为那儿集中着工作、学校和医院。短时间看，这像一波迁徙潮；放远看，这就是路径依赖——一旦资源和服务在某处聚集，人就不太愿意搬离。

把时间轴往前拨，苏联时期的影响更能解释北部为什么先被“坐实”。1921年之后，苏联在蒙古的影响力变大，往北部投钱建厂、建城。达尔罕是1961年援建起的工业城，埃尔登特从1974年开始建设，逐步成为仅次于首都的工业和人口中心。冷战期间，苏联驻军、技术人员都扎在那儿，尤其是在1969年珍宝岛冲突之后，北部的军力部署一度上升到十万上下。军队、工厂和配套服务一起把人往北拉，这不是短期行为，而是几十年慢慢堆出来的格局。

能源和交通方面也把人绑到北边。现在蒙古大约有70%的燃油来自俄罗斯，电网在技术和输电上也有连通，现实的运输成本和供应链让北部城市更容易拿到货物和能源。近些年和中国的贸易增长快，但历史上的边界问题和政策限制，让与南方的接触长期落后。政府嘴上提“第三邻国”战略，想在中俄之间找平衡，但实际的人口流动和基础设施早就先做出选择了。

再看自然条件，南部广袤的戈壁、荒漠生存难度大。冬能到零下四十度，夏能冲到四十度以上，风沙常年不歇，水少得可怜。南戈壁省大概十六点五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只有七万，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半个人。这样的密度说明问题：不是没人想去，而是长期生活不现实。牧民那儿有个名字叫“白灾”，指冬春突如其来的暴雪把草场封住，牲畜饿死、冻死。一场严重白灾，能把一个牧户几十年的积累打回原形。依靠畜牧的家庭面对这样的自然风险，南部很难走向大量定居化或农业化，除非有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托底。

相对而言，北部地形友好得多。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旁的流域有肥沃土壤和较充足的水源，林地、草场、山地相间，放牧和稳定生活都容易一些。历史上也一直是人口集中地。成吉思汗时期的权力中心就在鄂尔浑流域附近的哈拉和林（今遗址在乌兰巴托西南约320公里处），那儿不仅气候适合，也便于向欧亚腹地扩张。后来几百年，不管是可汗的夏宫还是地方行政，都偏好北部，这种习惯和资源分布一起把人越拉越靠近这儿。

清朝时期对外蒙古的管理方式也有影响。那会儿实行蒙旗制度，限制汉人进入，这种政策在表面上是统治需要，但从长期看，也影响了南部地区的发展路径。南部若要发展农业或混合产业，需要更多移民和农耕技术，但政策限制让这种模式难以大规模展开。再加上18世纪一些边界条约和恰克图等商埠的设立，北部逐渐成为对外贸易通道，推动了城镇兴起。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铁路把俄罗斯腹地和边境连得更紧，北部城镇因此受益，贸易和人员流动增加。到了20世纪中期，苏联的直接投资和军事存在，让北部的城市化、工业化走得更快。南部因为远离铁路、基础设施薄弱，长期被边缘化。直到近年矿业在南戈壁大规模开发，才把一些资金和人力往那边拉一点，但那多半是临时或项目型的流动。

从社会经济角度看，市场化改革后，传统游牧生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牧民选择到城市谋生。把人往城市吸引的因素不少：就业、教育、医疗、能源供应、社交网络，这些都把人推向城市中心。乌兰巴托的人口增长带来了城市扩张和环境问题，但其实也反映出农村，特别是南部，对长期定居民工的吸引力不足。

近年有些变化开始发生。南部的矿产被大量勘探，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在路网、电力等方面做了投入，“一带一路”相关的项目也带来更多联通的可能。路基、矿场需要卡车司机、技术工、临时工宿舍，这些人的到来让南戈壁一些小镇出现了以前少见的商业活动和服务业。但要把临时工潮变成长期人口增长，需要的不光是矿权和路基，还得有稳定的水源、气候适应能力、医疗和教育体系，得让人愿意把孩子带过去上学、把老人带过去看病、愿意在那儿养老。

看细节能发现每一步都有拐点。战争或冲突带来的军事部署，会短期内把人口和服务推高；像达尔罕、埃尔登特这些城市，都是被外力一步步“塑”起来的产物。能源依赖的现实，即便最近有别的贸易伙伴，也会在设施投资和生活成本上影响居民选择。再有文化层面的因素，像历史记忆、行政中心的延续，也不是直接的推动力，但它们构成了背景，让人更倾向于靠近已有的城市群。

说到老百姓的日常，场景挺直观。乌兰巴托格尔区里，烟囱冒黑烟，煤灰飘得到处都是；城里的医院排队长，学校名额紧；南戈壁矿区外，卡车长龙绕着坑口排队，临时工住在帐篷或简易宿舍，周围冒出几家小饭馆和小卖部。城市里的人感到拥挤和雾霾；乡下的人担心一场白灾会把家底掏空。有人说这像是“北部偏好”，听着像命数，但如果把每一步都拆开看，会发现每一次选择背后都有具体的政策、技术和环境因素在拉扯。

在这样的背景下，选址不是单纯的地理问题，而是历史、经济和环境交织的结果。街头的两个镜头就能说明。乌兰巴托一条主路旁，老人拖着木头进屋，煤灰把棉被染成灰色；同一时间，南戈壁一处临时宿舍里，年轻人在吃盒饭，窗外是来回的卡车和发光的矿灯。两边的人都在过日子，但选的路不一样，背后的原因也不一样。谁搬出去谁留下，往往不是靠意志能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