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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辽南,那是个一入秋便急急奔向冬天的地方。风一起,就带着凛冽的哨音,天地间的颜色也仿佛被这风洗过一般,褪了夏的葱茏,只剩下一种坦荡而坚硬的灰黄。这时候,菜园子里最后的一抹亮色,便是那铺了一地的大白菜了。它们一棵棵敦敦实实,叶子肥厚,像一个个裹紧了衣衫、准备过冬的胖娃娃,安静地、乖巧地挨挤着。空气里,已然飘散着一股清寒的、属于泥土与霜的气息;而这满园的白菜,便是这寒色里最扎实、最暖人的风景了。
母亲腌酸菜的时节,总是在霜降之后,立冬之前。那几乎是我们家一年里最后一件,也是最郑重其事的大事了。选的白菜,必要是那种“包心”瓷实的,棵不大,但有分量,叶柄肥厚,脉络里仿佛都蓄满了甘甜的汁水。母亲会提前几日将它们砍倒,在院子里摊开,让秋日的太阳——那太阳,此刻也已失了威力,只余一派澄澈的、金黄的光——好好地晒上几个日头。用母亲的话说,这叫“杀杀水汽”,腌出来才脆生。
到了正式动工的那一日,景象是极为壮观的。院子里早已支起了家里最大的那口铁锅,底下柴火毕毕剥剥地烧得旺旺的,锅里的水翻滚着,蒸腾起一片白茫茫的、带着菜叶清甜味的水汽。父亲和哥姐负责将晾好的白菜修理整齐,剥去外层有些蔫了的老叶,露出里面嫩黄的、象牙白的芯子来。那褪下的老叶子,也并不丢弃,母亲会仔细地收拢起来,说是喂鸡的好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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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记忆里最鲜明的画面,还是母亲坐在那一片缭绕的白汽里,微微俯着身子的模样。她的身前是一只阔口的瓦盆,手里握着一柄明晃晃的、长长的菜刀。父亲将修理好的白菜递过来,母亲便接过去,一手稳稳地按住菜头,另一只手执着刀,在菜帮上利落地划上几刀。这并非要将白菜切开,只是将那过于肥厚的帮子破开几道缝,好让盐分能均匀地渗透进去。她的动作不快,却极有韵律,手起刀落间,带着一种常年劳作积淀下来的、不容置疑的从容。那“笃笃”的、刀刃与案板接触的沉闷声响,和着锅里“咕嘟咕嘟”的水声,竟成了我童年里一首最安详的、关于秋天的序曲。
白菜在沸水里稍稍焯一下,便捞出来,摊在干净的席子上晾凉。那热气腾腾的白菜,经了滚水一烫,颜色愈发显得鲜亮,一种半透明的、温润的玉色。待到手摸上去只是微温了,便要下缸了。我们家那口酸菜缸,是粗陶的,酱褐色的釉面,半人多高,敦实地立在仓房的墙角,像一位沉默的、忠厚的家人。它一年里只在这一季派上大用场,平日里便被洗刷得干干净净,倒扣着,周身便也染上了一股岁月与酸菜交融的、独特的醇厚气味。
母亲先在缸底薄薄地撒上一层大粒盐,那盐粒晶晶莹莹的,落在褐色的缸底,像是冬日里最早降下的一层薄霜。然后,她便开始将晾好的白菜,一层层、转着圈地码放进缸里。每码放一层,便要再撒上一层盐,并且用手使劲地将白菜按实。这按实的工序,最是费力,需要将全身的重量都压上去。我小时候总爱在一旁看,觉得母亲那一下下用力的身影,像是在与那满缸的白菜进行一场庄严的角力。她的额头会渗出细密的汗珠,在秋日的凉意里,结成更小的、亮晶晶的珠子。有时她会直起腰,用手背轻轻擦一下额角,喘一口气,然后又弯下腰去,继续那单调而吃力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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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菜一层层地码上去,渐渐地高过了缸口,堆成了一座小小的、翠玉色的山。这时,母亲便会招呼父亲搬来那块专门用来压酸菜的、沉甸甸的青石板。那石板被岁月和酸汁浸润得无比光滑,颜色也成了深青近黑。父亲和大哥一起,喊着号子,才能将它抬起,稳稳地压在那座“菜山”之上。说来也怪,那看似蓬松的菜山,在石板的巨力之下,竟也无可奈何地、一点点地矮了下去,最终,妥帖地、驯服地,被压在了缸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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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母亲会注入早已备好的、晾凉的白开水,水要没过石板。一切便算大功告成了。剩下的,便都交给时间。仓房的门被虚掩上,那里将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缓慢发酵的秘境。在接下来的几十个日夜里,那些白菜将在黑暗与盐分的共同作用下,静静地完成它们生命中最奇妙的转化。乳酸菌——这些看不见的精灵,会悄无声息地滋长、工作,将那满缸的清甜与爽脆,一点点地,酝酿成一种更为深沉、更为醇厚的酸香。
这期间,母亲是断不许我们去随意掀开那缸盖看的。她只说,惊动了“菜魂”,酸菜便要“臭缸”了。我于是对那仓房便更存了一份敬畏与好奇,每每走过门口,总要忍不住吸一吸鼻子,仿佛想从那门缝里,提前捕捉到一丝那诱人的、属于成熟酸菜的气息。
而我与这酸菜的缘分,似乎从我咿呀学语时便已注定。母亲常说,我幼时挑食得厉害,唯独对她用猪油做的酸菜炒粉的那一盘情有独钟。那酸菜必要切得极细,用清水反复揉洗几遍,攥干了水分,与泡软的细粉条同炒。临起锅时,再撒上一把切得碎碎的青蒜苗。那酸菜的酸,是清冽而爽口的,恰到好处地中和了猪油的油腻;而猪油的丰腴,又反过来滋润了酸菜的“柴”,使其变得柔韧而富有嚼劲。酸、咸、鲜、香,诸味交织,在唇齿间构成一种极其下饭的、令人胃口大开的交响。我能就着这一盘菜,吃下大大的一整个玉米饼子,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母亲眼角的笑意,便也像那酸菜的滋味一般,虽是淡淡的,却一直漾开,漾开,仿佛能驱散她一日劳作的所有的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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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高中毕业,像一只羽翼初丰的鸟,急切地想要飞离故乡的屋檐。我去了黑龙江当兵。离家那天,是一个初春时节,风依旧带着冬的寒意。母亲默默地为我的行囊里,塞了好几包她亲手切好的酸菜。她说,到了北方的部队,还是天寒地冻的,想家的时候,让炊事班帮忙,做一锅热乎乎的酸菜粉条,战友们一起吃,也能抵抵家乡的味儿。
在部队的那些年,我确实常常想起那口酸菜。尤其在冬日,窗外是没膝的大雪,白茫茫一片,天地间静得只剩下风雪的呼啸。我们围坐在餐桌旁,有时炊事班也会用那酸菜炖上一锅菜,热气氤氲中,那熟悉的酸香味飘散开来,总能引得一屋子思乡的沉默。我吃着那菜,总觉得味道有些异样,不及母亲做的那般醇正、那般厚重。起初我以为是水土的缘故,后来才渐渐明白,异乡的炉火,终究炖不出故乡的魂魄;那酸菜里,缺的是母亲那双被岁月磨糙了的手所按下的那份力道,缺的是老家仓房里那口粗陶缸所独有的、经年累月的底蕴,更缺的,是那一片生我养我的辽南土地的风霜与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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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一别便是三十多年。
可母亲的那口酸菜缸,却仿佛成了一个不受时间侵扰的永恒。无论我是在黑龙江的军营,还是后来毕业留在了大连的军校工作,每年初冬时节,母亲总会准时打来电话,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带着笑意,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年迈的喘息:“儿啊,妈今年的酸菜腌下去了,还是老法子,等你不忙时回来拿。”
这几乎成了她与我之间,一个雷打不动的约定,一句初冬的、温暖的偈语。我知道,在那句简单的话语背后,是她依旧在院子里,就着那日渐稀疏的秋光,一棵棵地洗,一刀刀地切,再一下下地,用她已不再强健的臂膀,将那一份沉甸甸的牵挂,按进那口老缸里。那青石板,想来她是再也搬不动了,不知又要去央求哪位邻家的后生帮忙。而我,竟也一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馈赠,只在电话里嘱咐她,少腌一些,别累着了。
去年回家,我执意要看她如何腌制。到了仓房,我一眼便看见了那口缸,缸身依旧敦实,只是那酱褐色的釉面,似乎比我记忆里又添了许多细密的裂纹,像母亲额上深了的皱纹。而母亲弯下腰,用力按压白菜时,那微微颤抖的手臂,和那需要停顿好几次才能完成的动作,更让我心头猛地一酸。时光终究是流逝了,它偷走了母亲的力气,却把那份爱,沉淀得愈发浓稠,浓稠得如同缸里那日益醇厚的酸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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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立冬那天,母亲的电话又如期而至。声音里的笑意依旧,只是那喘息声,似乎又重了一些。我握着话筒,眼前仿佛又看见了老家仓房里的那口缸,那沉甸甸的青石板,以及那在时间的流逝中,正悄然发生着的、静默而伟大的转化。那已不仅仅是一缸酸菜了。那是一片被收藏起来的秋天,是阳光、霜露与泥土的结晶;那是母亲用一生的劳碌与牵挂,为我酿造的、一缸流动的、酸冽而回甘的故乡。
想起之前看书,关于东北酸菜由来的说法。民间传说中,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大妃在运送粮草时,为躲避辽军偷袭,将白菜藏入水缸中压石发酵,意外发明了酸菜。这一故事被满族人奉为“渍菜女神”布苏妈妈的美好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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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来,酸菜成为满族杀猪菜、火锅的核心食材,并在宫廷菜肴中占有一席之地(如同治元年慈禧寿宴)。其酸爽风味被赋予“乡愁”情感,成为东北人身份认同的符号。
忽然,眼前浮现出另一幅画面:那些不知名的先民们。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冬季里,为了生存,他们将秋天丰腴的收获,以智慧和耐心,封存于陶缸瓦罐之中。这或许没有金戈铁马的壮阔,却更贴近我所感受到的那份酸菜的魂魄。它并非源于征伐的权宜之计,而是生于土地,长于屋檐之下,是寻常百姓家为了对抗严寒、延续生命而创造出的、一种温暖的、充满烟火气的智慧。它连接着的,不是开疆拓土的版图,而是家的温度,是母亲的目光,是游子梦里那条归乡的路。
而我,这个离家三十多年的游子,此生最大的念想,便是能在每一个雪花飘飞的日子,推开那扇老屋的门,对屋里那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轻轻地说一声:
“妈,我回来了,拿今年新腌的酸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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