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对去世的伴侣说，谢谢你死掉了”

当一个女性老去，她会面对什么？

是被贴上“脾气差”“绝经”“性魅力减退”的标签，

是被“更年期”这个词统摄了，甚至，这个词，也被污名化了。

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老去总与衰退、失落、易怒相连，是一个逐渐褪色的阶段。

直到有一天，我读到日本作家伊藤比吕美的《闭经记》，她写：“美还是不美，都去他的，变老意味着自由，全新的自由。”

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老去并不是衰退的同义词。也许，这其中包含着更丰富、更广阔的经验。

1978年，伊藤比吕美以《草木之空》出道，引领了日本 80 年代女性诗潮。第一本书问世时，她就拒绝用“处女作”这样的词。

她的写作直白、坦诚、平易近人。在众多男性的书写中，她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语言。比起使用学术化的、严肃的、女性主义的语言，她更想用的，是自己柔软的语言。

在《闭经记》里，她写身体的变化，写再也减不掉的赘肉与失控的更年期；在《身后无遗物》里，她写父母的离世，写照护伴侣的琐碎和独居的寂寞；在《初老的女人》里，她开启了新的生活，离开美国，重回日本，写一个人生活的自由和寂寥。

这些是她的“心声”。

而她写下这些的动力，是希望把属于女性的经验和体验，传递给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无处不在的女性朋友们。

就像她在《闭经记》的最后一章里，写的那样：“尚未谋面的每位读者都是我的女友，但愿我的心声传送到了你们心里。”

以下是她的讲述：

讲述：伊藤比吕美

大家好，我是伊藤比吕美。在很久不见的日子里，我飞快地老了，现在身体松软下垂，脸和脖子满是皱纹，从前的吊梢眼变成了下垂眼，发际线全白了。

我是个写东西的人，向来不擅长交际。我想像丛林狼（coyote）那样活着，这一生，也确实活得像一头丛林狼。

我在快三十岁时，从东京移居熊本，那时就已经与中心保持了一定距离，后来又去了美国，距离中心更加遥远，很少见人。

我向来习惯一个人生活。

2018年，我收到了早稻田大学的聘用合同，邀请我去教三年书，于是，我就从美国回来了。

早稻田大学在东京，我本可以住在东京，但女儿们坚持让我把狗狗也带走，说“那是你的狗，你必须带去”，可要带着它，住在东京会让我完全施展不开。所以，我决定住在熊本，然后从熊本往返早稻田。

把它从美国带过来很不容易，真的累死了。但它是很重要的家人。

这是《身后无遗物》的日文原版，封面设计很寂寞吧？孤独的大象，感觉这双眼睛体现了我的心情，这幅画的插画师在去年年末去世了。

她是我的朋友，写这本书的时候还好，那时只有我的夫死了，我的夫死之后，其他人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现在很多人都不在了，所以我养了这么多动物，好像也挺ok的。

我以前结过好几次婚，生过好几个孩子，所以我也不算真正的孤独，总归我还有孩子在某个地方生活着。

不过，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家人，看起来多么不孤独，归根结底，人终归会一个人步入死亡。所以，所谓的孤独不孤独，恐怕也没什么区别。

图 | 《身后无遗物》附赠日文原版插画藏书票

前阵子，我忽然回想起我的第一段婚姻，我当时真的结婚了吗？会不会其实只是我的妄想呢？

于是我就去板桥区役所，把自己的户籍调出来看了看，那时候，我对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我好像以前结过婚，但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我现在应该要申请什么样的户籍呢？

工作人员就把我的前户籍是什么都告诉我了，说着说着还压低了声音，我说不用不用，没必要这样小声说，又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户籍调出来一看，我真的结过婚，很有意思吧。

在我最后一段关系里，我的夫自我意识非常强，我们吵了太多的架。他是著名画家，我经常想，对他来说，此世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我，而是他的作品。不过我非常理解他的自负。同为艺术家，我可以认同他的活法。

我很多次想过要分手，但一直没有当机立断，他比我年长很多，到他快死之前，分手的想法从我心里消失了。

我在很多地方做过面向读者的人生咨询，多次公开说过，无论之前他多么气人，我每天多么烦躁，在他死去之后，我依然很怀念。

我会建议读者，如果你想走自己的路，应该当机立断分手。但我自己这一生，从始至终都在做自己，虽然我的夫烦人，我们吵一架也就过去了。无论他多可气，也是一种正面的刺激。人生中最寂寞的事，莫过于寡淡，毫无刺激。

如果让我再和他重新来过，我想说算了，已经够了。想对他说，谢谢你死掉了。在过去的生活中，我努力地活过，他也奋力走完了一生，没有白来，这样就足够了。让我们各自重新开始吧。

好像从15岁开始，我就感觉在关系密切的小圈子里非常憋屈。我想离巢，远离父母。所以我不仅很早结了婚，还去了国外居住。

我的人生，一直走在想离开父母、离开家、离开日本文化束缚的路上。想迫切离开的心愿，成了我的人生动力。

我以为自己已经远离，但父母相信我不会走远。住在美国的日本女性，即使在美国有家庭，也都会为了照看年迈的父母而回日本。

我从美国回到熊本时，在这所公寓起居，照顾父亲两个星期，然后回美国。到了最后，每隔三个星期就要从美国回来一次，很辛苦。

从我小时候起，儒家思想就告诉我要这么做，就连我这么对一切都马马虎虎，不以为然的人，都感觉到了内疚和责任，以至于在美国和日本之间不停往返，想用消耗自己身体的方式，来完成这件事。

但是，我的夫是彻底的西方人。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丢开美国的家，不停地回日本。所以我的夫心怀不满。我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

我觉得，只要你是谁的父母，对孩子来说，你就是躲避不开的诅咒。只要你是谁的孩子，就天然背负着这种诅咒。克服诅咒的过程，叫作“成长”。

我发现自己身上真的有祛除不掉的儒家价值观。要知道我并没有学过儒教，但那种教义，就在亚洲的空气里，我甚至怀疑，儒教就在每天吃的酱油里。这一勺酱油里有“父母之爱”，那一勺酱油里有“师恩”。

但是无论如何，这就是我啊，没办法。

不过，我的女儿们，是彻底在美国文化下长大的，她们拥有的是西方人的价值观。就算我住在距离遥远的地方，她们也没有想过一定要来照顾我，因为从她们小时候起，我就是这样教育她们的。我不想把自己经历过的艰辛，再传给下一代。人有一种价值观就足够了。

我每周都去跳尊巴，我很喜欢，可以锻炼到很多，它会让你觉得自由。

我大概是 20 年前在美国开始跳的，那时候，加州的每个人都在跳尊巴。很多人一起，特别有意思，我感觉，那里面有一种“姐妹情谊”在。

但最初，我对女性主义一无所知。70年代后期，我当时的老师创建了一本日本最初的女性主义杂志，老师组织我们翻译一本美国诗人的关于母亲的诗集，我们看到之后非常震惊，这本诗集里，赤裸裸地描述了诗人母亲的、祖母的性事。

书里有很多侮辱性的词汇，比如cunt。我翻译成“女性生殖器”，然后接到老师的电话，老师说，“是cunt啊！是おまんこ！不是女性生殖器。”于是我改了，受到很多好评。

有一天，老师让我带着杂志去新宿。当时新宿有好几家女性主义者聚集的咖啡馆。我带着杂志，进去和她们打招呼，她们说别走，我就坐下了，听大家热烈地讨论。

于是，我听到了至今为止从未听到过的言论。她们最开始教我的，是要去了解自己的身体，从镜子里看自己的女性生殖器。她们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没有，下次会看的。

我记得，《芭比》上映时，我一个人去看了。

日本版的《芭比》在翻译上很有问题，“vagina”（阴道）被翻译成了“ツルペタ”（光溜溜）。根本没这个词，它是个创造出来的词，由“ツル（光滑）”和“ペタ（平坦）”组合而成，就是为了表达“什么都没有”的意思。

我当时就想：“这是什么呀？”，于是我反复去听英文原声，确认了电影里说的是“No vagina”，是说“没有阴道” 。

在英文原声里，“Vagina”这个词，是具有医学背景的中性词汇。所以当时我就想，日本的电影翻译者，还有电影发行公司，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觉得必须使用准确的词汇，要不然电影最后，芭比变成人类后，就不会挺起胸膛骄傲地说：“我要去看我的妇科医生（Gynecologist）。”这一幕的意义就完全无法被理解了 。

我开始写诗时，也非常困惑。比如vagina，我该使用哪个词汇？只能使用医学用语，性事只能用“性事”、“性交”这些词。这些具有医学背景的词语，用在自我表达里，还是很难的。

至今为止，我都很少用“爱”这个字。写过性交，但是“爱情”这个词的使用，单手可以数得过来。

我从年轻时起，就想把性欲视为一种自然的生理现象。我们都拥有生物荷尔蒙。荷尔蒙促使我们有了各种生理反应，刺激我们产生性欲。当我们想占有谁的时候，会把这种欲望称之为“爱”。

但我们写性的时候，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至今为止，关于性的语言，几乎都是男人使用的，传统文化将性视为不可见人的东西。

东西方文化也都认为，性事是男性主导的事情。80年代里，我参加过一次德语女性作家和日本的女性作者的集会。大家讨论最热烈的，就是如何描写性事。日语和德语，都是被动式语法。两国的女作者都希望，如果女性能用主动式的词句去描写性事就好了。

在我年轻的时候，七八十年代，对我来说，“女人”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过去我知道自己性别为女，却不知道女性是一种武器，我手持着自己的女性身份武器，一路走了过来。我履行的是“我的女性主义”。

我在怀孕时，为了给今后做准备，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四十年前，关于分娩和育儿的书，语调都非常甜腻，一味赞美母爱，要求母亲去爱孩子。我心想，胡扯什么呢，为什么没有不做美化的，真实描述“母亲”心境的书呢？所以我想自己写。

我仔细斟酌了句子，迈出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一步，写了《杀死Kanoko》，一个母亲把自己的孩子抱在怀中，不仅觉得孩子可爱，心里还有很多恐慌，会手足无措。

从发表第一本书时，我就下定决心，绝不用“处女作”这个词，太恶心了。

那时，我还写了一本名为《好乳房，坏乳房》的育儿随笔，四十年前，像我这样的普通写作者，很少书写自己的实际生活体验。在那个时代，所有育儿书籍都是男医生写的。

这两部书，成了我写作生涯中早期最受欢迎的作品。

我发现自己能写，有无限的表现自由。在 70 年代的气氛下，我感觉有了飞上天空的翅膀。我书写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我的写作源泉，相当一部分来自女性主义。

但我不想在作品里过分流露女性主义色彩，我想写一种更个人的，更贴近真实生活的东西，不用那些学术化的、严肃的女性主义语言，而是用我自己的柔软的语言。

各种各样的女性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过着各种各样的生活，但要涵盖所有人的经历太难了，所以我只能坚持“我就是我”，从我自己的经验出发去讲述。

去年我到了中国，在很多地方做了演讲和见面会。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年轻读者，因为《闭经记》在日本的读者，大多与我同龄，但在中国，却有很多二十多岁的读者。

我感觉，中国的女性读者一下子就读懂了，我暗藏在书中的女性主义的主张。我想，正是女性主义的部分，引发了共鸣。

我没有具体学习过女性主义，没有读过相关书籍，也不想读。我凭借的都是本能和直觉。最根本的，就是做自己，走自己想走的路。

这也是我想写给年轻人的话：你得始终记得，我是我，我有自己的意志，你要常常去想，自己想做什么，想怎样去生活。你要一直这么想，然后不断前行。不断前行，这很重要。

日子有难过之时，自然也会有开心的时候~

点击下单，拥有豁达坦然的生活观、生死观↓

祝你永远走在，

自己想走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