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晚年回忆：第1个跟我讲要搞导弹的是陈赓，他还请吃了顿饭

1986年秋，航天部组织一次内部座谈，83岁的钱学森被请上讲台。老人神色平和，却突然抛出一句引起全场侧目：“要不是陈赓，今天的中国导弹不知道要晚几年起步。”听众安静下来，闪光灯也暂时停止，故事由此开始。

时间往回拨到1955年10月8日。那天凌晨五点，上海龙华机场雾气未散，一架苏制伊尔-14稳稳降落。舱门开启，疲惫却兴奋的钱学森踩上久违的故土。半年拉锯、半月船程、一纸外交斡旋，他终于突破美国五年软禁。周恩来指示：让钱学森先去东北转一转，“看看那里的工业底子，也散散心”。这句话听似随意，实则深意——东北不仅有机床和钢铁，还有一座尚未对外公开的军事工程学院。

抵沈阳后，接待任务落在空军工程部的朱兆祥肩上。刚一见面，钱学森就直截了当：“听说罗时钧、庄逢甘在哈尔滨教书，能不能安排见面？”两位都是麻省理工旧友，他思念已久。朱兆祥略一迟疑，拨通了院长专线。这通电话把远在北京的陈赓惊动了。

陈赓当时正在总参汇报苏联考察成果。听说“钱博士想来”，这位大将爽朗地笑：“行！让他来，让他看看咱们哈军工。”说完立刻放下文件，从北京南苑机场登机，风雪夜航飞往哈尔滨。

48小时后，松花江岸气温零下二十度，哈军工教学楼前灯火通明。钱学森的车刚停稳，身着棉大衣的陈赓俯身握手：“欢迎回家，咱们这儿可没有什么秘密对你保留。”钱学森一愣——上午有人告诉他院长在北京，怎么人却提前赶到了。副院长刘居英笑着解释：“陈院长凌晨四点上的飞机，就为这一次见面。”

接下来的参观异常紧凑。机械工厂、风洞实验室、弹道分析室接连走过，数据图纸铺满桌面。钱学森时而皱眉，时而点头。走进炮兵工程系时，他被一枚临时装配的液体火箭模型吸引。“推力测试怎么做？”“我们用水泥底座配合简易传感器。”任新民回答时带着歉意。钱学森却拍了拍模型外壳：“方法原始没关系，方向对就值钱。”

午饭安排在学员食堂——高粱米饭、冻白菜炖排骨。陈赓夹了一筷子菜，忽然问：“老钱，中国人到底能不能搞导弹？”这个问题没有客套余地。钱学森抬头，镜片后目光明亮：“能！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没理由做不到。”短短十一个字，掷地有声。陈赓如释重负，桌上气氛顿时活跃，有人小声感叹：“这下心里有底了。”

下午四点，北风更烈。钱学森与罗时钧、庄逢甘在走廊短暂叙旧。罗时钧感慨：“当年在剑桥分析喷气流，如今却在冰城研究火箭。”一句半玩笑，让几个人都笑了。可谁都清楚，面前这条路注定艰难。

当天夜里，大和旅馆一间包房灯光明亮。陈赓将一纸菜单塞到服务员手中，只点了四样菜：酱骨、锅包肉、溜肉段、拍黄瓜。没有山珍海味，他解释得云淡风轻：“咱军工经费宝贵，全省着点。”酒是高粱白干，入口辛辣。陈赓端杯：“今天这顿，就算为中国未来的火箭碰个头。”钱学森与任新民举杯相碰，清脆一声，外面的风声像答和。

宴会持续到深夜。技术讨论渐入细节——惯性导航、姿态控制、再入弹道……陈赓不是专业工程师，却边听边记。他把笔记本合上，神情郑重：“缺什么设备、资料，列清单。院里搞不到的，我飞北京去要。”钱学森微微颔首，旋即提出首批需求：高精度陀螺仪、氮气阀门、耐高温合金。陈赓立刻派通讯员连夜起草电报。此举在那年月并不寻常，足见决心。

1955年10月中旬，视察行程结束。返京火车上，钱学森透过车窗看群山倒退，脑中仍是那句直白问题：“咱们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仅仅三周后，他把一份《建立中国现代火箭导弹研究所建议书》交到中央军委科技部门。文件首页附言：“建议聘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任新民等为核心成员，立即开展液体火箭发动机论证。”

1956年4月，国防部五院在北京西郊挂牌。“五院”初始人员约两百人，近四分之一来自哈军工。院长钱学森，技术副院长任新民，政委屈武。揭幕那天，陈赓专程到场，却依旧低调，一身旧军大衣，袖口磨白。他握住钱学森手臂，压低声音：“从今天起，‘能不能’已经不重要，只剩‘什么时候’。”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导弹试验频传捷报。东风一号、东风二号先后成功，背后凝结着一群人白手起家的心血。1964年，任新民带队的液体运载火箭完成首次高空试验。回到指挥大厅，他给钱学森写了张纸条：“哈军工那间简陋高塔，终于有了结果。”这是一种默契，也是一种传承。

十年倏忽，风雨变幻。1969年底，陈赓已因病去世整整一年。那一年暮春，钱学森收到军委寄来的陈赓旧笔记本，封面仍是1955年宴后纪录。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全是当晚敲定的物资清单，旁边还画了个小火箭，箭头指向星空，笔迹粗犷却坚实。

再次转到1986年的会场，钱学森停顿片刻，把那个笔记本举高示众。台下年轻工程师看得入迷，有人私语：“从那顿饭开始，历史拐了弯。”话音落处，老人轻轻放下笔记本，简单总结八个字：“一诺千金，方显担当。”说完，他把目光投向窗外，北京的天已近黄昏，而遥远的松花江畔，似仍有那声爽朗的“行！”在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