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成为五常，是因为英国，为实现联合国权力平衡

在探讨法国何以在二战后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列时，流行的叙事往往聚焦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的英勇抵抗，或法国在诺曼底登陆后迅速整合出的庞大兵力与完好工业基础。这些固然是法国得以重归大国舞台的重要资本，但一个更为关键、却常被忽略的地缘政治动因是：英国出于维持欧洲均势与自身全球战略的深切需要，不惜余力地扶持法国，并将其推入“五常”之列。从本质上讲，法国获得这一席位，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为了实现战后联合国框架内权力平衡而一手策划与推动的结果。

一、 英国的困境与战略考量：不能独对美苏
要理解英国为何如此执着地“复活”法国，必须首先审视1945年初英国自身所处的战略困境。彼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旧的国际秩序崩塌，新的格局正在雅尔塔和波茨坦的谈判桌上酝酿。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国家虽然身为“三巨头”之一，赢得了战争，却正在输掉和平。
一方面，大英帝国元气大伤，经济濒临崩溃，军事上过度伸展，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正以前所未有的体量与影响力主宰战后世界。在丘吉尔看来，一个由美苏两强支配的欧洲，对英国而言将是战略噩梦。如果西欧陷入虚弱和分裂，它将无法抵御来自东方的共产主义渗透与扩张，英国将不得不独自面对斯大林庞大的陆军和意识形态攻势，同时在经济和安全上彻底依附于美国，丧失外交自主性。
在此背景下，一个强大、独立且与英国结盟的法国，成为了丘吉尔全球战略棋盘上不可或缺的棋子。其核心逻辑在于：
1. 重建欧洲均势： 英国数百年的外交传统便是维持欧洲大陆的均势，防止任何一个强国独霸欧陆。战后，这个潜在的霸主变成了苏联。扶持法国，使其成为西欧大陆的支柱，是遏制苏联西进、重建欧洲力量平衡的最直接途径。
2. 分担领导责任： 英国无力单独承担西欧的防务与重建重任。一个复兴的法国可以共同管理德国问题（如对鲁尔、萨尔区的共管），稳定动荡的西欧政局，并在全球殖民地事务上成为英国的伙伴而非对手。
3. 在美苏间充当“第三方力量”： 在即将成立的联合国中，如果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有美、英、苏三家，英国将不可避免地时常陷入美苏对峙的夹缝之中。引入一个立场相近、利益相通的法国，可以形成一个西欧集团，增强英国在与美苏博弈中的分量和回旋余地。丘吉尔希望，法英联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平衡美苏的绝对优势。
因此，对英国而言，法国的复兴并非出于慷慨，而是严峻战略 necessity（必要性）下的必然选择。正如丘吉尔在战争期间多次强调的：“没有一個強大的法國，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全的歐洲。”

二、 雅尔塔的博弈：丘吉尔力排众议
将英国的这一战略构想变为现实的关键战场，是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在会上，关于法国地位的争论异常激烈。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法国持深刻的怀疑态度。他始终无法忘记维希法国与纳粹德国的合作，对戴高乐的固执和难以驾驭也深感不满。在罗斯福的战后蓝图中，世界应由“四警察”（美、英、苏、中）来维护和平，法国已被排除在核心决策圈之外。他认为法国在战争中迅速崩溃，其贡献远不及其他大国，没有资格获得常任理事国席位。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则出于更为现实的考虑，对法国加入“五常”持反对或冷漠态度。他乐见西欧分裂与虚弱，一个强大的法国不符合苏联在东欧和中欧扩张影响力的利益。同时，斯大林也希望在安理会中保持尽可能小的核心圈子，以方便苏联行使否决权。

正是在这样的反对声中，丘吉尔成为了法国席位的坚定捍卫者和最有力的说客。他为此进行了多轮艰苦的游说和辩论，其论点可以概括为：
· 地缘战略必要性： 丘吉尔向罗斯福和斯大林强调，德国必须被长期占领和管制，而英国无法独自承担这一重任。法国必须参与其中，并负责占领德国的一部分地区。一个被赋予责任的大国，理应在安理会拥有相应的席位。
· 历史与未来的潜力： 他力陈法国并非永久沉沦。他描绘了法国拥有广袤殖民地、深厚文化底蕴和强大复苏潜力的图景，指出忽视法国就等于在欧洲心脏地带留下一个权力真空，这将危及整个战后和平。
· 分担英国的负担： 丘吉尔近乎直白地表示，英国需要法国作为一个强大的伙伴来共同面对战后欧洲的挑战。没有法国，英国将不堪重负，这最终也会损害美苏的利益。
丘吉尔的坚持和雄辩最终取得了成效。罗斯福被说服，斯大林也不再坚决反对。雅尔塔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同意邀请法国成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成员，并“原则上”支持法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是英国外交的一次重大胜利，也是其均势战略的完美体现。

三、 法国的资本与英国的“包装”
当然，英国的扶持能够成功，也离不开法国自身在战争末期所积累的、可供英国利用的“资本”。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诺曼底登陆后，自由法国与维希法国武装力量的迅速合流，使法国在短时间内重建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至1945年已达约170万人。同时，其本土工业基础相较于欧洲其他战场国家保存得相对完好。这些硬实力是法国能够被“包装”成一个大国候选人的物质基础。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在1945年的现实语境下，法国的这些资本相较于美苏的绝对力量，依然是次要的。如果没有英国在最高决策层为其背书和“包装”，仅凭法国自身的战功和实力，很难打动持怀疑态度的罗斯福和斯大林。英国所做的，是巧妙地将法国的潜力转化为当下政治博弈中的筹码，将法国军队在欧洲战场上的贡献（例如勒克莱尔师解放巴黎、第一集团军在德国境内的作战）提升到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高度，并极力淡化维希政权的污点，突出“战斗法国”的合法性。
换言之，法国提供了“躯体”，而英国则为其注入了“灵魂”——即在大国俱乐部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政治与战略合法性。英国需要法国迅速“看起来像”一个大国，以便在联合国架构内实现其权力平衡的设计。
四、 平衡之棋：联合国架构中的英法协作
联合国成立之初，英国推动法国入常的平衡战略便立即显现其价值。在安理会，法国虽然最初实力不济，但其投票权与英、美、苏、中平等。这使得法国自然而然地成为英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的天然盟友。
在处置德国、处理殖民地危机（如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问题初期）、应对中东变局等一系列问题上，英法两国经常协调立场，形成了一个虽非正式但确实存在的“西欧声音”。这有效增强了英国在面对美苏时的谈判地位。例如，在早期关于伊朗、希腊等地的危机中，法国的支持对于英国维护其传统利益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法国入常本身，就是对美苏两极结构的一种微调。它打破了“三巨头”完全垄断战后事务的格局，为西欧保留了一个席位和发言权。这个席位，在英国国力持续相对衰落的冷战岁月里，显得愈发珍贵。当英国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独立应对全球挑战时，它与法国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协作就变得更加紧密。法国也利用这一平台，逐步恢复其国际声望和影响力，并最终在戴高乐时代走向了更加独立自主的道路，而这独立自主的根基，恰恰始于英国为其争取来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结论
综上所述，法国在二战后能够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本土抵抗运动的道义力量、战后迅速恢复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但决定性的推手，来自于英国基于深远地缘政治算计的鼎力支持。英国出于重建欧洲均势、分担领导责任、以及在美苏主导的新秩序中为自己寻找战略支点的迫切需要，将复兴法国并助其入常视为核心国家利益。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力排众议，成功说服了犹豫的罗斯福和冷漠的斯大林，为法国拿到了这张宝贵的大国俱乐部入场券。
因此，法国的“五常”席位，不仅是对其自身潜力与贡献的认可，更是英国为了实现联合国内部权力平衡而精心布局的一着妙棋。这一历史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大国政治的复杂性：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跃升，往往不仅是自身奋斗的结果，更是更高层面的战略格局变动与利益交换的产物。在英国为维持其全球影响力而进行的最后努力中，扶持法国，成为了其实现战后权力平衡的关键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