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三强下放到陕西后，撞见一名女子在扫厕所，感慨：你怎么在这？

1966年10月的一天清晨，陕西眉县的冷风已经夹着微微霜意。隔着一排半旧的杨树，省五七干校的钟声准点敲响，呼啦啦的队伍在操场集合。钱三强就在其中，他的臂膀因为长期缺乏睡眠而微微颤抖，却依旧咬牙跟着队伍跑完两圈。

结束早操，他被安排去检查厕所卫生。推开门，他猛然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弯着腰、拿着长柄笤帚，一边清理一边小声哼着歌。灰布上衣袖口磨破，几缕白发从发圈里滑落。钱三强怔住几秒，声音沙哑：“泽慧，你怎么在这？”

何泽慧抬头，露出淡淡笑意。“打扫卫生也要有人干嘛。”短短一句，让钱三强眼眶发热。他想到这双拿笤帚的手，十年前还在北京西郊用石英玻璃管测中子截面，心中说不出的酸楚。

要理解这场意外重逢，得把时针拨回到1931年。“九一八”后，清华园里人心浮动，物理系课堂却依旧紧张。叶企孙上完课出门，恰遇年轻的何泽慧。“叶先生，我仍想留在物理系。”话音坚定，叶企孙沉默片刻，点头让她旁听一年试试。就是那一年，何泽慧连夺数门课程第一，用成绩堵住了质疑。

再往后是1937年。柏林工业大学的行政楼里，克兰茨教授翻着申请材料，眉头紧锁。“军事敏感专业，恕难录取。”何泽慧把公文包往桌上一放：“你们德国顾问可以赴中国教炮兵，我为何不能学技术救国？”几分钟的据理力争，换来一个旁听名额。半年后，她用满分答卷转正。

1940年，塞纳河畔秋雨纷纷。居里实验室的实验台前，两位东方面孔忙得脚不沾地。他们针对铀核裂变产额做了系统测算，首次提出“轻核裂变模式”假说。消息传出，法国《科学》杂志直接把标题拉到封面：“来自东方的年轻夫妇”。那一年，钱三强三十一岁，何泽慧三十四岁。

1948年春，他们携带厚厚一摞数据图纸回到北平。设备紧缺得可怜，中科院刚成立的中子物理室连尖嘴钳都靠研究员自掏腰包。何泽慧把厨房铝勺削成舟形坩埚，配合简易计数管，硬是在1955年测得我国第一组反射系数完整曲线。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罗布泊沙漠巨响震天，蘑菇云腾空而起。当天午夜，北京西长安街灯火通明，科研人员对最终数据复核。名单里，领导体贴地给何泽慧留了位置，她却轻轻划掉：“把空位让给青年同志，未来需要他们抬头。”

随后风云骤变。1966年5月，钱三强被通知“到基层锻炼”，何泽慧九月亦被“随调”到同一干校。两人路途不同，落脚时间错开，这才有了厕所门口的那一声“你怎么在这”。

何泽慧拍拍手上的灰尘：“咱们既然来了，就别让人挑咱的刺。卫生搞得好，也是为集体消毒。”钱三强哽住，半晌才挤出一句：“这双手，本该握镊子。”何泽慧摇头，“国家需要的那会儿，我握过。现在需要别的，我也一样能干。”

干校生活艰苦，可两位物理学家没让自己闲着。白天劳动，晚上他们把公社废弃的仓库改成小课堂，找来破旧黑板，用粉笔复写最新的核物理文献。年轻知青围在油灯旁，听他们讲“中子散射”与“轨道磁矩”。这些讲稿后来成了西北某工学院的内部教材。

1973年，第一批“解调”通知下来，钱三强先行离开陕西。临走前夜，他在干校食堂后的小河边徘徊，担心妻子继续留下会受累。何泽慧看出了他的愁绪，笑着递过去一块硬邦邦的自制发糕：“你放心走，我还有未完成的课堂。”这种淡然，让钱三强默默擦去眼角的泪。

1978年春节前，国家科委点名邀请何泽慧赴京汇报中子探测新构想。火车驶过渭河，她提着褪色背带包抵达北京站，没让任何人接站。几天后，那位在苏州捐出老宅、身穿补丁夹袄的老太太出现在西单菜市场，被小贩误认为“买不起冬笋”。消息传到中科院，同事们苦笑又心疼，集体把她“请”回所里。

可回到实验室，她照旧安静地坐到角落，把牛皮纸包里的干粮塞进抽屉，打开厚厚笔记本。“十五年荒废的仪器，先调试再说。”一句话，让周围年轻技师直挺腰板。

多年后，提到那段意外的“厕所重逢”，钱三强只说一句：“那并非耻辱，而是教我明白什么叫无条件的担当。”而对于何泽慧而言，工作与劳动从无高低之分，只问是否对得起国家与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