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仕而优则学” | 正厅级法学教授落马启示录

近期，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信息显示，最高法刑四庭原副庭长、全国首届审判业务专家、正厅级审判员、法学教授、博导郝银钟，落马受审。据悉，郝银钟系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已在浙江嘉兴法院受审。

郝银钟的落马，揭开了“官而优则学”温情面纱下的一角暗疮。这位曾端坐高位、头顶光环的最高法原正厅局级审判员，在2023年脱下法官袍，以不到55岁的壮年之姿，南下广东某重点法学强校，获赠高端人才桂冠与优厚待遇。校方隆重的欢迎仪式尚未散尽余温，这位“法学教授”便因涉嫌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站上了被告席。

这起案件的价值，或许不在于围观个体命运的跌宕，而在于它精准刺中了法学教育领域一个长期被选择性忽视的问题：当权力主动拥抱学术，其动机是否纯粹，其影响是否干净，我们的高校又是否具备足够的清醒去辨别那道袍之下，究竟藏着一颗向学之心，还是一段急于冷却的权力余温？

细究郝银钟的职业轨迹，其从学的动机确实难以用“厌倦公务”或“学术情怀”来解释。1968年出生的他，在2023年辞官时正值仕途关键期，55岁的厅级干部远未触达天花板，主动放弃实权岗位，反身投入教授生涯，这本就罕见。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并非他首次在学界与官场之间切换。2006年，38岁的郝银钟已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拥有教授席位，却毅然辞职转投最高法院。这段“辞教从官，再弃官从教”的回环履历，使其二进宫的学术动机显得尤为可疑。38岁时抛弃教授身份追逐权力，17年后又在权力巅峰期突然回归，时间点的选择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避风头”的意图。如今受贿指控坐实，印证了当初那个大胆的推测：教授的讲台，或许只是其预感到风暴来临后精心构筑的避风港。法学一级博士点的光鲜招牌、高端人才的特惠政策，在彼时彼刻，恰好为一段亟需褪色的权力履历提供了完美的漂白剂。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漂白并非简单的身份转换，而是将权力的腐蚀性悄然带入了本应纯净的知识殿堂。郝银钟被控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一罪名的主体设置本身就极具警示意义。它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再是公务员，却与公权力藕断丝连的特殊群体——辞职官员、退休干部、领导近亲属等。他们游离于体制监督之外，却凭借昔日积累的官场人脉、声望余威和信息优势，继续发挥着“权力的余热”。郝银钟作为前最高法院副庭长，其影响力辐射力远超常人，当他将这种影响力用于寻租，其破坏力甚至大于在位时的直接受贿。这意味着，讲台与法庭之间那道本应坚固的职业伦理防火墙，在他手中形同虚设。教授的学术权威与法官的司法余威相互勾兑，形成了一种更具隐蔽性的新型腐败形态。学生求教的可能不再是法律真义，而是权力运作的潜规则；学术研讨可能异化为司法掮客编织关系网的温床；就连那顶“全国首届审判业务专家”的学术光环，也可能成为其影响力变现的信用背书。这种腐败的阴险之处在于，它打着传承知识的旗号，行权力寻租之实，严重侵蚀了法学教育的根基与法律共同体的公信力。

更令人忧虑的是，面对带着如此明显“权力气味”的转轨者，本应秉持学术底线的高校却表现出令人费解的热情与迟钝。广东那所重点法学强校，在引进郝银钟时显然被其耀眼的头衔与履历所倾倒，隆重欢迎、慷慨给予高端人才待遇，却唯独缺失了最基本的尽职调查与风险评估。57岁的年纪、正厅级的职位、罕见的辞官时间点、17年前的教授身份，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本应触发一个成熟学术机构最基本的警觉：这位“人才”回归学界的内在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其对学术的忠诚度还剩几何？昔日权力场中积累的复杂关系网，会否成为校园生态的负资产？然而，在“法学一级博士点”的学科建设焦虑与“高端人才”的政绩冲动下，学术判断力让位于头衔崇拜，风险防控让位于功利计算。结果，不仅一笔高昂的人才投资打了水漂，更严重的是，将腐败的隐患主动引入学术腹地，让纯净的象牙塔沦为权力洗白的低风险通道。这种“慧眼识珠”的失败，暴露的不仅是人事遴选机制的漏洞，更是高校在权力与资本面前，学术品格与批判精神的失守。

郝银钟案敲响了“官而优则学”群体治理的警钟。不能否认，确有官员在退出权力舞台后，怀着真诚的教育理想投身学术，为法学界带来宝贵的实务经验。但当这种流动异化为腐败分子的隐身术、权力寻租的延长线时，就必须建立更严苛的甄别与防范机制。对于从政法系统转轨的法学教授，其辞官时间点的合理性、在原岗位的廉洁记录、学术动机的纯粹性，都应成为高校引进时不可逾越的审查红线。

当郝银钟的教授生涯在未竟的受贿指控中戛然而止，他留给学术界的不仅是一个尴尬的案例，更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照见了权力与学术勾兑的危险，照见了高校在人才饥渴下的失察，也照见了“官而优则学”这一光鲜路径背后，可能潜藏的道德黑洞。学术殿堂的尊严，不应成为权力余温的燃料；教授的讲台，更不该是腐败分子的最后避难所。唯有让动机不纯者无缝可钻，让权力影响力彻底冷却，法学教育才能真正培养出敬畏法律、信仰正义的法治人才，而非精通权术、善于钻营的“校园掮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