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第一谋臣却被灭九族：能谋天下，却谋不了自己

公元450年，平城刑场血流成河。数十族人、上千口性命，仅因一个人写了一本太真实的书。

这个人叫崔浩——北魏第一谋臣，三朝元老，智冠群臣。太武帝拓跋焘曾称其：“手不能弯弓，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

可就是这位“胸怀胜甲兵”的天才，最终因“国史之狱”被灭九族。

那到底是史书惹祸，还是聪明误身？

从草原政权到中原帝国——北魏汉化的时代背景

北魏的历史，是一段从草原走向中原、从部落走向王朝的过程。

鲜卑拓跋部起于大漠北方，早期的政治制度以氏族、部落为基础，权力依附血缘，尚武而轻文。

这种体制适用于征战，却难以支撑对中原地区的长期统治。

北魏建立后，面对疆域扩大、人口结构复杂、政务庞杂等新形势，鲜卑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只有吸收中原的封建制度和文化体系，才能稳定政权。

早在代国时期，拓跋氏便已开始接触中原文化。拓跋珪建国后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正式开启汉化改革。

北魏政权的建立依托武力征服，但政权运行却离不开制度、礼仪和文治。

拓跋珪任用汉族士人参与建制。燕凤、许谦、崔玄伯、邓渊、董谧等人先后受命草创典章制度，制定礼乐。

皇始元年，诏令吏部郎邓渊典官制，立爵品，确立了以中央台省和地方州郡为主体的官僚体系。

这标志着北魏开始由部落体制向封建官僚体制转变。

在文化领域，拓跋珪建立太学，任用汉族学者为五经博士，教授儒学，培养官僚人才。

鲜卑贵族子弟在太学学习儒家经典，这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素养，也促进了对汉族文化的认同。

北魏初期的这些举措，使政权逐渐脱离游牧政体，进入封建化的轨道。

拓跋焘（太武帝）时期，北魏完成了对北方诸国的统一。

统一后，政治重心从军事转向行政，汉化的需求更为迫切。

太武帝继续任用汉族士人，在政治、军事、法律、文化诸方面推行改革。

他命崔浩、高允、公孙质等人修订律令，规范刑法与行政；又令卢玄、董谧等人整理礼仪、音乐，完善朝仪。

太武帝在位期间建立太学，任命儒学世家出身的汉人教授经史，提倡儒学，社会风尚逐渐由尚武转向崇文。

太武帝影视剧形象

这些制度的建立，使北魏的国家结构更加稳固，也让鲜卑政权的行政体系逐步接近中原王朝的模式。

然而，这一时期的汉化也引发了潜在的矛盾：随着汉族士人地位提高，鲜卑贵族感受到政治空间的缩小，对改革逐渐产生抵触。

崔浩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崛起的。他既是汉化改革的主导者，又是矛盾爆发的焦点。

崔浩其人：功在社稷

崔浩出身清河崔氏，这可是北方士族的天花板。

祖上崔林在曹魏做过司空，父亲崔宏是北魏开国功臣，仕至吏部尚书，被赐爵白马公。

崔浩出身氏族，自身自然也不会差。

资料记载，崔浩从小就聪慧得很，读书过目不忘，博览经史百家，还对天文历法、阴阳五行颇有研究。

他少年入仕，在拓跋珪手下当著作郎（中国古代负责编修国史的官名）。

道武帝晚年脾气暴躁，宫里一不高兴就治罪。

大家都远远避着，崔浩偏敢天天跟着。

道武帝看他忠心，就特地赏他粥喝。别看是碗粥，那是皇恩浩荡的象征。

到明元帝拓跋嗣时，崔浩彻底崭露头角。他成了皇帝的国师级谋臣：既讲经义，又断时局，还能占天象。

415年，平城连年闹饥荒，有人劝皇帝迁都邺城，崔浩和特进周澹却坚决反对。

在他们看来，迁都是治标不治本！再加上东州各州根本分配不了那么多人，到时候只能居住在山野，进而导致东州人水土不服，将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等到来年春天，牧草生发，蔬菜果蔬充足自然可以缓解饥荒。

明元帝虽然很不放心，但还是选择了相信。结果果然次年风调雨顺，百姓安居。

刘裕北伐后秦向北魏借道那年，魏廷一片慌乱。

众臣皆表示刘裕此举必有攻魏意图，主张出兵阻止！

崔浩却说：“可以借道，等两虎相斗后我们再坐收渔利。”

明元帝没听，硬派军出征，结果惨败。后来刘裕篡晋自立，崔浩的推断全应验。

刘裕

他还劝明元帝早立拓跋焘为太子，以免奸邪之人钻空隙。

后来太武帝一上位，也对他百般信任：伐夏、攻北凉、破柔然，哪一仗没他的计策？

要说崔浩这人，当真是北魏的“张良+诸葛亮”合体。

朝廷大事他出主意，军国要务他写章程，连宫中礼仪、历法制度都由他定。

但他的问题也在这——太能干了。聪明人若不懂收敛，迟早会被聪明坑死。

风云之上：汉化改革的推手

北魏原本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游牧打仗，没多少人会写字。要治理北方那片被战火烤焦的土地，光靠马刀可不行。

于是，汉化成了必然之路。

崔浩出身汉族世家，深知“制度”比“刀枪”更能稳天下。

在汉化改革的措施上，崔浩试图推行“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政策，原本是出于汉化改革的政治考量——希望用汉人礼法、家族制度整顿北魏的行政秩序。

鲜卑贵族一听这话，炸锅了。这不摆明着告诉人家：特权将被削弱。

崔浩这是动了人家的饭碗，也动了族群的面子。

朋友卢玄都劝他：“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意思是——这事早了点。

崔浩不听，硬推改革。结果，汉士拍手叫好，鲜卑贵族磨刀霍霍。

再加上他平日恃宠自傲，说话冲，对鲜卑贵族颐指气使，哪怕太子也被他顶得下不来台。

比如太武帝征凉命太子拓跋晃监国时，他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十多名士人为郡守，太子说不妥，崔浩硬是坚持到底。

崔浩的命运，正是从自持才略，专权开始走下坡路的。

但直接给崔浩带来杀身之祸的事件是太平真君年间，太武帝命崔浩主持修国史。

崔浩兴奋极了，这可是建功立业的大事。

他召集史官，编撰《国记》，详细记载北魏历代兴亡、鲜卑起源，甚至连皇室早年不愿人知的历史也写得明明白白。

结果，这一实录，成了他的催命符。

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遂向太武帝指控崔浩故意为之，意图暴扬国恶。

太武帝雷霆震怒，诛杀崔浩。

同时他的亲族皆被连坐灭族。

这就是所谓的“国史之狱”。

当崔浩押赴刑场，士兵竟然公然羞辱他，在其头上撒尿。

这位能谋天下的谋臣，最终连尊严都被剥尽。

结语:

崔浩的死，不仅是个人悲剧，更是北魏政治发展的转折。

他代表了汉族士人的理性、制度化与文治理念；

太武帝代表了鲜卑贵族的权威、血统与武力传统。两者的矛盾，在“汉化”这一进程中无法调和。

北魏的汉化改革，是文明进步的象征，但在权力结构中，却是一次利益再分配。

崔浩以制度取代血统，实质上是动了鲜卑贵族的根本。

他用儒家伦理约束草原政治，却忽视了权力的生存法则——政治从不只讲道理。

在政治上，他“能谋天下”；在生存上，他“谋不了自己”。

他推行的制度、修订的律令、倡导的汉化，成为北魏封建化的根基，却也让自己陷入权力的孤立。

崔浩被诛后，北魏的汉化进程遭受挫折。

直到文明太后冯氏与孝文帝时期，汉化改革才重新展开，迁都洛阳、改姓拓跋为元，北魏才真正成为一个彻底的中原王朝。

但那已是另一代人的故事了。

参考信源：
《魏书》卷35《崔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