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生日那天,我搬进了养老院。
不是儿女不孝,是我自己要来的。女儿在电话里哭,说妈你这是做什么,我们会照顾你的。我说不用,你们忙你们的,我一个人挺好。其实就是不想麻烦他们,也不想被麻烦。一个人住了三十年,习惯了安静,习惯了自己说了算。
养老院在郊区,环境不错,就是太安静。我住进去的第三天,在走廊里遇见了他。
起初我没认出来。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头,推着助行器慢慢挪动。我侧身让路,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停住了。那双眼睛还是那样,有点怯,又有点执拗。
"阿芳?"他叫了我的名字。
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林文昭。四十二年没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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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寒暄,也没有特别激动。就是点点头,各自走开了。养老院里的人都这样,见面打个招呼,然后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没人有兴趣探听别人的过往。
但接下来几天,我们总会在餐厅碰到。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我坐在角落。有一次他端着餐盘走过来,问我这里有人吗。我说没有。他就坐下了。
我们吃饭,谁也不说话。这种沉默不尴尬,反而让我觉得舒服。年轻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可以一起坐很久,什么都不说。
第五天,他递给我一个信封。
"你看看吧。"他说完就走了,留下我拿着那个泛黄的信封发呆。
回到房间,我把信拿出来。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笔迹还是当年那样工整。邮戳是1983年8月15日。那一年,我嫁给了现在已经去世的丈夫。
信很短。他说他知道我要结婚了,祝我幸福。然后说,他这辈子大概不会结婚了,因为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人。最后一句话是:如果当年我敢说出口,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我看着那封信,手在抖。
我们是高中同学。他成绩好,性格内向,我成绩一般,但爱笑。那时候谈恋爱是要被开除的,我们只是偷偷递纸条,在图书馆"偶遇",放学后一起走一段路。
毕业那年,他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我落榜了。临走前他来找我,说了很多话,但就是没说"我喜欢你"这四个字。我等了,他没说。后来我想,大概他也觉得没必要说了吧,反正都要分开。
再后来,我爸妈给我介绍了现在的丈夫。一个老实人,有工作,人品不错。我想,人总要往前走,就答应了。婚礼前一个月,我给林文昭寄了请柬,他没回信,也没来。我以为他收不到,或者不想来。没想到他收到了,还回了信,只是这封信从来没有寄到我手上。
"我妈拦下了。"第二天在花园里,他平静地说,"她觉得你都要结婚了,这封信没必要给你添麻烦。我一直以为是邮局弄丢了,直到她去年去世,我整理遗物时才发现,信被她藏在抽屉最底层。"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那时候想,既然你选择了别人,说明我不够好。"他继续说,"后来我也相过几次亲,但总觉得差点什么。我妈急,我就说工作忙,一拖就拖到现在。"
我说:"你怪我吗?"
他摇摇头:"不怪。你等过了,是我自己没说。"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经常坐在一起。不是刻意,就是顺其自然。他会讲他这些年一个人的生活,我也会说说我的婚姻。我的婚姻不算坏,丈夫对我很好,但我们之间始终隔着一层什么。他大概也知道,所以从不多问我的事,我也习惯了这种距离。
"你后悔吗?"有一天他问我。
我想了很久,说:"不知道。如果说后悔没等你,但其实我也不知道要等什么。如果说不后悔,但有时候又会想,如果当年你说了,我是不是会做不一样的选择。"
他笑了,说:"所以我们都是胆小鬼。"
我也笑了。六十岁了,终于可以承认自己当年有多怂。
上周,他突发心梗,抢救了一晚上,没救回来。护工来通知我的时候,我正在房间里看书。我放下书,去了太平间。他躺在那里,脸色很平静。
我站在那里看了他很久。我想起十七岁的那个夏天,他站在校门口等我,阳光洒在他肩上,他笑起来的样子。然后我想起这四十二年,我们各自过各自的日子,错过了,也放下了,最后却在这里相遇,说了一些早该说的话。
我没哭。只是觉得很累,很遗憾。
有些遗憾是弥补不了的。不是因为时间,是因为我们自己。那封信来得太晚,但即使它当年送到我手上,我也不确定自己会怎么做。人总是高估自己的勇气,低估生活的复杂。
现在我每天还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散步。只是偶尔路过那个靠窗的位置,会停一下。然后继续走。生活还得过,只是心里多了一个角落,放着一个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
愧疚一生?大概是的。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名状的遗憾——不是遗憾错过了什么,而是遗憾我们都没能成为那个敢爱敢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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