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中俄联手应对

文︱陆弃

11月12日至15日，风景如画的俄罗斯索契见证了一场不只是“走过场”的聚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了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第十一次会议。官方通稿看似几句寒暄，其实背后暗潮涌动，这既是中俄高层关系的常规互动，也可能是两国战略同频的深刻信号。

刘海星与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的会面，既是礼节性的握手，更是政治意义上的一次亲密接触。两党在此次机制中达成一致：以习近平和普京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政策理念沟通，深化各层级交往，在多边领域密切协调。这种说辞不新鲜，但在当前国际局势动荡、地缘政治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却值得细品。

“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的国际政党论坛常委会也成为此次会议的一环。中俄两大执政党携手出席，把“反殖民主义”“反霸权主义”挂在旗帜上——这既能在意识形态层面凝聚共识，也能在国际舞台上构建“我们反对西方干预”的共同立场。这样的框架不仅象征意义强，而且明确地对外传递出中俄愿意联手打造另一种全球秩序的意愿。

显然，机制化的党际对话并非形式主义。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秀，而是一种战略对接。中俄两国的元首早已有共识，习近平和普京的互动为中俄关系提供了强大政治支撑。这次会议将两党机制交往提升到新的层面：既是稳定战略互信的渠道，也是对外展示“中俄共同推进多极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窗口。

在务实合作方面，双方强调要促进政策理念沟通、加强各层级交往，这意味着两国不仅要在国家高层交往，更要让地方、基层政党力量参与进来。这种纵深的对话，有助于把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构建得更稳、更厚。中俄可以在地方治理、党务建设、公共外交上互学经验，也可以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人文互动中找到切实连接点。

值得注意的是，“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这个会议议题，有其深刻的象征意义。中俄借助此类政党论坛，把反霸权、反干涉、反新殖民主义作为共同旗帜，是在为自身对外战略正当化，同时联结更多意识形态方向相近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宣言释放出明确信号：面对西方主导的秩序，中俄不仅是经济伙伴，更是政治盟友。

对中国来说，通过这种机制，中联部不仅能加强党际外交，也可以让“党的外交”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担当越来越重，既是国家意志的延伸，也是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一部分。而对俄罗斯而言，统一俄罗斯党与中共深度互动，可以巩固其在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伙伴地位，化解来自西方的压力。

当然，这场对话也不是单方面的温情。中俄之间存在相互需要：面对西方压力，中国需要稳定的大国盟友；俄罗斯在国际孤立中，同样需要中国这个体量庞大、愿意合作的伙伴。两党机制为两国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让合作不只是政府层面的权宜选择，而是可以制度性延续、机制性展开。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机制化交流，不仅仅是“口头说盟友”，而是将理念、政策乃至国际议题带入政党建构中。当“共同抵制新殖民主义”成为双方政党的共同议题，它就不仅是外交辞令，更是战略立场的一部分。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俄执政党对话机制的深化有其复杂性。有人会把它看作是强权集团联盟，也有人会视为反对单极世界的一种制度化力量。无论如何，这种通过政党渠道构建的合作，为中俄关系注入了更深层次的政治信任，也让两国具备了在全球治理中以“制度伙伴”身份协作的能力。

与此同时，这样的机制也对第三方释放出信号：中俄不是临时的战术伙伴，而是有长期战略意愿、有制度化沟通机制的战略同盟。在关键议题上，两国政党可以共同发声，共同推进议程，这种制度化互动比单纯的国家间合作更为稳固。

刘海星此行，其影响在国与国的层面之外，也在政党体系内留下了痕迹。两党对话不是简单外交礼节，它揉合了理念、制度与战略，也彰显出中俄在新时代大国政治中的野心和责任。未来，当国际秩序继续演变，中俄能否通过这种机制提供“替代性”治理方案，还是将形成围堵西方的政治平台，将是值得关注的关键。

会议在索契落幕，但中俄两党的对话远未画句号。政党外交搭了一个制度化舞台，两国关系在此处搭桥、铺路；国际格局在这一机制中，可能见到新的力量集结。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次成功访俄，更是一次深耕政治互信、稳固战略支点的行动。中俄政党联盟正借对话机制，把现实伙伴关系进一步制度化，并将共同价值和国际主张融入彼此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