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批判科举制

清末的江南贡院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夫子庙学宫东侧，始建于南宋。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集乡试、会试于一体，由于考生众多，不敷使用，明成祖永乐年间重新兴建，江南贡院始具规模。至清光绪年间，江南贡院已拥有考试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科举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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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批判科举制？首先要弄清楚科举制的实际功能或者它的本质是什么。目前，大多数人对科举制的认识都存在误区，都将它看做一种教育制度或者考试制度，事实上科举制的本质并非如此，它实际上一个利益分配制度，在传统社会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决如何分配权利的问题。

要想理解科举制只是一个社会利益分配制度，就要先弄清楚什么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主要就是权力和财富，所谓权力，就是公权力，具体体现就是各级不同的官职。当官到底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机会还是一种利益？不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政府都有权力通过税收强制性地收取社会成员劳动价值的一部分，然后用这些税收来供养官员，而官员们负责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但在传统社会里，社会的正常运行实际上不太需要去维持（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很弱，只要保证在遇到重大的自然灾害时让老百姓能活下去，不会出现造反的情况就行了，由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很小，所以官员们在更多的时间都是在享受权力所带来的好处。在现代社会，权力一般被认为是人民赋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机会，但是这在很多国家都是一句空话。即使是在民主国家，也改变不了公共权力就是一种利益的现实，因为当了官，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监督手段，但是由于官员们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可以享有更好的待遇，就可以支配别人，就有机会获得灰色的或者黑色的收入。因此，从根本上说权力是一种社会利益，这是由人类的天性决定的，是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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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利益就是权力，权力支配着一切，有权就有钱，有钱不一定有权，还要受有权者的剥夺，所以分配好权力就是中国传统社会要做好的头等大事。权力有三种分配方法，第一种是战争，中国的王朝更替多是这样。一个集团打倒另一个集团取得天下，新生力量就开始分配夺得的权力，跟着打天下的兄弟们谁在战争中出的力多分的就多，比如刘邦集团打倒项羽集团，封韩信为楚王、萧何为酇侯。西方的政党获取权力靠的是选举，选举在台湾有一个术语叫“选战”，准确地揭示了选举的本质——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与王朝更替的本质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各政党通过选举获得权力，然后将权力分配到内部成员中。这是权力的初次分配，也是最永恒、最公平的一种分配方法，通过竞争优胜劣汰将能干的人筛选出来。

权力的第二种分配方式就是世袭——世卿世禄。在中国古代，一个王朝建立起来后往往要延续几百年，为了保障王朝的长治久安，这就要解决权力的承袭问题，就必须对权力进行二次分配，而二次分配的首选就是继承，即沿袭周的分封制，通过爵位官职的继承来传承权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愿意建功立业的一个原因，最起码可以给子孙后代留下个铁饭碗。但事实上，世卿世禄制度是延续不下去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不公平的，人的优秀与否是天生的，与其父母没有必然关系，一个农民的后代很可能比一个君王或者贵族的后代优秀得多，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几率并不高，一般就算是延续下去，也超不过三代，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泽，五世而衰”，造成这种现象是一方面由于一个家庭不可能世世代代都生出来聪明的孩子；另一方面家庭条件好了，缺少艰苦环境的锻炼，自然就难以成才，甚至于到最后连遵纪守法的能力都丧失了，就会出现高衙内那样的恶少，若是守法他们就能继续享受，但是他们只会胡来，所以世卿世禄制就延续不下去。更有甚者，有的后代连生育能力都没有，根本就无从继承，例如樊哙，到他儿子就开始胡作非为了，到孙子时就被夺爵。这种不公平造成的局限就是许多优秀的人才没有办法获取权力，这样便会产生社会问题，严重的话就会发生战争，比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现代社会世卿世禄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现代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一个家族或者一个人，当上两任总统就已经不得了了，世代当总统的是极少的。

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就产生了权力的第三种分配方式——考试。这种分配方式也属于二次分配，并且比较和缓，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分配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公平，让比较聪明的人通过考试成为权力的享有者，也比较和平，最大的好处是对皇权挑战不大，基本不会引起社会动荡，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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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从一开始出现，打的旗号就是选拔人才，没错，它有选拔人才的功能，聪明人自然就是人才，但是它的目的和出发点是分配利益、分配权力。这个办法在一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是行之有效的，它让聪明人通过一个比较和缓的考试进入到权力阶层，他们就不会想着造反，社会秩序就比较稳定。选拔出来的人才干什么，或者说给他们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为了推进社会发展，而是让他们听话，不要再想别的了，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把你收买了，你就会想着我得让社会更加公平，你就会煽动老百姓造反，而且因为你聪明，有本事能够煽动起来。你煽动老百姓造反不就是想当大官吗？那就让你直接当了，也就不需要煽动了，从这个角度讲，它是羁縻英才的一种手段。

科举制在社会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权力的二次分配，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的不好之处就是这个社会除了这个利益之外就别无其他利益，或者说过于强化科举考试的力量，导致读书人人生理想的单一化，读书人唯一被认可的出路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因而从中衍生出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这种带有贿赂性质的人生目标，导致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甘心受统治者收买，这些人被收买后，并不是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是用权力这种像鸦片一样的东西扼杀优秀人才的创造力，就是选拔出优秀人才后，虚其心、蚀其骨，只让他们听话，让他们腐朽，久而久之，统治阶级整体上慢慢的就堕落了，因为如果社会权力完全沦为社会利益享受，到最后必然连享受都不会了，比如收税，这是享受的基础，但是到最后官员腐朽到收税比例都掌握不好，越到王朝的后期，横征暴敛导致的饿殍满地就越普遍。再加上社会权力还有公共管理的那一面，尽管不是很重要，但是在面临重大灾害时，比如水灾、旱灾，就需要考验官员的才能，但是由于官员的堕落，丧失了应对这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一旦出现这种自然灾害，或者皇帝胡作非为，官员们没有办法遏制他的时候，那么王朝就崩溃了，就出现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现象。因此科举制不可能解决王朝周期更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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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科举制实际上起的是分配权力的作用，竞争自然就非常激烈。北京的贡院有九千多间号舍，而清代每科大概录取三百多人，也就是说会试的录取比例大概是30：1，而能参加会试的人还是经过层层选拔上来的，每科参加科举的人数的庞大可想而知。为了从数目庞大的考生中选拔出官员，只能增加考试难度，因此考试中出现稀奇古怪的试题也就不足为怪了。加上考试的题目必须出自四书五经，但是四书五经的内容有限，基本上所有的考生都对其倒背如流，没有太大的难度，再加上常年从里面出题，可用内容枯竭，于是就出现了“割裂、截搭题”的现象，具体办法就是选取四书五经中的几个文字组成一题，或者将一句话掐头去尾，用这种不知所谓的题目去考试，其实是在摧残人的心智。

明代的乡试、会试分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考论一首，判五条，诏、诰、表各一道（论、判、诏、诰、表属应用文）；第三场考经史策五道。清代沿袭明代的制度，其中也屡有变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成为定制；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虽然按照规定是有三场，但实际上后两场的作用并不大，主要考的是四书五经，顾炎武曾经说过“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究其二三场”。清代的钱大晞也指出“乡、会试虽分三场，实止一场”，严重的甚至有不阅第二、三场考卷的情况。殿试考的是策论，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会试，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而且对于绝大多数整天在书斋里埋头读书的考生来说，让他们对治理天下提出建设性意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科举考试的答题方式也有规定，必须是八股文（八股文是科举考试中最受诟病的内容，不管是反对科举的还是支持科举的都对它痛加批判，指责它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扼杀了他们的创造精神，使他们失去了主体意识），八股文是一种文章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和现在老师们教学生写作文的格式差不多，最早因为其便宜大受追捧，后来官方就规定试卷行文必须是严格的八股文程式，其僵化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其实八股文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考试规定答题的主旨思想必须出自四书五经，而且是朱熹以理学思想注释的，也就是说科举考试考的只是儒家经典里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最腐朽的部分，而儒家最具创造性、最具活力的从来不考，比如那种建功立业的雄心都不考。这样的考试，残害人的意义恐怕要大于选拔治国之才的意义。

科举考试的过程也是对人的残害。考试是在专门的贡院进行的，分三场，一场三天，一共考九天，考生要坐在专门的号舍里面答题，进去之后封门加锁，每个学生一间，房子很小，宽大约一米，进深约一米三，高大概是两米五，墙的两面有两层砖托，架上板，下面那个板做板凳，上面那个板做书桌，墙上有一个龛，里边放上蜡烛、食物、水，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会试的考期多在二、三月，北京的二月尤其是晚上天寒地冻，考生们蜷缩在小号里答题，那是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殿试也不舒服，每人一个小桌，没有凳子，答卷时必须得站着。这完全是在折磨人、摧残人，是非常不人道的，也是不可以借鉴的。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不能做的更人道一些吗？目的就是要摧残掉人的自尊心，摧残掉人的良心，要让人变成丧尽天良的、没有作为一个人尊严的只会享乐的一种动物，然后再让你当官。要把人变成奴才，我给了你利益，你就要乖乖听我的话。

但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头悬梁、锥刺股地去考科举呢？因为一旦高中，便会一荣俱荣，家里房子马上就大了，妻子就成诰命夫人了，亲戚邻里就开始给你送礼了，所以读书人愿意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谁家考上个进士要隆重地庆祝，世世代代将考科举当作一个重要的像宗教仪式一般隆重，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荣耀、实际的物质好处等全寄托在这上，我们没有发达的工商业，没有科学，只有权力，整个社会就只有这一种利益来源。

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试金榜 金榜题名是古代绝大多数读书人的理想。1904年1月，清廷已决定渐废科举，这年4月，历史上最后一次会试——甲辰恩科会试照旧举行，由于八国联军入侵时，顺天府贡院被烧毁，会试改在开封举行。1902年以后的乡会试都已不再采用八股文体，开始采用中外政治史论和现代性的考试题目，这次考试也不例外。5月25日，故宫太和殿举行了盛大的传胪仪式，金榜出炉，刘春霖被钦点为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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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还有一个特点，它不是一个能够吸引最优秀人才的制度。什么是最优秀的人才，不仅要智商高，道德感也要非常好，道德素质和智力素质比较匹配，这个很难达到。有些人确实道德感很强，但是属于比较笨的，有些人非常聪明，却又比较缺德，这两种人占了人类的90%以上，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人或者百分之一的人，像左宗棠、孙中山、毛主席这样的人能够达到，这些人是不屑于考科举的，考也考不上。首先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经天纬地、治国安邦，他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他还能改变天下、改造社会，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不会去考科举的，因为这种考试方式束缚他的思想，已经严重地触到他的道德底线，他接受不了。第二他不是利禄之徒，他不需要这个维持生活，而考科举的多是为了利禄、为了捞好处，任何一个考试制度，如果把利益作为一个分配的标准的话，那么进入到这个体系中，获得利益的这些人一定不是最优秀的人，只是第二类优秀的人，甚至还算不上。宋代有一个叫陈仲微的学者说过一句话，说得特别好：“禄饵可以钓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尝天下之豪杰；名航可以载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陆沉天下之英雄”。名利这些东西吸引的不是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人是不靠这个来实现自我价值的。不管任何时代，只要是一种考试，他就考不出来最优秀的人才。最优秀的人一定会被科举制屏蔽，因为他太优秀了，跟考试制度不符，不会考试，古代很多优秀的科学家、作家，比如像罗贯中这些人就没考上，杜甫也没考上，所以在科举制中优秀人才相对比例就偏低了，这也是科举制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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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认为科举制度唯一合理的就是考试，考试的唯一合理性就是公平，为科举制平反主要打的就是这个旗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给聪明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不管你曾经是多么的穷困潦倒，只要通过考试，布衣可为卿相，所以为了保障公平就发明出来了糊名制等等。但是公平不能从本质上讲，本质上聪明人和不聪明人之间执行一个标准那是不公平的，只有在利益上才是公平的，面对一些事情，就要有个合理的分配方法，才算公平。如果将考试当作一个利益分配机制，那么必然有人会利用作弊等非常规的手段来获取更多的利益，比如说如果大学不再分一本、二本、三本这些等级，考试仅仅作为测评水平的手段，大家也就没什么必要作弊了，也就没有必要花费这么大精力和资源去维持这么一个所谓公平的分配办法。所以说，不解决将考试当作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也就无法从根源上解决作弊的问题。

有人说西方的文官制度源自于科举制，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公务员在西方也是好职业，也是要参加考试选拔的，但西方的文官制度和中国科举制是两回事。西方现代国家比中国传统国家的管理要复杂的多，西方的文官（即事务官），跟中国古代的官不是一个概念，每一个文官都是专业人员，都是具体的办事人员，解决的是政府技术操作层面的的问题，类似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讼师、师爷、捕快之类的人员，这些人在古代属于小吏，是靠官去花钱聘用的，所以说文官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个专业考试，它也有分配利益的功能，但这个功能非常弱，主要是考技术，有权力的官员的分配靠的是选举。我们现在也实行文官制度，同样的我们考出来的只是具体的业务人员，是一种技术上的选拔，我们现在的政务官实际上是一个小范围上的选举。总之，无论是哪一种制度，绝对不会采用考试的方法来选取国家总统、国家元首，从来不会，也没有考试考出来的优秀政治家、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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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讲清楚了科举制的性质，下面来讲为什么要反对科举制。清末废除科举制的时候，我们国家正处于落后挨打的世界大格局中，当时许多人都在从各个角度思考国家为什么落后，我们实行的是科举制，而西方实行的是自由民主的现代大学制度，一比较科举制就被当成了国家落后的原因之一，于是就有了废除科举、兴办新学的举措，但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实行不同制度的社会根源以及科举制的本质，只是单纯地以为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学就可以帮助我们走上富强的道路，这种肤浅的实用主义路线从本质上讲跟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带有严重的功利主义思想。

科举制能在中国实行上千年，是由中国单一的传统农业社会性质决定的，西方的现代文明通过侵略这种方式传入到中国，中国被迫适应、接受之后，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必须不断地向前发展，必须得有工业，必须得不断有新的产业，不断有新的增长点，否则很快就会落后，英国如果没有工业革命，没有蒸汽机，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德国没有产生现代的化学工业、钢铁工业，也不可能成为二战时期的强国；美国如果没有信息技术，那是根本不可能在近几十年之内保持世界第一的地位。这种变化要求官员必须要解决文明发展的问题，而不是一味享乐，在所有的民主国家，每次选举都必须提出一个新的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案，所以就要求政治团队在权力体系中的人，必须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否则混不下去。在现代世界，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停滞上五年尚且能维持，停滞十年就出现危机，二十年则必然倒台。

现在，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是科学，因此社会分流出一个很庞大的专业团体，我们必须有化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建筑学家、给排水专家、电力专家、实用工程专家、医学家，一切全是专业化，在专业领域里任何权力不敢说话，权力在科学面前只能低下它无所不能的、高傲的头。这种变化要求教育也要做相应的调整，中国传统的教育主要进行两方面的培训，一是要大家服从统治、听话，所以非常重视对于所谓道德的要求；二是娱乐，比如吟诗作画，而像县学、府学这样的学校只不过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考前辅导班。传统社会的教育体系中是没有医学、农学、建筑学等科学学科的，大家觉得不需要，反正盖房子有匠人就成了，匠人口传心授，没有必要进行科学研究。现代社会，教育作为科学传播的必须渠道，取得了独立的地位，现代教育90%以上的内容都是培训、复制现代的科学技术，是要让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的。

之所以不能将科举制引入到现在教育中，除了它在考试内容上没有意义外，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淘汰制，它的目标是从众多的考生中选拔出极少的一部分获取当官的资格。而现代教育要解决的是人能学会什么，为了科学而进行的教育不能采用淘汰制，比如学生，一个考80分，一个考90分，让90分的去当工程师，将80分的变成废人，这是不可能的。教育不是解决优劣问题，而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是利用强制的手段让人们掌握某些知识。什么是好的考试制度，像托福、雅思考试，只要你考过一个标准就行，不受名额的限制，因为你达到了英语的水平，同样会计只要考上了会计证书就可以当会计，医师你考过了从业资格证，有了这些知识就可以做医生，它是一种技能水平考试。没有听说今年只能通过一百个医生、一百个会计，根本没有，因为它不是利益分配，而是一种技能培训。所以说科举制这种淘汰制用到我们现在的教育中是不合适的，这和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完全相违背的。

我们当时废除科举制的时候觉得把西方的大学制度引进来就可以取代科举制，但是我们却把大学办成了科举，我们现在的教育事实上还是在沿袭科举制，高考为什么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因为它就是科举制的一个翻版。我们的大学充斥着等级制度的东西，以前的大学毕业生是干部身份，中专就是工人身份，现在的一本、二本制度，“985”、“211”和普通大学，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等，北大毕业的就是比一般大学毕业的好找工作，有的国有大型企业公司，像中石化、中石油要求必须是“211”毕业生才可以当正式工，否则只能当聘用工，这种正式工和聘用工本身就是等级制的东西。难道“985”搞科研就真的比普通大学厉害吗？这不是世卿世禄吗？这不是利益分配吗？所以就有了大学的教授为了当系主任争得不亦乐乎，为了评职称净干没用的事，学者们不愿意做科研，有了一点成就就当官，学而优则仕，或者当了官想着再买个博士学位，这全是科举制的残渣余孽。科举制以顽强的新的形式存在着，过去有“处级和尚”、“牙科进士”这种荒唐的东西，现在就有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现在提出要大学校长去行政化，大学校长肯定不会答应，首先没有行政级别就不会有相应的待遇，因为国家所有待遇都是以行政级别作为基本标准的；其次，没有了这个级别，校长们找政府办事就没人搭理了，所以一切还是官本位思想。

自癸卯改制到现在一百多年，我们在科学上仍然没有创造力的，一个诺贝尔奖都没有获得过，这种教育算成功吗？在科学上我们只是在复制，开始一无所有的时候，复制是非常快的，等到到达一个水准的时候，那复制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比如说我们彩电的模式，当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显像管生产基地，但是国外突然搞液晶电视，我们什么也不会，原来的全部产能只能废弃。谁都知道原创的重要，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但是现在的教育体制、体系的设计是按照科举制的方法，它本来就是压抑创造的，又怎么能促进产业的升级。

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的试卷 刘春霖（1872-1944），字润琴，号石云，直隶肃宁人。1904年状元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旋被派往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深造。1907年回国，历任咨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一度隐居家中，继而出任袁世凯大总统府内史。1917年12月，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九·一八”事变后，“满洲国”派人以溥仪的名义邀请刘春霖前去，许以伪满教育部部长之职，遭到他的严词拒绝。七七事变爆发后，大汉奸王揖唐（刘春霖同科进士、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邀他出任北京市市长，被严词拒绝后，日伪恼羞成怒，第二天即派人抄了他的家，用刺刀把全家人赶出家门，后经重资买动和托人说情，才让家人进门，把抄去的财物送还，从此，刘春霖杜门谢客。刘春霖善书法，尤以小楷为著，小楷笔力清秀刚劲，深得世人推崇，时有“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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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得略显散漫，现在将我们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一、科举制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行之有效的好制度。

科举制是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产生的，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对维持国家的稳定、人民安宁、社会公平都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因而誉之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也不为过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是同意刘海峰教授“为科举制平反”的主张的，因为这种主张客观地指出了科举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贡献。

为什么说科举制在传统社会中是个好东西？那得先弄明白传统社会的性质和目标是什么。中国古代社会最主要的产业基础是农业，手工业是以农业为基础、是为农业服务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个利益单一（政治权力为唯一利益）、静止稳定的社会，客观上这个社会的目标就是维持住稳定静止，屏蔽掉一切因利益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动荡的因素，而科举制恰恰有这样的功能。

科举制有以下特点：

1、形式公平。科举制不论出身门第、财富，一视同仁地让所有人通过考试这个环节进入官场，使社会的垂直流动有一个通畅的管道，这种利益（权力）分配方法，相对来说是公平的，尤其是得到了绝大多数平民子弟的支持，因为既维持了上流社会的存在，又给他们提供了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这是一个全社会都能接受的分配方案。而且，它还有一定的甄别选拔功能（即他们所标榜的选拔人才的功能），因为如果单纯以利益分配的形式公平性角度而言，抓阄无疑更公平，但抓阄无法区别出谁聪明、谁不聪明。在传统社会中，区分谁聪明谁不聪明很重要，一是官员也不能太笨，起码得能认字儿，听懂上级的命令；二是不能把聪明人留在底层社会，那样他们可能成为草根族领袖，掀起动荡。科举制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能甄别出谁聪明谁不聪明，可以做到所谓“人尽其才”，所以就显得更加公平了。

2、抑制个性。科举制是系统工程，从少小束发读书，对大多数人来讲，在其最具反叛性的青春期中，就开始压抑泯灭其个性了，经过这么漫长的压抑折磨，人的个性消磨殆尽，进入官场后更好适应，经过摧残人自尊的闱场，再加上官场的打磨，整个文官队伍在天性上就是一个以保守、稳定为性格特征的人群。压抑个性，在现在看来是件坏事情，但在传统社会中，它却是件好事情，因为能够实现求静、求稳的社会控制目标。

3、维护等级制。科举制本质上是等级制的产物，它形式公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等级制的稳定性。任何利益分配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要形成等级差别，没有等级差别就没有利益了。比如，要是所有的人都挣一样多的工资，住一样大小的房子，这时确实就没有利益差别了，大家就不会再为工资的多少、房子的大小而起争执。等级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天性，绝大多数时候的绝大多数人是共同维护等级制的存在的，比如在科举制中，考上的一定会维护进士高于举人、秀才这个等级制的，因为这是维护自己的特殊地位，而没考上的也支持这个等级体系，因为那里有自己的梦想和人生目标。由于要维护等级制，所以采用了淘汰制的考试办法，所谓淘汰就是决定哪一部分人能进入上流社会，哪一部分人仍要在下层社会打拼。

4、静止的身份制。科举制是个完整的体系，包括考前和考后。一旦考上进士，就成了官员，这个身份就是终身的，中国古代官员没有年龄限制，除了被皇帝开除赶回家去（那是极少数），绝大多数的人基本上是能干多久就干多久，就是老了干不动了退休回家，其待遇也和平民不一样。从官方制度上，退休官员会受到当地政府的特别尊重和照顾，在实际社会生活中，这个人在漫长的为官生涯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人脉资源，也使他们过得比没有“功名”的白丁百姓要好得多。也就是说，科举制是一榜定终身。这种静止的身份制和静止的农业社会在性质上是匹配的，农民只要有一块好地，就能有好收成，土地不会飞、不会跑、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中国人关于利益就形成了希望其具有像土地一样稳定、持久、静止的特征的要求。

二、我们对于科举制的批判是基于现代社会的需要做出的。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变化与发展，现代社会是基于科学创新所创造出来的各种新型产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的本质就在于无休止的求新探索，因而必然导致先进与落后这种差别，最终形成了关于发展的观念、关于进步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谁不发展，谁不创新，谁就要落后，谁就要死亡。而本质上是维持静止稳定的传统社会的科举制，满足不了现代社会求新、求变、求发展的需要，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的发展。所以，我们才要批判它。

三、中国当下的教育制度和公务员考试制度是科举制的翻版。

其实，就在1949年以后，在形式上，全面否定科举制时，新建立的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制度在精神实质上，已经实现了科举制的复辟，这种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天。具体说来，等级制、身份制这些科举制的灵魂也是现在中国教育制度的灵魂，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如“985”、“211”和一般大学，中学分为省重点、市重点和一般中学），用百分比这样的淘汰制考试制度加上名额的行政控制，其实就是秀才、举人、进士的翻版，而一旦从名牌大学毕业，无论其是否具有真才实学，在就业、提拔和人脉资源等诸多方面就有了终身的优势，毕业证就是等级社会中的身份证。公务员考试也一样，而且，俨然已成为维护高考制的补充力量。而以高考为指挥棒的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再到就业、当官、提拔这一个完整的利益分配体系，依然如当年的科举制一样，从童年时期就开始阉割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压抑他们的创造本能和个性。

四、科举制思维对现代社会的害处。

现代社会的本质是创新和发展，这一特性要求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体系的主要功能是无差别地复制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并要求有一个能够促进科学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来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而等级制、身份制以及通过考试的淘汰制这些玩意儿，满足不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比如，给“985”、“211”大学投入的经费远高于普通大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公正指出，这些学校的投入的边际效应严重递减，就是说，你在等级上把它们当做一流大学，也花了建设一流大学的钱，但没有收到一流大学的教育成果和科研成果。再比如身份制，现在全国各高校中，最头痛的问题是对教授的管理，因为没评上教授时，这些人还干儿点活儿，评上之后就彻底不想干了，大多数人消极怠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大学纷纷做出硬性的行政规定，比如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多少课等，但这无济于事，本质上是身份制在起作用，一旦他有了教授的身份（也包括有了名牌大学的身份）就可以不干活儿，躺着也能挣钱。身份制从本质上讲是阻碍现代科学发展的东西，如果现代科学不发展，就形成不了新的利益格局，就无法改变我们“官本位”、“窝里斗”的劣根性，中国就不能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五、要充分警惕旧的思维模式以新的名义在现代社会复活。

很多看起来时髦、进步的新观念，其实是旧观念的复活。比如，教育公平这个观念，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新问题带来的新概念，但如果深究下去，这个概念完全是科举时代的旧概念。首先它维持等级制，因为它不主张取消一般中学和重点中学、一般大学和重点大学之间的区别；其次，它所争取的只是某一些人能更多地进入重点大学或中学的机会，如给湖北、江苏、河南分配的上北京大学的名额应该和北京市的名额一样多等，这和科举时代为本省多争取几个进士名额有什么区别？再比如等级制，特别是那种固化的、静止不变的身份制的等级制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没有这种等级制，他们就没有安全感，没有人生目标，没有对未来的理想预期。所以，现在一谈要废除重点中学（大学）与一般中学（大学）的差别，几乎所有人都摇头，大家都觉得没个三六九等怎么能知道谁的科学水平高、谁的水平低，怎么发展科学？中国人在心里深处对科学创新的不确定性怀有深深的恐惧，希望通过等级制（如“985”、“211”大学）、身份制（如博导、院士、千人计划）这些有形的固化的东西，保护自己始终处于科技领先的地位上，这当然是虚幻的痴心妄想。美国有位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准确地揭示了现代科学的性质，他指出“科学是种无政府的事业”。等级制、身份制不仅无助于发展科学，也根本保护不了你在科学发展过程中不受伤害。科学发展本身就是个残酷的淘汰过程，是一场漫长的无休止的竞争，如果在这个过程中，你在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试图停止在那里，靠已经取得的成绩、靠行政力量保护你的话，那就一定会造成更残酷的淘汰，那就是毛泽东主席曾指出过的：被开除地球的“球籍”。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思想深处反省一切旧的观念、旧的思维模式对我们的影响，做一个真正的现代人。

六、我们不仅对科举制做了深入的批判，也提出了建设性的改革方案。

本刊2012年第一辑发表的李寻先生的《科学的灵魂是自由》和本期所发表的《中国教育改革狂想曲》两篇文章，较为系统地表达了我们对中国科技体系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意见，为避免重复，此处就不复赘言，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那两篇文章。在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从灵魂深处、从思维模式本质上，对科举制以及其它一切传统思维模式上进行反省和批判，才能真正进入现代社会。Ω

李寻、楚乔合著的“白酒三部曲”——《酒的中国地理》《中国白酒通解》《中国白酒配餐学》已经全部出版，感兴趣的读者可在“李寻的酒吧”商城购买（或者扫描李寻老师助理二维码联系购买），三本合一同时购买有优惠！

李寻、楚乔“白酒三部曲”简介

《中国白酒配餐学》围绕“中国白酒配餐基本原理”“为酒选菜”“为菜选酒”三大主题的四十二个知识点，同步于国际餐酒搭配理论，以先进的食品科学为基础，通俗生动地讲解全国23个菜系餐酒搭配的实用案例；填补了中国白酒与美食搭配领域研究的空白，可作为广大白酒营销人员、餐厅主理人员拓展业务范围、提高业务水平的“教科书”，以及广大白酒与美食爱好者提升生活品质的餐饮美学读物。

《酒的中国地理——寻访佳酿生成的时空奥秘》于2019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深受广大读者及白酒爱好者的关注，至今已重印四次。全书以文化地理为引导，一方面，沿大运河和诸多古道做空间分布的大线索梳理；另一方面，从文化认知的角度切入解读，全面探寻酒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与历史文化。全书内容丰富，具趣味性、知识性，又不乏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

《中国白酒通解》对中国白酒进行了系统、全面、专业、细致的解读，涵盖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白酒是什么；中国传统白酒工艺详解；简说酒精；新技术、新工艺、新型白酒；中国白酒的香型——自然地理条件、工艺、风味、品鉴；白酒市场解剖；李寻白酒品评法——供选酒师和消费者使用的白酒品评法。作者亲自走访了数百个白酒厂，通过艰辛的田野调查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全书资料丰富，见解独特，思想深刻，总结性和开创性兼具。同时，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适合各领域人士阅读，尤其是白酒酿造、经销、收藏品鉴人士案头必备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