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在饶国模故居前失望摇头：介绍得轻飘飘

1985年10月12日清晨，山城雾气尚未散尽，白色专机掠过歌乐山上空。坐在机舱窗口的邓颖超抬眼望向下方翻涌的云雾，心里生出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重庆，她离开整整三十九年了。

飞机落地十分钟后，陪同的杨德中低声说：“大姐，地方同志还是来了。”邓颖超笑着摇头，却没有多责怪，径直与廖伯康等人握手。短暂寒暄，她只丢下一句四川话：“今儿不谈客套，先去红岩。”

车辆沿嘉陵江北岸疾驰。透过车窗，邓颖超默数沿江出现的新式厂房，心里却不时闪回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火光——那是日军轰炸留下的长夜，也是红岩人家的灯火。车到曾家岩，她只停留了十来分钟，看了眼旧政协遗址就催促继续，身边工作人员察觉她真正的目的地仍是红岩村。

午后两点，红岩革命纪念馆前游人稀少。邓颖超步履并不轻松，却坚持不用搀扶。她指着入口处的介绍板让秘书读一遍，随后低声提醒讲解员：“史料摆得太新，就像刚出厂的瓷碟，缺了时代的烟火气。”一句玩笑，却把在场几位年轻人说得面面相觑。

转入饶国模旧居，这位八十岁长者突然停下。木牌上寥寥数字写着“饶国模，红岩时期房东”，她皱眉看了几秒，轻轻摇头。陪同人员不明所以，仓促补充了几句。邓颖超摆手：“介绍得轻飘飘。没有刘太太，红岩撑不到最后。”她没有多做批评，却让大家重新体会到那段岁月的分量。

回忆翻涌。1938年冬，邓颖超随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来到重庆。其时，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刚盖起三层洋楼。周恩来探查完地形，当夜决定把八路军办事处搬进红岩嘴。饶国模听后只回答了一句：“房子在人在，尽管用。”三年后周恩来的父亲病逝，葬在农场坡上，也是饶国模亲自料理。这样真诚的情分，在那个暗潮汹涌的年代极为稀罕。

1945年8月，毛泽东赴渝谈判。欢迎晚会办在饶家新楼，四盏汽灯将屋子照得通明。散场时，毛泽东握着饶国模的手笑道：“人与人能这样信任，就不难办成事。”饶国模激动得连夜写信给远在延安的儿子，信中只有一句话：“莫负众望。”

红岩办事处最艰难的时期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的一个月。特务岗楼上的机枪昼夜对准农场，饶国模照常把瓜果抬进厨房，又把孩子们带到后山躲警报。她曾宽慰惊魂未定的工作人员：“怕什么？光天化日里，他们不敢真开枪。”话虽轻描淡写，却支撑了许多人熬过那段紧绷的日子。

时间再次跳到1950年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外事日程排得满满，却抽出一顿家常饭招待饶国模。席间，邓颖超把亲手写的“红岩精神”相赠。饶国模回礼两束水仙花，并说：“山城潮湿，花耐寒，你们忙时看一眼，也算我来陪伴。”周恩来听后沉默良久，只对身旁服务人员轻声叮嘱：“妥善养护。”

饶国模将大有农场全部捐献给国家，为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提供校址，至此，她与红岩终于合二为一。遗憾的是，1960年冬，她在北京病逝，未能再见重庆新貌。葬礼那天，小雨不停，邓颖超和廖承志一前一后到八宝山吊唁，花圈上写着：“革命妈妈千古”。

这些片段在邓颖超心里翻滚。当天傍晚，她在饶国模墓前放下一束含苞的白兰花，独自绕墓一周，低声自语：“姐姐，你看，树都长这么高了。”随后，她提笔写下“红岩精神，永放光芒”，落款的是“重返红岩”四字，而非旁人提议的“写于红岩”。她说：“重返二字，是对过去的回应，也是提醒后来人要回来看看。”

离开时已近黄昏。山风吹起落叶，飘飘洒洒。邓颖超朝工作人员挥手致意，用浓重的乡音吩咐：“红岩的事体，拜托咯。”车队渐行渐远，只剩纪念馆前那块木牌在晚风中摇晃。几天后，讲解词被全部重写：饶国模的事迹占去足足两幅展板，同时加上许多珍贵老照片。负责布展的同志回忆说：“邓老不多言，却让我们明白，历史不能打折扣。”

红岩的夜色再次笼罩农场旧址。灯光映照下的洋楼静静矗立，砖缝里长出新绿。虽无人再提当年的硝烟，可那股倔强、无私、坚忍的气息，仍在山风中悄悄回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