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海战》预告片的发布,使得清初备受争议的名将施琅成为网络争议的热点。但很少人知道,这个背负骂名的施琅,在平定台湾后,却向康熙皇帝递交一份震惊朝野,足以改变东亚命运的奏折:乘胜远征,一举灭亡日本,永绝倭患,将清朝的海权推向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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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比收复台湾更大胆的计划,最终却被康熙拒绝。康熙的拒绝,不仅是五个现实原因,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战略的碰撞。本文根据史料,还原这一段清初陆权和海权博弈的历史。
一 施琅的“日本远征计划”:并非一时兴起
1683年农历十五,62岁的施琅身着戎装,率清军水师登台湾岛,接受郑克塽为首的明郑集团投降,宣告统一台湾,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
就在平定台湾的捷报传至北京时,施琅并未止步于眼前胜利,又向康熙递上了一份更“大胆”的奏折——乘胜远征日本,相关构想散见于《清史稿・施琅传》《华夷变态》等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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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清史稿是如此记载:
“倭贼盘踞海外为祸,自前明起已有百余年,今锐气正盛,可效元祖之事,提中国之兵伐之,永绝倭患,安定东南 ”
虽然这些资料未直接证明“康熙下令准备攻日”,但足以说明:施琅确实有过征讨日本的战略构想。乃是基于对东亚海局势的深刻洞察,并做了相关的情报搜集和初步部署。
二 施琅为何想打日本?三个现实动因
施琅提议清军水师远征日本,并非一时冲动,有三个现实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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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汲取明朝日本威胁之考虑
施琅提出远征日本的计划,也是汲取明朝倭寇乃是沿海祸患的教训。要知道,在明朝中后期,倭寇频繁骚扰和袭击中国东南沿海,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危害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再加上明朝万历年间,1592 年丰臣秀吉发动的壬辰倭乱,主要目标是以朝鲜为跳板妄图入侵中国。
因此,施琅看到日本一直有侵略野心,一直是大清在东亚的重大威胁,以及安全隐患。
虽然当时日本处在德川幕府的江户时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施琅一直听到沿海一直有“倭寇复起”的传闻,这令他有警惕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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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施琅作为东南沿海的将领,鉴于前朝倭寇之痛的教训,认为如果不清除潜在的威胁,未来将会重演“倭船窥闽浙”之事,提议出兵日本建议,也是理所当然。
2 控制东亚海上贸易命脉
17世纪处在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闭关锁国,却依然通过港口城市长崎,一直与中国、荷兰进行有限的通商。施琅当时意识到,如果谁能控制对日本的贸易,谁就能掌握东亚的经济主动权。
在施琅看来,郑成功家族的海上贸易是靠日本发家的,明郑政权盘踞在台湾之后,也经常与日本做贸易往来,借此维持财政收入和正常运转。
更重要的是,当时许多反清势力(包括部分明郑政权的残余势力)和效忠明朝的人士,都逃亡至日本萨摩藩寻求庇护,施琅担心这些反清借日本之力卷土重来,又一次反清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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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鉴于发展大清海上贸易,以及镇压反清势力的需要,施琅认为要征服日本。
3 借胜兵之势,扩大清朝的海洋影响力
施琅征服日本的建议,也不是空想,却是衡量清军水师实力基础上的。在平定台湾明郑政权之后,清军水师士气正盛,拥有 56 艘巨型夹板船,配备 24 门火炮,船体长达 50 余米,堪称东亚最强水师。
施琅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应乘胜出击,一鼓作气征服日本,“扬威海外,使四夷震慑”。
又如施琅曾经在《奏陈移驻琉球疏稿》草本中写道:
今我师声威震叠,莫敢仰视,倘假以时日,整备舟楫,直捣倭巢,未必不可犁庭扫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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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当时施琅也考虑过远征日本的具体军事规划和进攻路线。施琅通过属下的情报分析,认为日本在战国时代结束之后,军备松弛。清朝水师士气正盛,且可借助季风直逼日本九州作战。值得注意的是,施琅的提议与元朝忽必烈提出东征日本的历史是存在微妙呼应,当时,施琅也想借一场胜利,洗刷前朝之耻,继续为大清开拓疆土。
4 海权意识的流露
施琅出征日本的提议,也是海权意识的流露。当时,他认为“天下东南之形势,在海而不在陆”,这就是突破了清朝以大陆农业文明为核心的认知局限,第一次系统阐述海洋对国家安危的决定性作用。
施琅的眼中,如果放任日本的发展,未来必成大患。他提议消灭倭寇,有利于东南沿海财政增收,实现海洋安全与国家财政紧密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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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系统性的海权思维,在17世纪的中国堪称“孤例”,被后世学者誉为 “中国历史上系统阐述海权思想”。
四 康熙拒绝出兵日本的五重考虑
虽然施琅的提议是充满诱惑性,康熙在深思熟虑后,选择否决了提案。之后,康熙不仅没有批准出征日本,反而下令加强海防,限制水师扩张,最终将“征倭计划”束之高阁。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康熙的拒绝也是有着五重现实原因考虑。
1 清初战事频繁,亏空国力
清朝建立初期,经历了明末农民起义,清军入关,清军与南明政权的战争,可谓是满目疮痍。再加上1673年爆发的三藩之乱,使清军陷入涉及滇、湘、桂、闽、川、黔等多个产粮大省的八年内战之中,财政几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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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清朝又花费花费三年时间训练水师、收复台湾,耗费大量国家财政资金。再加上当时黄河水患频发,北方灾荒不断,国库空虚。清政府需要是休养生息。
因此,根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帝曾感叹:
“自即位以来,战事不断,百姓苦不堪言。今虽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然国库空虚,实难再兴大役。”
可以看到,当时清政府严重财政亏空。如果这时候远征日本,需要大规模造船、募兵、储粮。根据户部估算,仅筹备一次跨海作战,至少需银三百万两以上,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赋税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时候,再发动一次对日本的跨海远征,清朝将无力承担巨额军费。
再加上清朝虽然拥有最强的水师,但主力战舰多为福船、鸟船等近海船只,远洋作战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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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教训
元朝时候,忽必烈曾两次东征日本,均因遭遇台风失败,这一历史教训对康熙产生了深刻影响,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在商议征日计划时曾说:
“元世祖两次东征,皆败于风涛。今我朝水师虽强,然天时难测,不可不慎。”
忽必烈的失败,使康熙帝深知跨海作战风险过高,尤其是日本列岛地形复杂、防御坚固。如果清朝水师遭遇类似元朝的厄运,将导致国力进一步衰退。
所以,历史教训使康熙帝不愿意重蹈覆辙,自然否决了施琅出兵日本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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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北陆疆的威胁优先
康熙年间,清朝领土边疆的主要威胁,并非来自海上,却是西北的准噶尔部落。
就在清朝回归台湾的1683年前后,西北准噶尔部落的噶尔丹势力崛起,统一漠西蒙古部落,建立准噶尔汗国,势力不断扩展,已控制蒙古草原西部,威逼漠北蒙古,直接威胁大清统治的稳定。
康熙深知,准噶尔汗国控制着新疆等西北广袤的疆域,如果叛乱,将直接威胁京师安全,远比海上的潜在威胁更为紧迫。对于以“陆权”为根基的清廷而言,草原部落的威胁远比海疆更紧迫。如康熙曾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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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康熙认为,相比跨海远征,巩固西北边防才是当务之急,于是将主要的兵力、财力投入西北,无力支撑跨海远征。
此后的历史,证明西北边疆的准噶尔汗国,才是威胁大清统治的头敌人。当时,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耗费数十年事件,才最终平定叛乱,可谓令大清吃尽了苦头!
相比之下,日本虽屡次侵扰沿海,但并未对清朝统治构成致命威胁。
所以,优先对付西北陆疆的威胁,也体现康熙帝的务实态度。
4 对日本的误判
康熙时代,日本处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清朝采取“友好通商”态度以及有限的贸易往来,也就是不主动挑衅。虽然日本接纳了反清人士,但也不参与反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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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和王朝官员通过传教士(如南怀仁)和商人渠道了解到,普遍认为当时日本“国力衰弱,无扩张之志”,也就是并无侵略意图。甚至一些大臣提出,“倭人久居孤岛,不足为惧”,低估未来可能对中国海疆构成的威胁。
就是这一种认知上的偏差,令康熙觉得没大动干戈的必要。康熙朝中其他大臣也无法理解施琅“未雨绸缪”的深远用意,觉得远征日本“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发动对日本的远征战争,会被视为“无端启衅”,不利于清朝“怀柔远人”的外交形象。
5大陆政权的局限,海权意识淡薄
康熙虽然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深受大陆政权的局限,海权意识淡薄。这一切,来源于清朝的本质仍是以满洲骑兵为核心的陆权帝国。作为传统的大陆农业文明政权,清朝治国的核心始终放在陆地上,对海洋的战略价值认知严重不足,军事重心始终放在陆地边疆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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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施琅提议出征日本,大学士明珠所谏:
“国家根本在于内地,不在海外。劳师远征,得不偿失。”
康熙采纳此议,认为“守成为上,开拓为下”。
虽然康熙支持收复台湾,但出于镇压反清势力,统一疆土的考虑,并不是“经略海洋”去考虑,自然缺乏西方殖民者海外殖民扩张的野心。
因此,清初对外主要是“禁海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选择防御性策略:设立水师巡防东南沿海,加强对琉球、越南等藩属国的控制,构建外围屏障。本质上是一种“守土防御”的被动策略,缺乏主动开拓海洋的兴趣,更倾向于建立以朝贡体系维系东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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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陆权思想的主导下,施琅的远征提议自然难以被接受;在康熙和朝廷官员看来,主动跨海出征日本,乃是一次“超出认知”的冒险行动。
五 历史另一种可能性
如果康熙采纳施琅的建议,东亚的格局会否改变?可从后续事件可以窥见端倪:
德川幕府在得知施琅提案后,加强了对马岛等西海岸防务,如果海战必然有一番苦战。
康熙晚年实行迁界禁海,水师逐渐衰落,这造成了清朝海权的收缩,即使出征也难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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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日本养精蓄锐,十九世纪中期被西方叩关后,迅速转向对外扩张,甲午战争后彻底逆转了中日海上势力,改变东亚格局……
结语
施琅的征日提议虽然被康熙否决,却反应他对日本威胁国家安全的深刻忧患。如果清朝能出征日本成功,能改变东亚格局,就不会有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的发生。
但历史没有假设,康熙帝的拒绝,是基于当时国力、战略优先级和历史教训的综合考虑,也具有合理性,展现作为一代明君的务实与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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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的征日提议,虽未能成为现实,却令我们看到海权对一个国家强大的重要意义。三百年后我们重新反思这一段历史,看了一个深刻的命题:
谁掌握海洋,谁就掌握未来。
我们可以总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对海洋的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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