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芳：回望记忆中的“大礼堂”

建筑，是我们记忆的剧场。

当我们回到故乡或者路过某个城镇，或许会偶然看到一处矗立多年的老建筑，它似曾相识，它犹如一条幽径，带我们进入历史深处。抬头望着它，仿佛听到它在说：“故事曾在此发生。” 是的，建筑以其砖石、混凝土等物质的相对永久性，为流动的、易逝的个人与社会记忆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锚点。反过来，也因为个人和社会记忆的讲述，建筑才成为乡愁、童年记忆、社会－历史记忆的承载之物。一栋老宅、一座桥、一所学堂、一处大房子，编织着我们存在于历史之中的空间－生命叙事。

本期专栏“聚落·场所·人”，社会学家陈映芳为我们讲述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的大礼堂。“大礼堂”在命名上具有物理与社会的双重含义：宽大，崇高。今天年轻人所熟知的，大概还是在大学校园或者市民中心见到的大礼堂或礼堂式建筑，在那里参加过典礼、观看电影等活动。

2023年10月，苏州大学老校区（天赐庄校区）敬贤堂。陈映芳 摄

本文为“聚落·场所·人”第十三篇。

“聚落·场所·人”往期推送：

撰文｜陈映芳

社会记忆中的大礼堂

2022年深秋的一天，我和我们的研究团队成员正在浦东郊区一个名叫“瓦屑”的社区走访，不经意间，看到一座庞大的旧建筑，它矗立在一片居民区中央的一个小广场上，虽然外墙面已经有点残破，结构却高大宏阔。旁边的朋友告诉我，那是以前瓦屑镇的影剧院，现在空着。

2022年11月，上海浦东瓦屑社区，原影剧院。陈映芳 摄

虽然是第一次来瓦屑老镇，但这座建筑让我感受到一种特别熟悉的气息。它既不同于江南地区清代、民国遗留下来的老街老屋，也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的乡镇商业区或住宅区，那分明是50年代到80年代遗留下来的“国家的”建筑——它们曾经是国营企业单位里、公社里的“大会堂”“大礼堂”，或者是80-90年代由乡镇政府改建或新建的文化中心、影剧院。对每一个过来人而言，那样规模及形态的建筑，曾经是那个时代基层社会中具有特殊地位的生活空间。

瓦屑社区如今行政上虽隶属于浦东新区周浦镇，但它曾是南汇县（2001年撤县设区，2009年划归浦东新区）瓦屑“人民公社”的中心镇。在那个时代，几乎在每一个公社的中心镇上，都会有一个大礼堂。只是后来随着各地的撤乡并镇，以及土地开发潮的兴起，许多老市镇上的“大礼堂”或“影剧院”逐渐消失了。瓦屑老街区的这座影剧院，应该是从“人民公社”时期的大礼堂演变而来。从正面外墙上的字迹可知，它曾经被用作卡拉OK、台球场等娱乐场所，如今因为经营难以为继关闭了。

今天的年轻人已经难以想象，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里，特别是50-70年代的基层社会中，大礼堂是怎样的一种场所——它的政治象征意义，它在国家政治动员、基层权力系统运作中的特殊功能。当然在那个人们的精神生活非常匮乏的年代，它还是一个由政府管理的文化空间。

其实在今天不少人的回忆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大礼堂”的存在。上海作家刘翔在他的《工厂记忆》系列中，曾专门著文回忆了少年时期经常溜进去看电影的上海机床厂大礼堂，他将其称为心目中的圣殿。

上世纪60年代上海机床厂大礼堂。（图片出处：《劳动报》2025年3月23日第8版）

最近我还读到苏州画家李涵回忆自己知青生涯的书，其中描述了盐城大丰的白驹公社大会堂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文化站所辖有一座白驹剧场（或称大会堂）在文化站同一巷子向西百十米的地方，那里常会邀请一些京剧团、淮剧团、扬剧团或杂技团来进行演出。这些演出在业余娱乐生活匮乏的当时，常会产生全镇千人空巷的效应。”

李涵画，白驹公社大会堂。（图片出处：李涵，《白驹过隙——一个苏州知青在苏北的插队生活》，香港今日出版社2023年版，146页）

当然，有关大礼堂的历史，更多地存在于那个时代过来的无数人的沉默记忆中。只是在现实中，作为数亿人曾经的集体政治生活的主要场所，那些空间的内部情景、那里面曾经发生的一切，如今已悄然隐入历史的深处。

幸有艺术家的记录。二十多年前，摄影家邵逸农和慕辰奔波各地，拍摄了从陕西到江西、福建、湖南、浙江等地的200多座礼堂，据此为这个社会的历史保存下了一批珍贵的视觉资料。从那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还留有许多现场印记的大礼堂的内部细节，由此也多少能了解到这一类建筑所包含的历史内涵。

“设计下乡”与大空间建筑

场所，不只是社会或历史的容器，其本身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关于建筑及场景等与传统文化、权力体系等的关系，人文地理学、建筑规划学早有种种分析说明，包括对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家族祠堂、宗教建筑和宫殿建筑等的研究。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建筑/规划设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大会堂、大礼堂，以及博物馆、大剧院等公共文化的大空间建筑在现代城市中的出现，都是近代以来国家建构的产物。

民国国会议场，《众议院要览》，1919年版。（图片出处：张复合，《中国第一代大会堂建筑──清末资政院大厦和民国国会议场》，《建筑学报》1995年第5期，第45-48页）

虽说如此，对于曾经遍布于全国各地乡镇基层社会的会堂或礼堂，我仍然不无好奇：这样的社会工程，究竟是如何可能的？

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介入，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是如何一步步进入乡村生活，村庄经历了怎样的改组和演变，这些是史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虽然国家在“人民公社”设立公共食堂的制度尝试失败了，但农村“人民公社”的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它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管辖农民及其家庭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中国历史回顾与前瞻》

作者：黄宗智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4月

最近，因为对乡镇礼堂的来龙去脉的好奇，我浏览了一些建筑规划史的研究成果，不无意外地了解到：原来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建筑设计界曾经兴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设计下乡”运动。1958年9月，建工部动员全国各地规划和建筑设计部门的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建筑系的广大师生深入乡村，参与“人民公社”的规划和建筑设计工作。设计人员组成调查研究队，被分配到各个县及公社大队，由各级行政机构负责布置设计任务，制定工作计划。公社规划包括公社总体规划及公社中心、居民点规划，建筑设计主要包括住宅、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相关生产用房（叶露、黄一如，《1958-1966 年“设计下乡”历程考察及主客体影响分析》，《建筑师》2017年第6期，第91-99页）

《人民公社建筑规划与设计》（左），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编，出版者不详，1959年版；《人民公社园林化规划设计》（右），作者：北京林学院，辽宁建平，河北徐水，北京怀柔下放队，中国林业出版社，1959年。

在“人民公社”的建筑设计中，公共食堂和会堂这两种大空间建筑，是主要的内容。虽然后来农村集体食堂被停办，“人民公社”的规划建设运动也于1960年实际停顿了下来，但是乡镇的大会堂建造没有停止。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央对农村集体开会的要求在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强化，1962年9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俗称“农业六十条”）作为农村“人民公社”的纲领性文件，对于“人民公社”三级组织每年需要召开的干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等的会议内容及次数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也因此，大会堂作为服务于乡镇政治生活的大空间建筑，一直是“人民公社”最重要的象征性空间。那些建筑通常是大跨度的结构形式，需要专业的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等参与设计建造。据建筑史学界的一些调查研究，乡村会堂建筑部分是由“大跃进”运动初期建造的“食堂”改建而成（而不少地方的食堂由原来的祠堂建筑改建而成），还有不少是新建的。

华南乡村现存的部分公共食堂和会堂建筑。（图片出处：冯江、曹海芳，《“ 大锅饭”与大空间：人民公社化时期华南乡村的食堂与会堂》，《时代建筑》2021年第3期，第34-39页）

有意思的是，虽然在许多地区大礼堂主要存在于“人民公社”的中心镇。但在有些地方（如山东省的一些乡村），大队/村多建有礼堂，在山东牟平当地它们被村民称为“大房子”。

作为乡村公共建筑的“大房子”。（图片出处：吴迪，《集体化时期牟平乡村闲置公共建筑保护与再利用研究》，第四章“牟平典型乡村公共建筑‘大房子’营造历史探究”，北方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4年）

除了政治功能，那时的乡镇会堂或礼堂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文化功能。每个公社的行政机构里都有一个“文化站”，它负责指导并管理“群众文化”系统，会堂或大礼堂，正是文化站管理下的基层民众难得的精神生活空间。

大礼堂的命运

回看历史，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基层社会能迅速地、普遍地建立起那样一种被用于民众政治/文化生活的空间场所，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它无疑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全能国家所拥有的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但是，“人民公社”及单位制等对社会的整合，依靠的是国家的强制性力量，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形式上的整合，有其脆弱的一面。随着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90年代大规模的企业转制，依附其制度之上的会堂、礼堂等大空间建筑，很快也就失去了原先的功能作用。今天，无数的单位制工厂已经不存在，而乡镇地区的不少大礼堂、影剧院或者被拆除，或者被改建为企业仓库、商用建筑等。还有一些被废弃的旧建筑应该如何被保护和再利用，成了基层政府的一个难题，还成了建筑学界的一个研究分支。

今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了上文提及的李涵先生当初插队劳动的盐城市白驹镇，看到了那里的公社大会堂旧址。那座建筑如今已经是危房，被弃用了。但当地政府在会堂的大门口加建了一面马头墙，并附有半亭和回廊，亭内挂有一块“忠义堂”匾额。白驹镇被认为是施耐庵的著书所在地，如今那儿建有“中华水浒园”及“施耐庵纪念馆”“施耐庵书院”等旅游园区。曾经的“人民公社”会堂成了水浒风的文创建筑，倒也别具地方特色。

2025年3月，盐城市大丰区白驹镇原公社大会堂旧址。陈映芳 摄

最近我还去了一次浦东的瓦屑社区。当地基层政府正在为这个距迪士尼乐园不太远的老市镇寻找新的发展机会。也因此，那个被关闭了几年的影剧院旧建筑，再次开始了改建工程——“瓦屑邻里生活广场”的大字已经竖立在顶层上边，墙上还挂有“旺铺招租”“肯德基”等广告。据说那里将会是一个社区商场，也有当地人说二楼会开设一个牙科诊所。“社区”“邻里”，这些词汇对于社会学者来说当然不乏亲近感。最近几年，随着“社区更新”“社区生活圈规划”等的体制化（各地城乡的街道和镇政府纷纷设立有“城市更新指挥部”），城乡居民对社区生活、公共生活的需求，开始获得了空间安排、建筑设计的一些支持。这在当下或许是一个可期待的变化。当然我更期望基层社会自身能逐渐形成新型的、有机的生活共同体，并开拓出以生活者为主体的公共空间。

2025年7月，上海浦东新区原瓦屑镇影剧院旧址。陈映芳 摄

行文至此，关于“大礼堂”，其实言犹未尽。

作为在上世纪80年代前经历少年和青春时代的人，无论是父母单位的食堂（那里面就有一个舞台，是厂里开大会、组织文艺演出的地方），还是中学、大学和镇上的一个个大礼堂，那里都有我无数的记忆。今天，除了大学老校区的礼堂还在（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礼堂，不久前我才知道，那是民国时期的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的建筑，本名“敬贤堂”，现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他的那些建筑，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个人对历史场所的记忆多少会夹带怀旧的情感，但当我看到一些当代建筑规划史研究者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大空间建筑笼统地、直接地定义为“公共空间”“公共建筑”，却不能不感到疑惑：在那个年代、那些特殊的空间里，我们和我们的上一辈人，到底有过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及公共生活呢？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陈映芳；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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