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中国可以快速崛起？英媒分析：离不开这三位“推动者”的贡献

100年前的中国，经济总量不及意大利，国土在列强环伺下险些沦为“瓜分拼图”，如今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航天、核电、农业等领域领跑世界。

这样的跨越速度，让英国《金融时报》曾专门刊文剖析，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三位科学家的贡献。

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明星，却在各自领域扛下了国家最紧迫的难题，有人冲破铁幕带回航天火种，有人在田间地头筑牢粮食根基，有人隐姓埋名铸就核盾。

这三人究竟如何破解中国发展的三大死局？他们的故事，藏着一个民族从沉沦到崛起的底层逻辑。

三位对我国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钱学森：冲破铁幕的“航天脊梁”，撑起安全屏障

1955年10月，“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抵达香港，甲板上一位面色憔悴的中年人望着祖国方向，眼中满是炽热，他就是钱学森，此时距离他提出回国申请，已过去整整5年。

这5年里，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经历了软禁、监视，甚至被关押在特米洛岛拘留所15天，体重锐减30斤。

美国海军次长丹・金布尔曾直言不讳，“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绝不能放他走。”

钱学森

这样的评价并非夸张，1939年，28岁的钱学森与导师冯・卡门共创“卡门-钱近似”公式，成功解决亚声速气流计算难题。

该公式直接应用于二战美军P-51战斗机设计，让战机航程大幅提升，成为盟军制胜的关键技术之一，到1940年代，他已主导美国“列兵”“下士”等核心导弹项目，是掌握顶尖航天技术的核心人才。

回国时的中国，航天领域堪称“一穷二白”，没有先进的计算设备，甚至连合格的特种钢材都无法生产。

钱学森没有退缩，1956年便牵头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首批成员仅是20名刚毕业的本科生。

钱学森

为攻克导弹偏轨问题，他引入系统工程方法，将气动、推进、控制等模块拆分优化，白天带着团队在车间打磨零件，晚上用算盘演算复杂数据，一张张小手绘的轨迹图堆满了办公室。

1960年11月5日，酒泉发射场传来巨响，“东风一号”导弹精准命中200公里外目标，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近程导弹。

短短4年后，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传回《东方红》旋律，中国成为第五个拥有人造卫星的国家。

这一系列成就，让中国在冷战格局中站稳了脚跟，彻底摆脱了“无核无防”的被动局面，正是这位冲破铁幕的科学家，用20年时间为中国筑起安全屏障，让后续的经济发展有了稳定环境。

钱学森

袁隆平：田间地头的“种子英雄”，破解温饱困局

1960年盛夏的湖南安江农校，一位青年教师蹲在稻田里，额头上的汗珠滴进泥土，他就是袁隆平。

此时的中国，粮食产量极低，1961年全国水稻亩产仅160斤，人口却在快速增长，粮食短缺成为制约发展的“致命短板”。

转机出现在1964年7月，袁隆平在安江农校附近的稻田里，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稻穗，穗长23.7厘米，籽粒饱满，经测算亩产可达1000斤以上。

大学时期的袁隆平

他小心翼翼收下这株稻穗的种子，次年播种后却发现，长出的稻苗高矮不一，性状完全分离，这个看似失败的结果，让他敏锐意识到，这是天然杂交水稻，或许能成为提高产量的突破口。

从此，袁隆平和团队踏上了“寻稻之旅”，为寻找雄性不育株，他们顶着烈日在稻田里筛查，每天弯腰弓背十几个小时，皮肤被晒得黝黑脱皮。

1970年11月，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南红农场的沼泽地中，发现一株雄穗空壳率达99%的野生稻，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

这株不起眼的野草，成为杂交水稻研究的关键钥匙，比日本同类研究早了整整7年。

袁隆平

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亩产比传统品种提升20%以上，1976年大规模推广后，全国水稻产量迎来爆发式增长，从1978年的3亿吨跃升至1990年的5亿吨。

此后，粮食产量的提升直接解放了劳动力，1978年至1990年，约1.2亿农村劳动力从田间走向工厂，为珠三角、长三角制造业集群的崛起提供了充足人力，这正是“世界工厂”的起点。

袁隆平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突破，育种周期缩短2个月，成本降低30%。

袁隆平

1997年启动超级稻计划，2010年亩产突破1000公斤，2021年双季稻亩产达3000斤，截至2023年，杂交水稻覆盖中国58%的水稻种植面积，每年多养活7000万人。

这份成就更走向了世界，在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让当地亩产从200斤提升至600斤，被印上该国纪念币。

在非洲，种植面积已突破1000万公顷，联合国粮农组织将他的《杂交水稻简明教程》作为全球教材推广。

粮食安全的解决，让中国得以将资源投入基建和工业，真正按下发展“快进键”。

袁隆平

于敏：隐姓埋名的“核盾工匠”，筑牢自立根基

1961年的一个冬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于敏，被所长钱三强叫进办公室，“国家决定让你参与氢弹理论预研”，这句话，让这位35岁的原子核理论专家陷入沉默。

当时的他已在国际核物理界崭露头角，发表的《关于重原子核的壳结构理论》被业内称为“国产专家的巅峰之作”，正处于学术突破的关键期，而氢弹研究与他的研究方向截然不同，且需隐姓埋名。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最终，于敏说出了这句掷地有声的话。

于敏

此时的国际形势异常严峻，美国多次对华进行核讹诈，1958年甚至在台湾海峡部署核导弹，而氢弹技术被核大国严格保密，中国只能从零开始。

不过，棘手的是，彼时全国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留给氢弹研发的机时只有夜间5%，大部分计算只能靠手摇积分器完成。

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进驻上海华东计算所，开启了100多个昼夜的“攻坚战”。

他们将复杂的核物理公式拆解成无数小问题，每人负责一部分计算，白天手工演算，晚上排队使用计算机核验。

于敏

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同一组数据往往要算三遍，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于敏推导出辐射内爆理论，将氢弹核心的压缩均匀度大幅提升，为后续研发奠定了理论基础。

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成功。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而中国仅用2年8个月，创造了全球核科学史上的奇迹。

于敏的贡献并未止步于氢弹，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核爆模拟技术，被成功应用于核电设备研发，秦山核电站的压力容器正是通过该技术优化设计，安全系数提升不少。

于敏

如今，中国核电装机容量达75GW，位居世界第一，“华龙一号”技术出口巴基斯坦、阿根廷等国，带动核电装备制造业年产值超千亿元。

而他的“弯道超车”模式也一直激励着后人，中芯国际在研发28nm芯片时，就借鉴了核物理研究中的精密控制思路，实现关键技术突破。

1988年，于敏的名字才首次公开，此时他已隐姓埋名27年，但正是这位“核盾工匠”，用一生的坚守，为中国筑牢了科技自立的根基。

于敏

结语

回望中国崛起的历程，钱学森的航天梦、袁隆平的稻田梦、于敏的核盾梦，共同构成了国家发展的“铁三角”。

这三位科学家的突破，并非孤立的技术成就，更撬动了整个国家的工业升级、经济转型和国际话语权提升。

如今的中国，高铁里程全球第一，空间站遨游太空，5G技术领跑世界，这些成就的起点，都源于三位“国之脊梁”打下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崛起，从来不是偶然，而是在关键节点上，总有人愿意为民族的未来，扛下最难的担子，走出最险的道路，而这份精神，正是中国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