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外公拖着一个半旧的行李箱,站在我家门口时,我妈陈淑芬正在厨房里炖着萝卜排骨汤。北风卷着细雪,敲打着窗户,屋里却暖意融融,汤锅里“咕嘟咕嘟”的声音,像一首安稳的歌。可外公的出现,像一颗石子,瞬间砸碎了这片平静的湖面。
我妈解下围裙,走到门口,没有像往常那样热情地迎上去,只是平静地看着他,眼神里没有波澜,像看一个走错了门的陌生人。外公搓着冻得通红的手,有些局促地笑了笑,说:“你舅舅家……暖气坏了,我来住几天。”
我妈没说话,侧身让开一条路。她就那样静静地看着外公把行李箱拖进客厅,看着他打量着我们这个不算宽敞的家,最后,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一句我记了很多年的话。她说:“爸,我们家地方小,您想住就住。只是以后,您想去哪就去哪,不用跟我们打招呼了。”
这话说得极轻,却像一记重锤,砸在了我心里,也砸在了外公的脸上。那一年,外公家老宅拆迁,分了三套房和一百多万现金,我舅舅陈卫东一家欢天喜地,而嫁出去二十多年的我妈,一分钱,一寸砖,都没分到。
从那以后,我妈心里那扇叫“娘家”的门,就彻底关上了。
这一切,其实要从去年夏天,那棵老槐树下的一场家庭会议说起。
第1章 老槐树下的算盘
我妈陈淑芬对我外公,可以说是孝顺到了骨子里。这种孝顺,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想要证明什么的劲头。外公有轻微的哮喘,一到换季就容易犯,我妈总是提前半个月就把各种润肺的汤汤水水备好,每周雷打不动地送过去。外公爱吃我们家楼下王记的酱肘子,我爸林建国就常常下班绕远路去买,拎到外公家时还冒着热气。
我们家经济条件一般,我爸在一家国企做技术员,我妈是商场的售货员,日子过得精打细算。但在孝敬外公这件事上,我妈却异常大方。她总说:“我就这么一个爸,不对他好对谁好?”
可我知道,这份“好”的背后,藏着我妈半辈子的委屈。外公重男轻女,这是刻在骨子里的观念。从小到大,所有好东西都是舅舅陈卫东的。一颗糖,舅舅能吃一整颗,我妈只能舔舔糖纸;一件新衣服,舅舅穿小了,才轮得到我妈。这些陈年旧事,我妈很少提,但它们就像墙角的青苔,在阴暗潮湿的角落里,年复一年地疯长。
去年夏天,老宅要拆迁的消息像一阵风,吹遍了整个家族。那是一座带院子的老房子,是我外婆留下的,也是我妈长大的地方。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夏天的时候,浓荫蔽日,是我童年记忆里最清凉的所在。
消息传来的那天,我妈一整晚没睡好。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黑暗中,我听见她对我爸说:“建国,你说……爸会怎么分?”
我爸叹了口气,说:“淑芬,别想太多。你舅舅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爸一辈子都偏着他,咱们别抱太大希望。”
“可那也是妈留下的房子,”我妈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我好歹也是陈家的女儿啊。”
那份微弱的希望,像一根火柴,在我妈心里亮了一下。几天后,舅舅一个电话打来,让我们周末回老宅“开会”。我妈特意起了个大早,炖了一锅外公最爱喝的乌鸡汤,装在保温桶里,小心翼翼地抱着。
我们到的时候,舅舅陈卫东和舅妈孙琴已经在了。他们正围着外公,拿着一张画得歪歪扭扭的户型图,兴奋地讨论着什么“南北通透”、“全明户型”。见我们进来,舅舅只是抬了抬眼皮,不咸不淡地叫了声:“来了。”
外公坐在那把吱呀作响的旧藤椅上,手里盘着两颗核桃,面无表情。我妈把乌鸡汤端到他面前,笑着说:“爸,趁热喝点,我炖了一早上呢。”
外公“嗯”了一声,接过碗,却没有喝,顺手放在了一边的小桌上,那碗汤很快就没了热气。
会议就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开始。没有圆桌,没有客套,舅舅清了清嗓子,开门见山:“爸的意思是,这次拆迁,一共能分三套房,两套一百平的,一套六十平的,外加一百二十万的补偿款。”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我妈的脸,那眼神像是在审视一件与自己无关的物品。“我和你舅妈商量过了,我们家三口人,加上爸,正好四个人,住两套一百平的,一套给爸,一套我们住。那套六十平的,就卖了,钱留着给小航(我表弟)以后结婚用。”
舅舅一口气说完,院子里一片死寂,只有几声蝉鸣,叫得人心烦意乱。
我妈的脸瞬间白了。她看着舅舅,又看看外公,嘴唇动了动,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卫东,那……那一百二十万的补偿款呢?”
舅妈孙琴抢着开了口,语气尖酸又理所当然:“哎呦喂,姐,你这问的什么话。我们家要装修两套房子,小航马上要上大学,以后还要娶媳妇,哪哪不得用钱?这一百二十万,看着多,撒胡椒面似的,一下就没了。”
我爸林建国是个老实人,听了这话,脸涨得通红,忍不住说:“卫东,话不能这么说。淑芬好歹也是陈家的女儿,这房子她也有份吧?”
“姐夫,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舅舅把手里的图纸往石桌上一拍,声音也大了起来,“什么叫她也有份?自古以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哪有回来跟娘家争财产的道理?我姓陈,小航也姓陈,我们才是陈家的根!淑芬现在姓林,是你们林家的人了!”
“我……”我妈气得浑身发抖,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所有的希望,此刻都寄托在了那个沉默着盘核桃的男人身上。她望向外公,声音里带着哀求:“爸,您说句话啊。我不要房子,我什么都不要,但您得给我个说法。我也是您的女儿啊!”
整个院子的人,目光都聚焦在了外公身上。他终于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将核桃重重地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他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妈一眼,然后缓缓开口,声音沙哑而沉重。
“卫东是家里的独苗,以后陈家的香火,都要靠他。”
就这么一句话。
没有解释,没有安抚,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愧疚。这一句话,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狠狠地插进了我妈的心里,然后慢慢地、残忍地搅动着。
那碗精心炖煮的乌鸡汤,就放在桌角,已经彻底凉透了。我妈看着那碗汤,又看看外公冷漠的脸,突然就笑了。那笑声很轻,却比哭声更让人心碎。她站起身,拉着我和我爸,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就走。
走出那个院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外公正端起那碗已经凉透的汤,喝了一口,然后皱着眉头放下了。舅舅和舅妈则喜笑颜开地继续研究着他们的“南北通透”。
没有人看我们一眼。
第2章 关上的门
回家的路上,我妈一言不发,只是靠着车窗,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她的侧脸映在玻璃上,苍白又脆弱。我爸几次想开口安慰,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把车开得更稳一些。
到家后,我妈把自己关进了房间。我隔着门板,能隐约听到里面传来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哭声。我爸在门口站了很久,最后只是叹了口气,走进厨房,默默地给我们下了两碗面。
那天晚上,我妈出来了。她的眼睛红肿,但神情却异常平静。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进厨房,把冰箱里所有给外公准备的东西,都清理了出来。那些泡好的银耳、分装好的药材、还有一瓶外公爱喝的黄酒,她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扔进了垃圾桶。
我爸想去拦,被我妈一个眼神制止了。“以后,别再买了。”她说,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决绝。
从那天起,我们家关于“外公”和“娘家”的一切,都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妈不再每周雷打不动地往老宅跑了。以前,她总会掐着点给外公打电话,问他身体怎么样,天气变了要加衣服。现在,她的手机安安静静,再也没有拨出过那个熟悉的号码。
亲戚们很快就知道了拆迁款的分配结果。有几个好事的长辈打电话来“关心”,话里话外都在劝我妈:“淑芬啊,你别跟你爸置气。你弟弟不容易,你做姐姐的,就多担待点。”
我妈只是在电话这头平静地听着,等对方说完了,就回一句:“我知道了,谢谢关心。”然后挂掉电话,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仿佛那些话根本没进到她心里去。
但我知道,她心里那道伤口,正在以一种沉默的方式溃烂。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喝水,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悄悄走过去,看到我妈正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一本旧相册。相册里,有一张她和外公的黑白合影。照片上的她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扎着两个小辫,怯生生地依偎在外公身边,而外公的目光,却看着镜头外的远方,带着一丝不耐烦。
她就那么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我没有打扰她,只是默默地退了回去。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我妈在意的,从来都不是那几套房子,那一百多万块钱。她在意的,是父亲心里那杆秤,从她出生的那一刻起,就从未在她这边平衡过。她用二十多年的孝顺,去填补童年的缺失,去奢求一份迟来的父爱,结果却被现实打回了原形。
钱,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让她心死的,是外公那句“卫东是家里的独苗”,是父亲亲手斩断了她作为女儿的所有念想。
舅舅一家很快就搬进了新房。乔迁那天,办得热热闹闹,请了许多亲戚朋友,唯独没有请我们家。我爸怕我妈难受,那天特意请了假,带我们去郊野公园散心。那天阳光很好,我妈在草地上放风筝,笑得像个孩子。看着她奔跑的样子,我心里一阵酸楚。我不知道,这份看似轻松的笑容背后,埋葬了多少失望。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我妈变得比以前更爱笑了,也更爱打扮自己了。她会给自己买新衣服,会跟着邻居去跳广场舞,会拉着我爸去看新上映的电影。她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三口之家中。我们家,好像真的成了一个与“陈家”隔绝的孤岛,风平浪静,自给自足。
只是,我偶尔会在深夜,听到我妈在睡梦中,轻轻地喊一声“爸”。
那声音里,有我听不懂的,长长的叹息。
第3章 不速之客
转眼就到了冬天。
舅舅搬进新房后,大概是觉得有些理亏,也或许是想在亲戚面前做做样子,给我妈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中秋节,电话里闹哄哄的,舅舅大着舌头说:“淑芬啊,今天过节,你怎么不带孩子过来看看爸?爸念叨你呢。”
我妈当时正在包饺子,手上沾满了面粉。她把电话开了免提,一边擀皮一边淡淡地说:“我们家也过节呢,走不开。”
舅舅在那头“嘿嘿”笑了两声,说:“行吧,那你们过。对了,爸最近身体还行,你别惦记。”说完就挂了。
外公根本没在电话里说一句话。
第二次电话,是临近过年的时候。舅舅说他给外公报了个去海南的夕阳红旅行团,让他去暖和的地方过冬。我妈听完,只回了三个字:“挺好的。”
我们都以为,外公真的会去海南,或者,至少会在舅舅家那个“南北通透”的新房子里,安安稳稳地过一个暖冬。
直到那个下着小雪的傍晚,他拖着行李箱,出现在了我们家门口。
那天我正好在家复习功课,听到门铃响,是我去开的门。门一开,看到外公那张被寒风吹得通红的脸,我愣住了。他穿着一件不怎么合身的旧棉袄,头发有些凌乱,眼神里带着一丝疲惫和闪躲。
“外公?”我有些不敢相信。
他冲我笑了笑,那笑容显得很勉强。“小静在家啊。呢?”
我把他让进屋,他身上的寒气瞬间被屋里的暖气包裹。我爸从房间里出来,看到外公也是一脸惊讶。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我妈从厨房出来,平静地看着他,听他说完“你舅舅家暖气坏了”这个一戳就破的谎言。新小区,集中供暖,怎么可能说坏就坏。
我妈没有拆穿他,也没有追问。她只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疏离和客气,把他当成了一个需要临时借宿的远房亲戚。
晚饭,桌上是我妈炖的萝卜排骨汤,还有两个家常小菜。以前外公来,我妈必定要做七八个菜,把他最爱吃的酱肘子、红烧鱼摆满一桌。而今天,桌上没有一样是他偏爱的菜。
饭桌上的气氛很尴尬。外公几次想开口说点什么,但看到我妈那张没什么表情的脸,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他默默地喝着汤,吃着饭,动作小心翼翼。
我爸试图缓和气氛,夹了块排骨给外公,说:“爸,您尝尝这个,淑芬炖了一下午,烂得很。”
外公点点头,咬了一口,含糊不清地说:“好,好吃。”
我妈却像是没听见,她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轻声说:“多吃点蔬菜,别光吃肉。”她的温柔和耐心,全都给了我,一丝一毫都没有分给饭桌对面的那个老人。
一顿饭,在沉默中吃完了。
我妈收拾完碗筷,对我爸说:“建国,你去把小静房间旁边那个储物间收拾一下,给爸铺张床。”
我们家是两室一厅,那个储物间又小又没窗户,堆满了杂物。外公听了,连忙摆手:“不用不用,我睡沙发就行。”
“那怎么行。”我妈的语气依旧平淡,“您是长辈,怎么能睡沙发。家里地方小,委屈您了。”
她口口声声说着“您是长辈”,却句句都透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客气。这种客气,比争吵更伤人。
我爸和我一起收拾储物间,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搬出来。我爸叹着气,低声对我说:“这次,是真伤透心了。”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妈不是在赌气,也不是在报复。她是真的,放下了。当一个人对你所有的期待都化为灰烬时,剩下的,就只有无悲无喜的平静。
第4章 寄人篱下
外公在我们家住了下来。
他的到来,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变,却又像空气里多了一粒悬浮的尘埃,总让人觉得不自在。
我妈说到做到。她每天按时做三餐,不多不少,荤素搭配,但再也没有特意为外公做过什么。她会给外公的碗里盛饭,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把鱼肚子上最肥美的那块肉夹给他。她会提醒外公天气冷了加衣服,但那语气,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公式化,没有温度。
她不再喊“爸”,而是用“您”来代替。比如,“您要喝水吗?”“您的药吃了吗?”那个曾经让她牵肠挂肚的父亲,如今在她口中,变成了一个需要被礼貌对待的“客人”。
外公显然很不适应这种变化。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总是想方设法地讨好我妈。
他会主动拿起扫帚扫地,但我妈会默默地从他手里接过来,说:“您歇着吧,我来。”
他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我妈过来,就赶紧把遥控器递过去:“淑芬,你看,看你爱看的。”我妈会摇摇头,说:“您看吧,我没什么想看的。”然后转身回自己房间。
他甚至开始尝试着夸奖我妈。有一次吃饭,他喝了一口汤,说:“这汤炖得好,比你舅妈做的好喝多了。”
我妈正在吃饭的动作顿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正常。她没有接话,只是低头默默地扒着碗里的米饭。一旁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外公在我们家的每一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那个狭小的储物间里,或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眼神却常常是放空的。他身上的那股一家之主的威严和理所当然,在老槐树下那场会议中,连同我妈的心一起,被彻底击碎了。
舅舅和舅妈一个电话都没打来过。他们似乎默认了外公住在这里,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们的“南北通透”和那笔巨额补偿款。
一个周末,我写完作业,看到外公正坐在阳台上,看着窗外发呆。冬日的阳光没什么温度,照在他佝偻的背影上,显得格外凄凉。我走过去,给他递了杯热水。
他接过水,捧在手里,浑浊的眼睛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他叹了口气,说:“小静啊,……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能说“是”吗?我能告诉他,我妈不是生气,是心死吗?
我只能含糊地说:“外公,我妈就那脾气,您别多想。”
他摇了摇头,声音里充满了懊悔:“我糊涂啊……我总觉得,你舅舅是儿子,家业传给他天经地义。我没想到,会这么……这么决绝。”
他顿了顿,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解释:“其实那天,你舅舅跟你舅妈那么说,我心里也觉得不妥。可我……我拉不下那个脸,当着儿媳妇的面,去驳儿子的面子。我想着,回头私下里,再给拿点钱……”
“钱?”我忍不住开口,“外公,我妈在乎的不是钱。”
他愣住了,看着我,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看着他苍老而困惑的脸,忽然觉得很悲哀。他一辈子都没弄明白,他的女儿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第5章 无声的爆发
外公在我们家住了快一个月。这一个月里,我们家就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而冷漠地运转着。我妈负责后勤,我爸负责沉默,我负责在两者之间尴尬地呼吸。
矛盾的爆发,源于一笔医药费。
外公的哮喘犯了,半夜里咳得特别厉害,呼吸都带着嘶鸣声。我爸和我妈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经过一晚上的折腾,总算是稳定下来了。医生说需要住院观察几天,让我们去办手续。
住院费、医药费加起来,先要交五千块钱。我爸拿着单子,很自然地对我妈说:“淑芬,你给卫东打个电话吧,让他送钱过来。”
我妈正在给外公掖被角,听到这话,手上的动作停住了。她转过身,看着我爸,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
我爸愣了一下,说:“爸生病了,他这个做儿子的,出钱不是天经地义吗?”
“天经地义?”我妈重复着这四个字,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在他眼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天经地预;家产全归儿子也是天经地义。现在轮到出钱了,就想起‘天经地义’了?”
“淑芬,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我爸有些着急。
“就是现在才要说。”我妈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病房走廊里,却显得异常清晰。“林建国,你听着。爸住在我们家,我管他吃,管他住,他病了,我送他来医院,照顾他,这是我做女儿的情分。但是钱,我一分都不会出。他的儿子拿了三套房,一百多万,他现在生病了,就该他儿子拿钱来治。想让我掏钱?可以,把拆迁款拿出来,我们平分。”
这是那场家庭会议之后,我妈第一次如此清晰、如此决绝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她不是在发泄情绪,而是在陈述一个不容更改的决定。
病床上的外公听到了我们的对话,挣扎着想坐起来,脸上满是羞愧和难堪。“淑芬……别……别给你弟弟打电话……我自己有钱……”他哆哆嗦嗦地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打开来,里面是几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百元大钞,加起来不过千把块钱。
那是他全部的私房钱。
看着那几张皱巴巴的钞票,我心里一阵发酸。而我妈,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然后把目光移开。
我爸还想再劝,我妈直接从包里拿出手机,当着我们的面,拨通了舅舅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通,舅妈孙琴不耐烦的声音传了过来:“喂,谁啊?”
“我是陈淑芬。”我妈的语气毫无波澜。
“哦,是你啊,大清早的什么事?”
“爸哮喘犯了,在中心医院住院,你让陈卫东带一万块钱过来交医药费。”我妈说得干脆利落,像是在下达一个通知。
电话那头的孙琴沉默了几秒,然后声音一下子拔高了:“什么?住院了?怎么回事啊!不是在你们家住得好好的吗?再说了,一开口就要一万块,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前阵子装修买家具,钱都花光了!”
“钱花光了,不是还有房子吗?”我妈冷笑一声,“你们不是分了三套房吗?卖一套不就什么都有了?”
“陈淑芬你什么意思!你这是咒我们家呢!”孙琴在电话里尖叫起来,“爸住在你们家,凭什么让我们出钱?你们照顾几天就想敲竹杠是不是?”
“我再说一遍,”我妈的耐心显然已经耗尽,“陈卫东是陈家的根,是给他养老送终的人。现在,你让他,立刻,马上,带着钱,滚到医院来。否则,我就把爸送回你那‘南北通透’的大房子门口!”
说完,她“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整个走廊都安静了。我爸惊愕地看着我妈,仿佛第一天认识她。病床上的外公,把头埋进了被子里,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我妈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她靠着墙,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我知道,这不是一场胜利,而是一场两败俱伤的宣泄。她用最伤人的方式,撕开了那层名为“亲情”的虚伪面纱,露出了底下最不堪的算计和凉薄。
那个曾经无限忍耐、委曲求全的陈淑芬,在这一刻,彻底死了。
第6章 想去哪就去哪
舅舅陈卫东最终还是来了。
他是一个人来的,脸色铁青,手里捏着一个信封。他把信封扔在我爸面前的桌子上,发出“啪”的一声响。“五千块,先交了再说。”
他全程没有看我妈一眼,也没走进病房去看外公。他只是站在走廊里,对我爸说:“姐夫,爸这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你们家地方小,照顾起来也不方便。等他出院了,我还是把他接养老院去吧,有专人伺候,我们也省心。”
我爸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我妈一个眼神拦住了。
我妈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舅舅面前,平静地看着他。“可以。”
舅舅似乎没想到她答应得这么爽快,愣了一下。
我妈继续说:“把他送去养老院,可以。费用,你们家全出。每个月的生活费、护理费,一分都不能少。另外,我和建国,每周会去看他一次,检查养老院的条件。如果让我们发现他过得不好,陈卫东,我就去你单位闹,去小航学校闹,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怎么对待自己亲爹的。”
舅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指着我妈“你、你”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怎么了?”我妈逼近一步,目光如炬,“我不是陈家的根,但我身上流着陈家的血。我没分到一分钱家产,所以我没有义务出钱给他养老。但是,我有权利监督你这个拿了全部家产的儿子,有没有尽到养老的责任!你听懂了吗?”
舅舅被我妈的气势镇住了,最后只能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算你狠!”然后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外公出院那天,舅舅没来,是舅妈孙琴开着车来接的。她连医院大楼都没进,就把车停在门口,打电话让我们把人送下去。
我爸扶着外公,我帮着拿东西。外公一步三回头地看着我妈,眼神里满是祈求和不舍。
我妈就站在住院部的台阶上,没有往前送一步。冬日的阳光惨白无力,照在她身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孤独的影子。
外公走到车门前,终于忍不住,回头大声喊了一句:“淑芬!”
我妈的身体震了一下,但她没有回应,也没有回头。
车子开走了,带走了外公,也带走了我们家和“陈家”最后一点藕断丝连的牵扯。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我妈一言不发。回到家,她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看着里面空了一块的地方,那是之前用来存放外公的药和食物的地方。她站了很久,然后关上冰箱门,对我爸说:“建国,晚上我们出去吃吧,吃火锅。”
那天晚上,我们去了一家新开的火锅店。店里热气腾腾,人声鼎沸。我妈点了很多菜,吃得特别香。她的脸上,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吃着吃着,她的眼泪,却毫无征兆地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进滚烫的火锅里,瞬间就没了踪影。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任由眼泪流淌,一边流泪,一边往嘴里塞着牛肉。
我爸默默地给她递过纸巾,握住了她的手。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虾滑丸子一个一个下到她的碗里。
我们都知道,她在告别。告别那个委屈了半辈子的自己,告别那份她用尽全力去追求却从未得到过的父爱,告别那个她曾经无比珍视、如今却只剩下一地鸡毛的“娘家”。
从那以后,外公真的住进了养老院。
我和我爸妈,也真的像我妈说的那样,每周都去看他。
第7章 养老院的探望
外公住的养老院,离我们家不远,条件算是不错。舅舅大概是被我妈那天的样子吓住了,不敢在这件事上马虎,选的是单人间,有独立的卫生间,窗明几净。
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外公穿着统一发放的蓝白条纹衣服,正坐在公共活动室里看电视。看到我们,他浑浊的眼睛里瞬间亮起了光,挣扎着从轮椅上站起来。
“淑芬,你们……你们来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讨好。
我妈点点头,把手里提着的水果和点心放在桌上,然后开始仔细地检查他的房间。她摸了摸床单是不是潮湿,看了看暖壶里的水热不热,又去卫生间闻了闻有没有异味。她像一个严苛的检查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外公就跟在她身后,局促不安地搓着手,像个等待老师检查作业的小学生。
检查完了,我妈没说什么,只是对外公说:“您有什么需要,或者这里的人对您不好,就给我们打电话。”
外公连忙点头:“好,好,这里挺好的,吃得好,住得也好。”
我们陪他坐了一会儿。大多时候是我和爸在跟他说话,问他身体怎么样,每天都做些什么。我妈很少开口,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削着苹果。她把苹果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用牙签插好,放在盘子里,推到外公面前。
整个过程,她都低着头,我们看不清她的表情。
临走的时候,外公把我们送到门口,拉着我的手,小声说:“小静,你跟说,让她别生我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妈,她正站在几步开外,看着窗外的景色,仿佛没有听到外公的话。
我只能拍拍外公的手,说:“外公,您好好保重身体。”
回去的路上,车里很安静。我爸开着车,最终还是没忍住,开口道:“淑芬,我看爸也挺可怜的。他知道错了,要不……”
“建国,”我妈打断了他,声音很轻,却很坚定,“破了的镜子,就算粘起来,也还是有裂痕的。更何况,有的东西,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
她转头看着窗外,轻声说:“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每周去看看他,确定他还活着,过得不算差,就算尽到我做女儿的本分了。至于其他的,我给不了,也不想给了。”
我爸叹了D19口气,没再说话。
我明白我妈的意思。原谅,是一个很沉重的词。有时候,不原谅,不是因为记恨,而是因为那道伤口太深,深到已经成为了身体的一部分。强行去挖掉它,只会让自己鲜血淋漓。
就这样,我们每周都去探望。舅舅和舅妈很少露面,只是每个月按时把钱打到养老院的账户上。他们大概觉得,花了钱,就算是尽了孝。
外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精神也越来越萎靡。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窗边,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候我们去了,跟他说话,他也要反应好半天,才认出我们是谁。
他不再提拆迁的事,也不再说“知道错了”。他只是在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会紧紧地抓住我妈的衣角,像个害怕被抛弃的孩子,嘴里喃喃地说:“淑芬,下周……还来吗?”
每到这时,我妈都会把他的手轻轻掰开,点点头,说:“来。”
只有一个字,没有多余的承诺,也没有虚假的温情。
第8章 没有赢家的战争
又是一年冬天,外公到底还是没熬过去。
他走得很突然,是在一个深夜里,睡梦中走的。养老院打电话通知我们的时候,是凌晨三点。
我们赶到的时候,舅舅一家也到了。外公的身体已经凉了,脸上盖着白布。舅妈孙琴趴在床边,干嚎着,一滴眼泪都没有。舅舅则红着眼眶,忙着跟养老院的人交涉后事。
我妈就静静地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那张被白布覆盖的床,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
我走过去,轻轻握住她冰凉的手。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里没有泪,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疲惫和空洞。
外公的葬礼,办得很简单。来吊唁的亲戚,看着我们两家人,眼神里都带着复杂的意味。他们窃窃私语,大概又在议论我们家的这场风波。
葬礼结束后,舅舅叫住了我们。他递给我妈一张银行卡,声音沙哑:“这里面有二十万。爸走之前,交代我的。他说,他对不起你。”
我妈看着那张卡,没有接。
她摇了摇头,说:“不用了。人都不在了,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她顿了顿,抬头看着舅舅,目光平静无波。“陈卫东,以后,我们就是两家人了。逢年过节,就不用相互走动了。各自安好吧。”
说完,她拉着我和我爸,转身离开了。
走出殡仪馆,外面下起了小雪,和那天外公拖着行李箱来我们家时一样。我妈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冷的空气,然后缓缓地吐了出来,仿佛要把积压在心里多年的浊气,全部吐干净。
从那以后,我们家和舅舅家,真的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生活还在继续。我考上了大学,毕了业,有了自己的工作。我爸退休了,每天养花遛鸟。我妈也退休了,迷上了烘焙,每天把家里弄得香喷喷的。
她再也没有提起过外公,也没有提起过那些伤心的往事。我们家的墙上,甚至没有挂一张外公的照片。仿佛那个男人,那些事情,从来没有在她的生命中出现过。
只是有一次,我回家,看到她正在整理旧物。她手里拿着的,是那本旧相册,翻开的那一页,正是她和外公的那张黑白合影。
她用手指轻轻地摩挲着照片上那个扎着小辫、怯生生的小女孩,看了很久很久。
我没有打扰她。
我静静地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瘦削的肩膀。我知道,在这场漫长的家庭战争里,没有赢家。舅舅得到了所有的财产,却失去了亲情和尊重。外公在懊悔和孤独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而我妈,她看似赢了尊严,赢了边界,却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去的“娘家”,也永远地失去了一个可以让她撒娇、让她依靠的父亲。
她用后半生的决绝,治愈了前半生的委屈。这代价,何其沉重。
或许,对于我妈来说,最好的结局,就是像现在这样,把所有的爱与恨,都尘封在时光里,然后带着一身伤痕,努力地、平静地,过好自己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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