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我觉醒”的公共练习｜“第三排观众”招募

信息社会让交流变得轻而易举，我们熟悉评论区与快速转发，我们习惯了在无数信息浪潮中在线，却也正在逐渐失去凝视彼此，共享沉默，感受同一个现场呼吸的经验。

《第三排观众》试图抵抗这种轻盈。它是一次公共性的尝试，希望把人从加速的流通中抽离出来，我们可以身处同一个空间，分享彼此的存在。同时我们也期待一种可能性的恢复：个体重新开始在场，在现实空间中检验见证的意义。

本次《第三排观众》将在同一天完成两期录制，分别与《我在北京做家政》作者李文丽、作家阿乙展开对话。我们邀请你参与节目录制，一起见证这两场对话。

对话李文丽

13:30-15:30

在北京，许多人的生活被困在无形的时间表里。钟点、工时、地铁口的刷卡声，构成了一种恒定的节奏。在这样的节奏中，李文丽是一名家政女工。

从甘肃平凉到首都，她走了两千多公里。这不仅是从土地到城市的距离，也是从被命名到自我命名的距离。7 年的北漂生活，她的名字在雇主口中成为一种称谓，在合同上成为一种身份，在社会结构里成为一种功能。

李文丽年轻时没有想过离开家。她的一生像无数女性那样，被规训在“听话”的序列里。丈夫的腿受伤后，48 岁的她才第一次走出县城，远离了农忙时的夏天和秋天。“那时候三个孩子都还在上学，家里没有经济来源，觉得天塌下来了。”她说。

在老家，听父母、公婆、丈夫的话，来到北京，开始听别人的命令，不懂反抗，也不敢拒绝。雇主说“今天不休息”，她便不休息，哪怕再苦再累，只想能多挣点钱给家里。

生活被二分成劳动与报酬，直到她偶然加入皮村的文学小组。五十岁那年，她从学习写作中，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提出要求：周六我要休息。这是一个极小的决定，却携带着存在的重量。在那一刻，李文丽第一次成为了自己句子里的主语，她似乎不仅是在讨要假期，同时也在尝试夺回自己的人生主权。

文学对李文丽来说更像是一场重新命名的演习。她利用琐碎时间，在公交车和公园的长椅上写作，通过手机一字一句地敲出了十几万字。《我在北京做家政》便是在这样的间隙中诞生的。

这些文字没有书桌，也没有象牙塔的庇护，却有着不容忽视也不可驯服的力量。它们让一位被消隐的女性重新拥有了自己的语言，让李文丽从家庭、婚姻、雇佣关系的重力中，能稍稍抬起头，呼吸一口别处的空气。她还重拾了儿时的爱好：画画、唱歌、跳舞，那些在老家难以实现的愿望开始苏醒。她说：“五十多岁了，才真正长大。”

时至今日，李文丽还经常会想起来女作家伍尔芙那句著名的宣言：“女人写小说，必须要有钱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可她并没有。这些年来，没有钱，也没有房间，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然而也正是在这样彻底的匮乏中，她才更要竭力去创造。伍尔芙的房间属于一个被教育过的中产女性，而李文丽的房间诞生于劳动、压抑与抵抗，它们某种层面是同样的精神领地，不需要钥匙，以语言和文字来为自己开门，并获得确认。

《第三排观众》与李文丽的线下对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这是一次关于“自我觉醒”的公共练习，我们希望在这次相遇中，去谈劳动与时间，当生活被机械化压缩，个体在被吞噬的结构里，如何保持清醒与尊严，以何种方式保留自身？

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家政女工的故事，而是一位劳动女性在被社会定义的角色中缓慢挣脱的过程，她们从来都不是隐形的齿轮。

【录制时间】

11 月 15 日（周六）

13:30—15:30

【录制地点】

单向空间·郎园 Station 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镇半截塔路 53 号

郎园 Station（北京纺织仓库南门）D3-1 座

【录制嘉宾介绍】

李文丽，家政工，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平凉市作家协会会员。从 2018 年至 2024 年创作 20 多万字文稿，四百多幅画，在文学小组内部印刷成文集《梦雨的世界》。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长江文艺》《NOWNESS》《LEAP 艺术界》《单读》，海外《亚洲工人故事》等。参加超级演说家、澳门文学节、上海腾讯新闻举办“从她说起”女性成长分享会等，接受央视新闻频道及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新甘肃等媒体采访报道。2025 年 6 月，由读者出版社出版纪实散文学《我在北京做家政》。

对话阿乙

17:00-19:00

阿乙的人生始终带着一种主动的反叛。

他当过警察，做过编辑，如今成了作家。每一次身份的更迭，都是一次彻底的自我拆解与重组，一次从旧世界里挣脱的逃逸。

他的本名叫艾国柱，似乎从出生起便拥有了一个被定义的人生，这个名字是父亲起的，带着家族与秩序的理想投影，和“本应该成为谁”的预设。后来他给自己改名为“阿乙”，是一次去名的举动，“乙”字没有任何别的寓意，只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二，阿乙说，“我想从零开始，去创造一些光辉的东西。”

阿乙提到加缪的观点，人没有天堂，到死亡为止就是终点。

那种冷峻的浪漫让他着迷，他相信人只有短短几十年可活，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最值得去做的事情，就是经历和革新。他的人生轨迹，或多或少也是沿着这句话逐步展开。

这种从零开始的姿态，也贯穿了他的写作。

写作对于阿乙来说，不是创作文本和具体的职业，而是一场持续的自我验证，验证“我仍然存在，仍会思考，仍能拒绝。”

他理解加缪式的西西弗神话：“人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西西弗的石头不停滚落，但他依旧上山。阿乙也不断重新开始，他推着自己的石头，“人生要冒险，”他说，“但其实我是一个怯懦的人，所以更需要不断折腾。”他一次次离开熟悉的生活，从警校到派出所，从报社到作家，放弃安全感，拒绝成为一个安稳的人，每一次转向，都是自我的严格改写。后来写作成为他抵抗虚无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阿乙找到并构建出一种独属于他个体的，更接近自由的秩序。更多的经历，更多地活着，他再次引用了加缪，人不该被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困住。

《第三排观众》对话阿乙，并非关于写作如何通往成功，而是一场更为根本的追问：当意义本身崩塌，人是否仍有能力自我定义？当个体被秩序、经验与身份反复塑形之后，还能保留多少未经驯服的真实？阿乙的叙述让问题变得更为尖锐，他的回答是行动式的，不断改写和不断开始，这是一种对命运的再造，也是对惰性的反抗。

从他的经验中，我们看见不肯屈服的姿态：与其被他者定义，不如拆毁既有意义，重新自我命名。也正是在这样不断更新的勇气里，我们得以思考自身，寻求一种更诚实的存在方式。

【录制时间】

11 月 15 日（周六）

17:00—19:00

【录制地点】

单向空间·郎园 Station 店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镇半截塔路 53 号

郎园 Station（北京纺织仓库南门）D3-1 座

【录制嘉宾介绍】

阿乙，江西瑞昌人，生于 1976 年 12 月。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春天在哪里》《情史失踪者》《骗子来到南方》，小说《早上九点叫醒我》《下面，我该干些什么》《模范青年》《未婚妻》，随笔集《寡人》《阳光猛烈，万物显形》《通宵俱乐部》。曾获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

书籍被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瑞典语等十四种语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