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对话拜耳：聚力中国创新，为全球创新加速

“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制药行业的重要创新来源，我们对多年来和中国在创新领域方面的合作感到非常振奋！”

在刚刚结束的拜耳中国“共创·新药”大赛会后，拜耳处方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肿瘤研究及早期开发全球负责人Dominik Ruettinger接受媒体采访时兴奋地说道。

拜耳作为深度融入中国创新生态的跨国药企龙头企业持续加大对中国创新的关注以及资源投入，一直积极携手中国的创新力量，不断探索合作创新的更多可能。为更进一步合力发掘并带来中国的下一个“重磅创新”，首届拜耳中国“共创·新药”大赛应运而生。

经过3个多月的比拼，最终6家聚焦在肿瘤、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病、免疫学及新技术平台的生物科技企业凭借突破性创新成果胜出。

“共创·新药”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体现了拜耳对中国创新与新药研发实力的高度关注与认可，同时也是其进一步升级中国创新战略的又一关键举措。

从创新大赛路演挖掘本土Biotech潜力，到与清华、北大持续十余年的学术合作，再到Nubeqa(诺倍戈）、Sevabertinib（塞伐艾替尼）等明星产品实现“全球同步研发新常态”，拜耳的实践不仅印证了中国在全球医药创新版图中的核心地位，更为跨国药企与本土生态协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拜耳如何一步步实现与中国早期项目共创？如何拥抱并共建创新生态？未来有将有哪些产品能让中国乃至全球患者获益？

在医药魔方的采访中，拜耳处方药事业部临床开发与运营全球负责人Christoph Koenen博士，拜耳处方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肿瘤研究及早期开发全球负责人Dominik Ruettinger和拜耳处方药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心血管、肾脏和免疫学研究及早期开发全球负责人Andrea Haegebarth博士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拥抱中国：更早、更快、更优

重金押注后期产品的MNC同样会不吝对早期创新的投入，拜耳更是如此。除了资金，拜耳对早期创新研发构建了完善的体系。

通过与三位高管的交流，拜耳的早期研发逻辑始终围绕“解决临床真痛点”展开。

在中国市场，这一逻辑被进一步深化：既依托全球研发战略优先级，聚焦肿瘤、心血管和肾脏疾病等优势领域，又通过开放合作链接本土创新力量，借力中国政策红利加速临床转化，形成“内部管线优化+外部创新导入+临床加速落地”的三维研发体系。

在内部研发优化上，拜耳会定期梳理研发管线，优先推进那些能为患者带来“突破性获益”的候选药物。

而在外部创新导入中，面对中国已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关键源头”这一趋势，拜耳选择通过“主动出击”，将本土创新力量纳入全球研发网络。

对于早期创新项目的筛选，Andrea Haegebarth强调，最重要的是在价值上体现差异化。“也就是说，不能是模仿已成熟、成功的分子结构。我们需要找到新颖的分子结构和治疗机制，并不一定说每一次都是FIC（First-in-class），但一定要做到同一品类中的BIC（Best-in-class）。”

这一点在首届拜耳中国“共创·新药”大赛优胜企业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致本医药专注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聚焦肿瘤耐药与严重感染等重大未满足临床需求领域，致力于打造First-in-class或Best-in-class突破性疗法，让更多优秀的中国原创科技成果造福全球患者。

高维医药（Groovy Medicine）的多维生物算法GROOVY平台，可通过提取复杂数据，为难治性疾病筛选出高效、特异且可成药的靶点。

阿尔法分子（AlphaMol）建立了完备GPCR-AI新药研发平台，专注于G蛋白偶联受体蛋白（GPCR）新药研究。其首创新药（FIC）项目已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如果要说这些项目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创新速度非常快！他们可以迅速从大量数据集中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迅速开展临床实验，迅速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可让患者获益的产品。”Christoph Koenen用三个“迅速”来表达他对于中国创新速度的惊讶。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创新大提速的“见证者”之一，拜耳也是其中的“获益者”。

在中国创新药审批政策的助力下，拜耳通过与本土顶尖医疗机构深度合作将更多让患者获益的药品“更快到达患者手中”。

北大肿瘤医院是拜耳在临床合作中的核心伙伴之一。在重要产品塞伐艾替尼的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MRCT）中，双方共同推进“泛肿瘤HER2研究项目（panSOHO）”。在北京临床试验申请（CTA）试点政策支持下，仅用一个月完成CTA获批，并在6周内实现全球首例患者入组。该试点政策允许创新药在具备资质的研究机构中，通过“先立项后审评”的快速通道流程推进研发。这一效率较传统的5-7个月临床试验启动周期显著提升，为其后续的全球多中心研究树立了标杆。

“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和北大肿瘤医院等顶尖本土医院密切合作，这让我们的临床试验可以快速、高质量开展。同时，得益于中国创新药政策，让我们的新药及新适应症上市申请都能快速获得受理。并且，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要更早接触、更早介入本地的合作机构。也就是说，我们在制定临床方案时，就会邀请他们参与进来，而不是制定完方案后只是交给他们被动地执行。”Christoph Koenen强调。

扎根中国：共建创新生态

如果说早期研发共创是“点状突破”，那么创新生态共建则是拜耳在华布局的“面状支撑”。不同于短期项目合作，拜耳的生态构建聚焦“长期、多维度、全链条”，通过链接academia（学术机构）、industry（产业伙伴）、startups（初创企业），形成“创新-转化-商业化”的闭环，既赋能本土创新力量，也为自身研发提供“可持续的创新源泉”。

“那么大家肯定也想问，为什么我们那么关注中国？”Dominik Ruettinger先于采访者提出这一重要问题。

麦肯锡近期的一份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贡献全球30%的创新药管线，并参与全球20%的授权交易，而在2015年这两项数据均才4%。2024年全球大型药企（预付款≥5000万美元）的合作交易中，30%涉及中国Biotech；同期，中国Biotech对外授权的肿瘤药物交易总额达300亿美元。

Dominik Ruettinger对此进行了解释：“这说明中国已经成为创新的一个策源地，且已经构建出了成熟的创新体系。我们希望通过与本土产学研伙伴、初创企业等长期合作，深度融入中国，持续共建创新生态系统，助力中国乃至全球医药产业发展。”

高校是创新“源头活水”之一。拜耳与中国顶尖高校的合作，以“长期主义”为核心特征：与清华大学的合作始于2009年，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始于2014年。拜耳与这两大院校已累计开展超100个研究项目，覆盖肿瘤、心血管及肾脏、神经学和罕见病以及免疫学等多个重点领域。

“这样的合作不仅是提升了拜耳自己的科研能力，而且可以帮助这些机构的科研工作者在学术上、在职业上取得新的进展。”Andrea Haegebarth说。

除了与“源头创新”合作外，拜耳也在积极与中国创新伙伴携手，持续探索并推动开放式创新。

拜耳Co.Lab于2024年9月在中国正式开幕，旨在赋能本土初创企业，重点聚焦肿瘤、心血管及肾病、新技术平台以及细胞与基因疗法等领域的前沿创新。

作为拜耳全球生命科学共创网络的重要组成，拜耳Co.Lab在中国不仅为入驻企业提供了理想的共创空间，还将利用拜耳的全球研发网络和专长，助力生物技术初创企业连接全球创新合作网络，提供国际化视野及资源。

拜耳Co.Lab拥有丰富的内外部专家资源，将通过专业指导来加速创新转化与企业发展。截至目前，已有7家中国生物技术公司签约入驻拜耳Co.Lab。

今年9月，拜耳成立了全球首个链接风险投资机构的平台拜耳Co.Lab创投联盟（Bayer Co.Lab AdVenture），可帮助其入驻企业连接国际领先的风险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为加速其对接全球投融资网络打开新窗口。

此外，拜耳·亦庄开放创新中心也将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启用运营。该中心致力于搭建概念验证平台和临床试验信息数据运营平台，专注于支持科研成果转化、研究型病房的共创共建，数字化创新，生物医药人才和智库的打造，以及本地创新的孵化。

实际上，从拜耳与浦合医药进展迅速的合作上就可看到拜耳对本地创新孵化的眼光和能力。

今年3月，拜耳与浦合医药宣布就可选择性靶向MTAP缺失型肿瘤的口服小分子PRMT5抑制剂PH020达成全球许可协议，拜耳获得开发、制造和商业化MTA协同PRMT5抑制剂的全球独家许可。

PH020（现更名为BAY 3713372）的创新作用机制令拜耳印象深刻：它经专门设计，可选择性靶向癌细胞而不损伤健康细胞，对于预后通常较差的MTAP缺陷型肿瘤患者而言，展现出巨大的治疗潜力。目前，该候选药物的I期临床试验已正式启动，并成功完成首例患者入组。

这一合作不仅进一步丰富了拜耳多元化的早期精准肿瘤学研发管线，更标志着拜耳在“携手中国顶尖生物制药创新企业、将中国原创突破推向全球舞台”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助益中国：精准、快速、高质破痛点

早期研发与生态共建的成果，最终还是要以临床需求得到满足来呈现。

“我们一直在关注目前患者群体中尚未得到满足的治疗需求，例如中国患者。希望通过差异化产品能让他们获益，这也许是我们尽可能快地支持高质量创新项目的关键之一。”Andrea Haegebarth说。

拜耳致力于借助肿瘤生物学研究成果与多模态技术专长，在泌尿生殖系统（GU）肿瘤、消化系统（GI）肿瘤及非小细胞肺癌（NSCLC）领域开发精准治疗药物。从其在华的产品布局就可看出一二。

作为下一代雄激素受体抑制剂（ARi），诺倍戈展现出优异的临床获益：其治疗患者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达标率高达71%，且在长期治疗中能维持疗效稳定。

更重要的是，诺倍戈的“安全性优势”显著：其血脑屏障穿透性低。这意味着患者发生中枢神经系统副作用（如癫痫、认知障碍）的风险远低于其他ARi。

“我们在考虑把诺倍戈跟其他疗法结合起来，产生更好的疗效，改善患者生命质量。这也是我们对于中国创新生态系统感到非常振奋的原因之一，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初创企业和资深的医院机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发现那些尚未得到识别和满足的医疗需求并做出响应。”Christoph Koenen说。

塞伐艾替尼是一种口服可逆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同时也是HER2突变型NSCLC治疗领域的一大突破性进展。

在正在进行的全球I/II期SOHO-01临床试验中，塞伐艾替尼对既往接受过治疗的HER2突变型NSCLC患者实现了71%的客观缓解率（ORR），充分证明了其强效且持久的疗效，同时患者耐受性良好。

塞伐艾替尼的出现对HER2突变发生率较高的亚洲人群意义尤为显著，有望为接受标准治疗后疾病进展的患者提供“精准治疗选择”。目前其已在中国提交上市申请，有望实现“全球同步获批”。

此外，拜耳认为新型靶向核素治疗（TRT）具有巨大发展潜力：一方面，该领域存在高度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另一方面，靶向核素治疗具备精准靶向能力，且相关研究成果前景良好，同时还拥有联合治疗的可能性。目前，拜耳正通过内部研发与合作研究相结合的方式，积极探索新靶点，以拓展这一极具前景的技术的应用范围。

作为心血管与肾脏疾病领域药物研发的主要领导者，拜耳并未停留在“现有优势”上，而是通过“精准靶点开发”与“适应症拓展”，解决心衰、心肌病、房颤等重疾的未满足需求，推动治疗从“症状控制”向“预后改善”升级。

Kerendia（可申达）是拜耳的明星产品之一，此前已获批用于“与2型糖尿病相关的慢性肾脏病（T2D-CKD）”，降低患者心血管死亡、心衰住院风险。2025年初，拜耳已递交其第二个适应症的上市申请——用于治疗一种常见心力衰竭（心衰）。

拜耳的acoramidis是一款用于治疗转甲状腺素蛋白淀粉样变性心肌病（ATTR-CM）的新型疗法，已在欧洲获批，且首位患者已接受该药物治疗。

除了探索差异化的新分子、新机制外，拜耳正在大力投入和使用人工智能（AI）、数字健康等前沿技术，以期加速创新研发。

拜耳全面且多元化的深度布局，不仅是一家跨国药企的“中国答卷”，更是全球医药创新“协同共赢”的缩影。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正从“创新参与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而拜耳等企业的支持也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医药行业向“更高效、更精准、更普惠”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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