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儿子死死按在沙发上的时候,儿媳正翻箱倒柜地找我的存折。
老伴淑芬在一旁哭得撕心裂肺,枯瘦的手抓着儿子的胳膊,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军军,你放开你爸!你们要逼死我们啊!”
我叫李伟,今年六十二,一个退休的工厂钳工。
我感觉不到胳膊上传来的疼痛,也听不清老伴的哭喊,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儿媳拉开抽屉时刺耳的“吱呀”声,和儿子李军压在我身上时沉重的喘息。
他的喘息里,没有了小时候的奶香,没有了少年时的阳光,只剩下一种被欲望和贪婪浸透的、令人作呕的腥气。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血液从四肢百骸退潮般地涌回,带来一阵彻骨的寒意。
我养了他三十年。
我用自己磨出老茧的双手,用自己被铁屑灼伤的皮肤,用老伴一分一厘攒下的血汗,把他从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养成了一个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一个在城市里有房有车的体面人。
我以为我给了他我能给的一切,他会成为我的骄傲。
可我从没想过,有一天,他会为了钱,像一头失去理智的野兽,将獠牙对准了我。
这一切,都得从半年前,他那场所谓的“乔迁宴”说起。
我和老伴淑芬都是苦出身。
我十八岁进厂,当了一辈子工人,每天跟冰冷的机器和刺鼻的机油打交道。
淑芬没正式工作,就在家附近打零工,糊过纸盒,穿过珠串,冬天给人织毛衣,夏天去市場卖冰棍。
我们俩这辈子,就像两只勤勤恳恳的工蚁,一辈子没享受过什么,唯一的念想,就是儿子李军。
李军是我们的天,是我们全部的希望。
他小时候,别家孩子还在玩泥巴,我们就省下菜金给他买连环画。
他上学了,我们宁愿自己天天咸菜馒头,也要保证他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
他争气,从小成绩就好,一路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喝了半辈子没舍得喝的好酒,在酒桌上,我拍着胸脯跟亲戚朋友说:“我儿子,以后肯定有大出息!”
淑芬在一旁,偷偷抹着眼泪,那是她这辈子最高兴的眼泪。
大学四年,我们的负担更重了。
但我们甘之如饴。
我每天主动加班,淑芬也多找了两份零工,我们俩像上了发条的陀螺,不敢停歇。
每次李军打电话回来说钱不够了,我二话不说,第二天就跑到邮局给他汇过去。
我总跟淑芬说:“孩子在外面,不能让人瞧不起,吃穿用度上,不能比别人差。”
淑芬点点头,晚上就在灯下缝补我们自己穿的旧衣服。
李军毕业后,留在了省城。
他说城里机会多,我们举双手赞成。
他工作没两年,就带回来一个姑娘,也就是他后来的媳d妇,小琴。
小琴是城里姑娘,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但眉眼间总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傲气。
她第一次上我们家,看着我们那套五十平米的老旧工房,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嫌弃。
淑芬热情地拉着她的手,给她看我们给李军从小到大攒的相册。
小琴只是礼貌地笑着,兴趣缺缺。
我知道,她看不上我们这个家。
但儿子喜欢,我们能说什么?
他们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小琴家提出,结婚必须有婚房。
那年头,省城的房价已经开始抬头。
我和淑芬没有任何犹豫,拿出了我们一辈子的积蓄,一共三十万。
那是我准备留着养老的“棺材本”。
我把那张存着三十万的银行卡交给李军时,手都在抖。
我说:“军军,爸妈就这点能耐了,剩下的,靠你自己了。”
李军抱着我,眼睛红了:“爸,你放心,以后我肯定好好孝顺你们。”
我信了。
那三十万,加上他们自己的点积蓄和贷款,付了一套两居室的首付。
房子虽然不大,但那是李军在省城的第一个“家”。
接着就是办婚礼,彩礼,我们又东拼西凑,借遍了亲戚,才算把这场婚事体体面面地办了下来。
婚礼上,看着西装革履的儿子和穿着洁白婚纱的儿媳,我心里五味杂陈。
一半是为人父母的欣慰,一半是被掏空家底后的惶恐。
淑芬悄悄对我说:“老李,咱们以后可得勒紧裤腰带了,一分钱都不能乱花了。”
我点点头,心里想着,没事,只要儿子过得好,我们苦点怕什么。
婚后不久,孙子天天出生了。
我和淑芬高兴坏了,提前办了退休,跑到省城去给他们带孩子。
那是我和淑芬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我们住在他们家那个小小的次卧里,每天的生活围着孙子转。
给孙子喂奶、换尿布、唱儿歌、讲故事。
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从一个粉嫩的肉团,长成一个会笑会跑会喊“爷爷奶奶”的小人儿,我们觉得之前吃的所有苦,都值了。
但这种平静,并没有持续太久。
矛盾,是从生活的一点一滴中渗透出来的。
小琴嫌弃淑芬做的饭菜油太大,不健康。
她嫌弃我抽烟,说把屋子搞得乌烟瘴气。
她给孩子买进口的奶粉,昂贵的玩具,一套衣服好几百,我们看着心疼,说两句,她就不高兴。
“爸,妈,现在年代不一样了,不能再用你们那套老思想来养孩子。”
“钱花了可以再挣,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是乡下人,她是城里人,我们之间隔着一条看不见的鸿沟。
李军夹在中间,总是和稀泥。
“妈,小琴也是为了孩子好,你就担待点。”
“爸,你就少抽两根,小琴她有洁癖。”
为了家庭和睦,我和淑芬一忍再忍。
淑芬学着网上的菜谱,开始做少油少盐的“健康餐”。
我戒了抽了四十年的烟,有时候烟瘾犯了,就跑到楼下,抽完一支,散尽了味儿才敢上楼。
我们以为,我们的退让,能换来家庭的和谐。
我们错了。
人的欲望,是永远填不满的。
半年前,李军的一个同事换了套大房子,一百六十平的四居室,小区环境优美,还带学区。
那个同事办乔遷宴,李军和小琴带着孙子去了。
回来之后,小琴的脸就一直阴沉着。
那天晚上,我起夜,听见他们在卧室里吵架。
小琴的声音尖锐而刻薄:“你看看人家王涛,跟你同年进公司的,现在住的是什么房子?你再看看我们!天天还跟你爸妈挤在这个鸽子笼里,我真是受够了!”
李军的声音很压抑:“那能怎么办?我没人家会钻营,没人家会拍马屁!”
“没本事就别怪别人!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
“你……”
接着是东西摔碎的声音,和孙子被吓哭的尖叫。
我和淑芬在次卧里,听得心惊肉跳。
那一晚,我们谁也没睡着。
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就变了。
小琴不再只是甩脸色,她开始指桑骂槐。
吃饭的时候,她会突然来一句:“哎,天天的同学豆豆,他们家又去国外旅游了,真羡慕啊。”
看电视的时候,她会指着某个豪宅说:“这才是人住的地方。”
我和淑芬听着,如坐针毡。
李军变得越来越沉默,每天下班回来就唉声叹气,有时候还会偷偷借酒消愁。
终于,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他们摊牌了。
那天晚饭,小琴破天荒地做了满满一桌子菜,还给我倒了酒。
“爸,妈,你们来城里也辛苦了这么多年。”小琴笑着说,但那笑意不达眼底。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顿饭没那么好吃。
“我们商量了一下,”李军接过了话头,他不敢看我的眼睛,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我们想……换个大点的房子。”
淑芬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换房子好啊,天天也大了,是该有个自己的房间了。”
“是啊,”小琴立刻说,“我们看好了一个楼盘,就在天天现在幼儿园附近,还是重点小学的学区房,一百五十平,四室两厅。”
我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喝了一口酒。
我知道,重点在后面。
果然,李军深吸一口气,说:“我们算了算,把现在这套房子卖了,大概能有两百万。但是那个新房子总价要四百五十万,首付就要两百万,还差一百多万的缺口。”
他说到这里,停住了。
客厅里一片死寂,只剩下墙上挂钟“滴答”的声响。
小琴见李军说不出口,自己接了过来,语气倒是直接得很:“爸,妈,我们知道你们手里还有些存款。你们看,能不能先拿出来,帮我们把这个首付凑上?”
来了。
终于来了。
我放下酒杯,杯底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
“你们知道我们有多少存款?”我看着他们,声音平静。
李军的头埋得更低了。
小琴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们……我们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想着,反正你们的钱迟早也是留给李军和天天的,早给晚给不都一样吗?”
“早给,我们老两口喝西北风去?”我冷笑一声。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李军终于抬起头,脸上满是受伤的表情,“我们还能不管你们吗?等我们换了新房,肯定把你们接过去,给你们留个最大的房间,带独立卫生间的那种!”
“是啊,爸,妈,”小琴也赶紧帮腔,“我们是为了谁啊?还不是为了天天!现在孩子上学竞争多激烈啊,不能让他输在起跑线上啊!我们过得好了,你们脸上不也有光吗?”
“脸上的光,是靠自己挣的。”我一字一句地说,“不是靠掏空父母的养老钱换的。”
我的话说得很重。
小琴的脸“唰”地一下就白了。
李军猛地站起来,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音:“爸!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们?我们是你儿子儿媳!在你眼里我们就是回来啃老的吗?”
“难道不是吗?”我反问,“你们自己的房子住得好好的,工作也稳定,吃穿不愁。为什么要为了那点所谓的‘面子’,为了跟别人攀比,就要把我们两个老的最后一点保障都榨干?”
“我这几年退休金攒了四十万,加上以前的一些积蓄,总共五十万出头。这是我跟你妈的保命钱!我们年纪大了,谁知道哪天就病了倒了?到时候躺在医院里,是等你卖房子来救我们,还是指望你媳妇大发慈悲?”
我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客厅的空气里。
淑芬在一旁拉我的衣角,小声说:“老李,有话好好说,别伤了和气。”
“和气?”我看着淑芬眼中含泪的样子,心里一阵刺痛,“他们要挖我们的根,你还跟我谈和气?”
那顿饭,不欢而散。
从那天起,这个家就变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小琴不再伪装,她开始对我俩冷嘲热諷。
我们做的饭,她一口不吃,自己点外卖。
我们在客厅看电视,她就“砰”地一声关上卧室门。
她甚至开始教唆孙子天天疏远我们。
有一次我听到她跟天天说:“爷爷奶奶是坏人,他们不爱爸爸妈妈,也不爱天天。”
三岁的孩子懂什么?
他只知道妈妈不高兴了,于是他开始躲着我们,我们想抱抱他,他都会哭着跑开。
那一刻,我的心像是被刀剜一样疼。
淑芬整日以泪洗面,人也迅速憔ö悴下去。
她劝我:“老李,要不……就把钱给他们吧。这日子,没法过了啊。”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和眼角的皱纹,坚决地摇了摇头。
“不行。”我说,“这钱给了,我们今天能过,明天呢?后天呢?他们尝到了甜头,下次会要什么?把我们的骨头渣都敲碎了吸干吗?”
“我们现在退一步,就是把自己往悬崖边上推!”
我的强硬,换来的是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李军开始跟我吵。
他不再是那个低着头不敢说话的儿子了,他变得理直气壮。
“爸,我真是想不通,你怎么变得这么自私?那点钱你攥在手里能生崽吗?我们是一家人啊!你帮我,不就是帮你自己吗?”
“我自私?”我气得浑身发抖,“我跟你妈把你养这么大,给你买房娶媳妇,我们自私?”
“那是你们当父母的责任!”他吼道。
“责任?”我指着他的鼻子,“我唯一的责任,就是当初不该把你生下来!”
我们吵得天翻地覆。
淑芬在中间哭着劝,根本拉不住。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和淑芬觉得,我们不是住在儿子家,而是住在一个冰冷的监狱里。
终于,我们受不了了。
我跟淑芬说:“我们回老家吧。”
淑芬流着泪点头。
我们收拾东西那天,小琴就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冷冷地看着我们。
李军不在家,他应该是被小琴故意支开了。
当我们提着行李箱走到门口时,小琴突然开口了。
“想走可以,”她说,“把钱留下。”
我转过身,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你说什么?”
“我说,把钱留下。”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脸上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贪婪,“那五十万。你们反正回老家也花不了多少钱,那钱放在你们手里也是浪费。给我们,还能发挥点价值。”
我气得眼前发黑,几乎站不稳。
我活了六十多年,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你做梦!”我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
“是吗?”她冷笑一声,“李伟,我劝你想清楚。你们今天要是就这么走了,以后就别想再见到你孙子!”
“你敢!”我怒吼。
“你看我敢不敢!”她寸步不让,“不信你就试试!”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用我们最疼爱的孙子,来威胁我们。
淑芬当场就崩溃了,她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我的心,在那一刻,彻底死了。
我拉起淑芬,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个“家”。
回到老家的旧工房,看着熟悉的一切,我和淑芬却感觉无比陌生。
这里没有了孙子的笑声,没有了家的温度。
淑芬的身体彻底垮了,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白天就呆呆地坐着,看着窗外出神。
我知道,她在想孙子。
我也想。
想得心都疼。
但我们没有联系他们,他们也没有联系我们。
我们就这样,像是被世界遗忘的两个孤寡老人,在寂静中互相舔舐着伤口。
我以为,事情就会这样僵持下去。
直到一个月后的一天,他们回来了。
李军和小琴,带着孙子,突然出现在了我们家门口。
看到孙子的那一刻,淑芬的眼睛瞬间就亮了,她冲上去抱住天天,眼泪止不住地流。
天天一开始还有些生疏,但很快就窝在奶奶怀里,奶声奶氣地喊着:“奶奶,我好想你。”
淑芬哭得更厉害了。
李军和小琴站在门口,脸上带着我看不懂的笑容。
那天,他们态度出奇地好。
小琴抢着做饭,李军则陪我下棋。
饭桌上,他们不停地给我们夹菜,说着各种软话。
“爸,妈,之前是我们不对,我们太不懂事了,你们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我们回去想了很久,觉得你们说得对,我们不该那么逼你们。”
“我们不换房子了,就现在这样挺好。”
我看着他们,心里充满了警惕。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但淑芬却信了。
她太渴望亲情,太思念孙子了。
她以为儿子儿媳真的回心转意了。
她拉着我的手说:“老李,你看,军军还是我们那个好儿子。”
我没说话,只是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他们在老家住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他们表现得堪称“模范子女”。
小琴包揽了所有家务,李军天天陪我聊天散步。
他们绝口不提钱和房子的事,只是享受着所謂的“天伦之乐”。
淑芬彻底放下了戒心,脸上又有了笑容。
我也几乎要被他们迷惑了。
我甚至开始反思,是不是我真的太固执,太不近人情了?
也许,我真的该把钱给他们?
就在我思想开始动摇的时候,事情发生了。
那天是周六,李军说他同学结婚,他和小琴要去喝喜酒,晚上不回来了。
他们把天天留给了我们。
我和淑芬高兴坏了,带着孙子去公园玩了一整天。
晚上,我们给孙子洗了澡,把他哄睡着。
我和淑芬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心里感到一种久违的宁静和幸福。
“老李,”淑芬说,“这样多好啊。”
我点点头:“是啊。”
就在这时,门“咔哒”一声,被钥匙打开了。
李军和小琴回来了。
他们脸上没有一点喜气,反而带着一种决绝的狠厉。
李军的眼睛是红的,身上还帶著一股酒气。
“你们怎么回来了?”我惊讶地问。
“我们不回来,怎么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小琴冷冷地说。
我心里一沉,立刻站了起来:“你们想干什么?”
“干什么?”李军一步步向我逼近,他的眼神让我感到陌生和恐惧,“爸,我最后问你一次,存折,你给不给?”
“我不给!”我斩钉截铁地说,“那钱是我的命,我不会给你们!”
“不给?”李军突然笑了,那笑容狰狞而扭曲,“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话音未落,他猛地向我扑了过来!
我毕竟年纪大了,哪里是他的对手。
他一把将我推倒在沙发上,用整个身体死死地压住我。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我被儿子死死按在沙发上,儿媳翻箱倒柜地找我的存折。
淑芬的哭喊,李军的喘息,小琴翻东西的噪音,交织成一曲人间最悲凉的交响乐。
我的力气在一点点流失,我的心在一点点下沉。
我看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吊灯,感觉自己的人生,就像这灯光一样,昏暗,无望。
我这一辈子,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到底换来了什么?
换来了儿子的背叛,换来了老无所依的凄凉?
一股巨大的悲愤和绝望,像火山一样从我胸中喷涌而出。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地挣扎了一下。
“李军!”我用尽全身力气嘶吼,“你看着我!”
他愣了一下,动作停住了。
“我养了你三十年!我跟你妈,为了你,吃糠咽hc菜,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我供你上大学,给你买房子,给你娶媳妇!我把你当成我的命!”
“我从来没想过从你身上得到什么回报!我只希望你过得好!我只希望我们老了,病了,你能念着一点我们的好!”
“可是你呢!你回报给我们的是什么?是逼迫!是威胁!是现在的抢劫!”
“你为了一个房子!为了你那点可怜的虚荣心!你就要把你亲爹亲妈往死路上逼吗?”
“你还是不是人!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一声声地质问,一句句地嘶吼,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嘶哑破裂。
眼泪,不受控制地从我眼角滑落。
这不是软弱的眼淚,这是愤怒和心碎的血泪。
李军被我吼得愣住了,他脸上的疯狂褪去了一些,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慌乱和茫然。
他压在我身上的力气,也松懈了。
淑芬趁机扑上来,抱着他的腿,哭着说:“军军,你醒醒啊!那是你爸爸啊!”
小琴还在那边翻着,她找到了我的一个旧钱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几百块现金。
她不甘心地把钱包扔在地上,骂道:“死老头子,藏得还真深!”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我心中刚刚燃起的那一丝希望。
我看着李军,他眼神闪躲,不敢与我对视。
我知道,他已经被这个女人,被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彻底腐蚀了。
他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
我的心,彻底冷了。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冷静了下来。
愤怒和悲伤解决不了问题。
我必须自救。
我慢慢地从沙发上坐起来,李军没有再阻止我。
我整理了一下被他扯乱的衣服,然后走到淑芬身边,把她扶起来。
我擦掉她脸上的眼泪,对她说:“别哭了。”
我的声音异常平静。
淑芬愣愣地看着我。
李军和小琴也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我走到电话机旁,我的手有些颤抖,但我还是稳稳地拿起了话筒。
小琴尖叫起来:“你想干什么?你要报警吗?李伟,我告诉你,你敢报警,我们就跟你断绝关系!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你孙子!”
我没有理她。
我拨了一个号码。
不是110。
是我一个老同事的号码。
这个老同事的儿子,是个律师。
我对着话筒,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冷静和清晰的语调,把刚刚发生的一切,以及这半年来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说了一遍。
我说得很慢,很详细。
我说到李军如何压着我,小琴如何翻我的东西。
我说到他们如何用孙子来威胁我们。
我说到当初给他们买房时,我们出于对他们的爱,没有留下任何字据。
电话那头,我的老同事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儿子的声音传了过来,同样冷静而专业。
他问了我几个关键问题。
“叔叔,您家里的存折和银行卡,密码他们知道吗?”
“不知道。”
“您现在住的这套老工房,产权是谁的?”
“是我的名字。”
“好的,叔叔,您别慌。首先,您和阿姨的人身安全是最重要的。他们现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侵入住宅罪,并且有抢劫的嫌疑。如果他们再对您动手,您一定要立刻报警。”
“其次,关于您那五十万存款,这是您的婚内共同财产,完全由您和阿姨自由支配,他们没有任何权利索取。如果他们通过胁迫手段拿走,是违法的。”
“再次,关于赡养问题。法律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他们以‘不给钱就不见孙子’、‘断绝关系’等方式胁迫您,这本身就是违法且违背道德的。您完全可以拿起法律武器,要求他们履行赡养义务。”
“最后,我给您一个建议。您现在立刻,马上去把门锁换掉。然后,明天一早,去银行,把您的存款以您和阿姨的名义,办理一个五年期的定期,或者购买一份稳健的理财产品。留下足够的凭证。这样做,一方面是保护资金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向他们表明您的决心。”
律师的话,像一道光,照进了我黑暗绝望的心里。
是啊,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
我是父亲,但我首先是一个独立的、有尊严的个体。
我的财产,受法律保护。
我的晚年,应该由我自己做主。
我挂了电话。
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
李军和小琴都呆住了。
他们可能从没想过,一向软弱、只知道用亲情说事的我,会突然变得如此“专业”和“冷酷”。
我看着他们,缓缓开口。
“李军,小琴。”
“第一,这套房子,是我的。你们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的房子里出去。”
“第二,那五十万,是我的养老钱,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你们刚才的行为,我已经录音了。如果你们再敢胡来,我们法庭上见。”
我其实没有录音,我是在诈他们。
但我的眼神,一定充满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决绝。
“第三,从今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只剩下法律意义上的父母与子女。赡养费,你们每个月按时打到我卡上,一分都不能少。至于看不看孙子,那是你们的自由,我不再强求。你们不来,我不会去求你们。你们来了,我看心情,决定见或者不见。”
我的话,像一把冰冷的刀,彻底斩断了我们之间那根名为“亲情”的纽le带。
或者说,是他们,早就用自己的贪婪,把这根纽带腐蚀得千疮百孔了。
李军的臉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
他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小琴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
她可能意识到,她那个可以随意拿捏的“乡下公公”,已经不存在了。
“你……你……”她指着我,“你真狠!”
“是你们教我的。”我平静地回答。
“我们走!”小琴拉了一把还在发愣的李军,然后冲进卧室,抱起还在熟睡的孙子,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家门。
李军最后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震惊,有怨恨,有不甘,但唯独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
他跟着小琴,重重地摔上了门。
“砰”的一声,仿佛把我的世界,分成了两半。
门外,是他们追逐物欲的喧嚣世界。
门内,只剩下我和淑芬的死寂。
淑芬再也支撑不住,瘫倒在我怀里,放声痛哭。
我也抱着她,老泪纵横。
我知道,我失去了一个儿子。
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将失去我的全部——我的尊严,我的晚年,甚至我和淑芬的命。
为什么人到晚年,不能把存款握得太紧?
这个问题,在之后的很多个日日夜夜里,我都在反复地问自己。
一开始,我以为答案是,握得太紧,会逼得子女反目,亲情破裂。
但经历了这一切,我有了新的答案。
不是不能握得太紧。
而是不能“傻傻地”握得太紧。
钱,握在手里,如果只是藏在床底下,锁在柜子里,那它就不是你的铠甲,而是别人的猎物。
它只会引来豺狼的觊觎。
你必须让这笔钱,为你工作。
你必须用这笔钱,为你构筑起真正的、坚不可摧的壁垒。
第二天,我按照律师的建议,去换了最好的指纹锁。
然后,我带着淑芬去了银行。
我没有把所有的钱都存成死期。
我拿出了二十万,给自己和淑芬,都买了一份最高额度的医疗保险和意外险。
我仔细阅读了合同的每一条条款,确保它能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提供最坚实的保障。
然后,我拿出了十万,存了一个一年期的定期,作为我们日常的紧急备用金。
剩下的二十万,我听从理财经理的建议,购买了一款风险极低、收益稳定的国债型基金。
当我办完这一切,拿着一沓合同和凭证走出银行时,我感觉阳光从未如此明媚。
我手里的钱,不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
它们变成了一份份合同,一条条保障,它们是我和淑芬晚年生活的底气,是我们对抗未知风险的武器。
我不再害怕了。
我不再因为儿子的离去而感到惶恐不安。
淑芬也渐渐地从悲伤中走了出来。
我们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
我们报名了社区的老年大学,我学书法,她学跳舞。
我们开始跟着一群老朋友,在周边城市短途旅行,看看年轻时没空看的风景。
我们的生活,重新充满了阳光和笑声。
大概过了三个月,李军打来了电话。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
“爸,你们……最近还好吗?”
“挺好的。”我回答,语气平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爸,我……我错了。”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哽咽,“小琴……小琴跟我闹离婚,她说我没本事,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
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结局。
一个建立在物质和索取之上的家庭,就像沙滩上的城堡,一个浪头打来,就散了。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说。
“爸,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他终于说出了目的,“我不想离婚,天天不能没有妈妈。你把钱借给我,我给她买个包,买辆车,她可能就回心转意了。”
我听着电话,突然觉得很可笑。
到了这个地步,他想的,依然不是如何靠自己去挽回,而是如何继续从我这里索取。
“李军,”我说,“我再说最后一遍。我的钱,一分都不会给你。你的生活,你自己负责。你好自为之。”
说完,我挂了电话。
这一次,我心里没有一丝疼痛,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终于明白,放手,不仅是放过他们,更是放过我自己。
把存款“握紧”,不是错。
错的是,你以为这笔钱是为了他们,是为了传承,是为了亲情。
你错了。
人到晚年,你的存款,只为了一个人——你自己。
它是你抵御风雨的屋檐,是你生病时的药费,是你躺在床上时,还能保留最后一丝尊严的底牌。
你必须紧紧握住它,但不是藏着掖着,而是要用智慧,把它变成法律和合同,变成保险和保障,变成任何人——包括你的子女——都无法觊觎和抢夺的坚固堡垒。
我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李军的电话,只是一个开始。
我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纠缠和纷扰。
小琴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不会为了财产,真的闹上法庭?
我那个无辜的孙子,未来又会怎样?
但现在,我已经不再害怕。
我坐在洒满阳光的阳台上,淑芬正在楼下跟她的舞伴们跳着欢快的广场舞。
我拿起毛笔,在宣纸上,写下了四个大字:
“人间清醒”。
我看着这四个字,知道我的下半场人生,才刚刚开始。
而我桌上的手机,突然又响了起来。
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按下了接听键。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冰冷而又熟悉的声音。
是小琴。
“李伟,”她说,“我们谈谈吧。关于天天的抚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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