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滴一下，共享儿女

文 | 长青研究社，作者 | 王室翱，编辑 | 潘利恒

武汉的王女士今年69岁，独生女儿在深圳工作。去年体检发现肺部有阴影，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女儿请不了假，她只好自己去医院。挂号、排队、检查，一个人忙了大半天。后来社区工作人员告诉她，现在有"陪诊服务"，可以请人陪着去医院。

王女士第一反应是拒绝："我又不是没儿女，怎么能花钱请外人？"

但下一次复查时，她还是下单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陪她去医院，帮她挂号、取药，还陪她吃了午饭。临走时，王女士给了180元。小伙子说"奶奶您保重身体"，王女士红了眼眶。

在其他患者看来，这就是一对普通的母子。老人也不解释，甚至有点享受这种误会。

类似的场景正在中国各地发生。它有很多名字：陪诊服务、居家照护、老年陪伴。但老百姓给它起了一个更直白的称呼：共享子女。

在讨论中国的"共享子女"之前，我们需要先看看大洋彼岸的Papa——一家把老年陪伴做成独角兽的美国公司。

Papa成立于2017年，创始人Andrew Parker的灵感来自他的祖父。老人独自生活，身体还算健康，但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不便。去超市、看医生、修东西，这些琐碎的事情对年轻人来说轻而易举，对老人却是难题。

Papa的商业模式很简单：搭建一个平台，连接有陪伴需求的老人和愿意提供服务的年轻人（称为"Papa Pals"）。老人通过APP或电话下单，系统匹配合适的服务者。服务内容包括：陪同就医、购物、做家务、技术支持、社交陪伴等。

来源：Papa官网

但Papa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定位——这不是护工，也不是家政，而是"代际连接"（intergenerational connection）。

Papa刻意招募大学生和年轻人作为服务者。一方面，年轻人时间灵活，收入需求相对较低；另一方面，Papa相信代际之间的互动本身就有价值。老人获得陪伴和帮助，年轻人赚取收入并从老人的人生经验中学习。这种设计让服务关系从纯粹的交易变成了某种"互惠"。

Papa的收费模式也很灵活。个人用户按小时付费，大约每小时15-20美元。但Papa真正的突破在于B2B模式——它与医疗保险公司、Medicare Advantage计划合作，将陪伴服务打包进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发现，为老人提供陪伴服务能有效降低他们的急诊率和住院率，从而节省医疗开支。这种"预防性投入"的逻辑说服了大量保险公司，Papa也因此实现了规模化扩张。

到2023年，Papa已经完成了多轮融资，估值超过14亿美元，服务覆盖美国数十个州。知乎用户"昱言养老"在2020年的分析中指出，Papa撬动了美国1000万孤独老人背后的巨大市场，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了支付方（保险公司），找到了服务方（年轻人），并用技术平台高效匹配供需。

Papa的模式可以总结为：明确的服务边界 + 灵活的定价机制 + B2B的规模化路径。

那么，这套模式能在中国复制吗？

2023年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其中独居和空巢老人超过1.18亿，2024年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亿，独居和空巢老人必然更多。更关键的是：这些老人的子女在哪里？答案是：在另一座城市。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数亿年轻人离开家乡，涌向北上广深。他们在大城市扎根、买房、生活，父母却留在了老家。这种家庭结构在西方也存在，但在中国的土壤上，问题完全不同。

Papa服务的美国老人，很多人从年轻时就习惯了独立生活。他们需要的是具体的帮助：开车去医院、修理漏水的水龙头、教他们用iPad。服务边界清晰，老人知道自己在买什么，服务者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但中国老人买的不是服务，是关系的模拟。

虎嗅网2024年的报道中，一位从事陪伴服务多年的从业者坦言："刚开始我以为就是帮忙跑腿，后来发现老人真正在意的是陪他们说话。有位奶奶跟我说，'你比我儿子对我还好'。那一刻我特别难受，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是收钱办事。"

这背后是文化基因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个体独立，父母和成年子女保持距离被视为健康。但中国传统是家庭本位，"养儿防老"根深蒂固。这代老人年轻时倾其所有养育子女，到老了理所当然期待回报——不仅是物质，更是情感上的。

杭州68岁的李阿姨（化名），老伴三年前去世，独生女儿在深圳工作。最初她拒绝任何"陪伴服务"，觉得那是向外人承认"儿女不孝"。转折点发生在一次摔倒。她在家摔了一跤，躺在地上两小时才被邻居发现。女儿从深圳赶回来，陪了一周就走了，临走前给她报了社区服务，定期有人上门。

半年后，李阿姨已经和那个每周来两次的小姑娘很熟了。小姑娘陪她去超市，听她念叨女儿，有时还陪她包饺子。李阿姨知道这是花钱买的，但她还是很期待小姑娘来的日子。

"我不傻，我知道她是工作。但有人愿意听我说话，总比自己对着电视强。"

这揭示了中国养老困境的特殊性：老人需要的不仅是功能性帮助，还有情感慰藉、身份认同、被需要的感觉，甚至是"在医院不被护工排挤"的体面。北京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办事处市民服务中心主任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看病取药陪护是老人普遍反映的问题。北京一家社区养老驿站收费标准为陪同看病60元一小时，行动不便的老人每次至少要安排2名陪护。"看病取药成本高，已成为一些独居老人的难言之隐。"

Papa模式的第一个挑战就在这里：中国老人的需求更复杂，边界更模糊。

如果我们试图在中国复制Papa模式，会遇到哪些具体障碍？

第一个障碍：谁来买单？

Papa最聪明的地方是找到了支付方——医疗保险公司。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高度市场化，保险公司有强烈的动机去降低理赔成本。数据显示，孤独和缺乏社交支持的老人，急诊率和住院率显著更高。Papa的陪伴服务能有效改善这一状况，保险公司愿意为此付费。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的医疗保险以基本医保为主，商业保险渗透率较低。基本医保覆盖的是医疗费用，不包括陪伴服务。而商业保险公司虽然在快速发展，但尚未形成像美国那样的"预防性健康管理"思维。它们更关注理赔端的风控，而不是前端的健康干预。

这意味着，中国的"共享子女"服务主要靠个人付费。根据市场调研，目前陪诊服务的价格大约每小时60-100元，居家陪伴每小时50-80元。一个月如果需要定期服务，费用在1500-3000元之间。这对中产家庭尚可承受，但对广大三四线城市和农村老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没有B2B的规模化路径，意味着这门生意很难做大，也很难标准化。

第二个障碍：服务边界在哪里？

Papa对服务内容有明确的界定：陪同、协助、社交，但不包括专业护理。老人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替代。服务者接受培训，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但在中国，这条边界很难划清。一位从事陪伴服务的年轻人透露，平台对他们的培训不只是如何照顾老人，更多的是如何扮演好"子女"这个角色。"他们教我们要记住每位老人的喜好，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要在节日发问候。甚至连称呼都有讲究——不能叫'您'，要叫'奶奶''爷爷'，显得亲近。"

这种角色扮演的精细程度，远超普通服务业。有的老人会要求服务者陪自己吃饭，边吃边聊家常。有的老人会给服务者做饭，就像对待真正的子女。还有的老人会在服务时间结束后，偷偷多塞给服务者一些钱，说"路上买点吃的"。

这些细节背后，是老人在努力维持一个幻觉——这个年轻人是真心关心我的。而服务者呢？他们也在配合演出。虽然双方都知道这是交易，但没有人愿意戳破这层窗户纸。

这种模糊的边界带来了风险。中国政府网2021年的报道中提到一个案例：一位独居老人与固定的陪护人员相处了近一年，关系处得很好。但当这个陪护因为个人原因离职后，老人情绪崩溃，一度拒绝接受新的服务者。家人发现她变得更加孤僻，甚至出现了抑郁症状。心理医生分析，老人已经对那个陪护产生了真实的情感依赖，把对方当成了自己的子女。当这种关系突然断裂，对老人造成了二次伤害。

Papa卖的是服务，中国的"共享子女"卖的是情感。当情感成为商品，它就变得既昂贵又脆弱。

第三个障碍：道德困境如何化解？

Papa在美国没有遭遇太多道德质疑，因为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老人寻求外部帮助被视为理性选择。但在中国，"花钱请人陪父母"很容易被解读为"子女不孝"。

更复杂的是，这门生意还可能强化而非解决问题。虎嗅网的报道指出，一些老人的子女在为父母购买陪伴服务后，反而减少了回家的频率。他们认为既然有专业的人在照顾，自己就不必那么频繁地回去了。

我们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让子女更心安理得地缺席？

一位做陪伴服务的小王说："最让我难受的，是有些老人会问我，'你觉得我儿子是不是不要我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能陪他们去医院，能陪他们聊天，但我没法替代他们的子女。我只是一个临时演员，演完就走了。"

这揭示了"共享子女"最根本的悖论：老人需要的是长久的、真实的情感连接，但市场提供的是短暂的、表演性的服务。这个矛盾无法调和。

Papa模式不能直接照搬，但它提供了三个值得借鉴的思路。

第一，重新定义服务内容，聚焦功能性需求

中国的陪伴服务不应该试图替代子女，而应该专注于老人真正需要帮助的具体场景：就医陪诊、政务办理、智能设备使用、社区活动参与等。这些是子女无法远程完成、但又不需要深度情感投入的事情。

比如Papa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就很有启发。很多美国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视频通话，Papa Pals会上门教他们。这种服务边界清晰，老人获得的是能力提升，而不是情感依赖。

上海的"数字伙伴计划"就是一个好例子。这是2021年由上海市政府部门联合企业、市民、社会组织共同发起的项目，旨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它培训志愿者上门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健康码、网上挂号。这种服务解决的是老人与现代社会的接口问题，而不是试图填补亲情空缺。

第二，探索多元支付模式，降低个人负担

既然商业保险短期内难以成为支付方，可以探索其他路径。比如，将陪伴服务纳入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目前中国已有49个城市试点长护险，覆盖1.69亿人。如果能将非医疗性的陪伴服务纳入保障范围，将大大降低老人的经济负担。

另一个思路是社区购买服务。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专业机构为辖区内的老人提供基础陪伴服务。北京、上海等地已经在试点"社区养老服务清单"，包括助餐、助浴、助洁等，陪伴服务可以作为补充。

此外，还可以借鉴日本的"时间银行"模式。年轻人为老人提供服务，积累"时间币"，等自己老了可以兑换服务。这种互助模式既降低了成本，也强化了社区连接。

第三，建立社区支持网络，避免过度市场化

Papa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市场化，但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日本的经验值得参考。中新网2014年的报道指出，日本主推"小规模多机能的社区养老"。社区养老院床位一般在20到30张，提供多样化服务：可以是24小时入住照顾，也可以是白天日托或居家上门服务。日本并不主张盖大型养老院，而是强调老人在自己家中和社区中养老，与社区互动。

这种多机能化的养老服务，让老人的社交需求被分散在各个环节，而不是集中在"需要一个儿子"这件事上。老人可以在社区食堂吃饭时聊天，可以参加社区活动认识朋友，可以在日间照料中心下棋打牌。他们的社交网络是多元的、立体的，而不是依赖于某一个付费的"子女"。

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在探索类似模式。比如上海推出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在社区内布局嵌入式养老设施，提供日托、助餐、文娱活动等综合服务。北京的"养老服务驿站"也在尝试将专业服务下沉到社区。

关键是要形成一个支持网络，而不是一对一的服务关系。这样即使某个服务者离开，老人也不会陷入情感危机，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社交联系。

2023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5%，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到2035年，这个比例将超过30%。这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老人需要陪伴。

Papa的故事告诉我们，老年陪伴可以是一门好生意，但前提是找对了模式：明确的服务定位、可持续的支付机制、可规模化的运营路径。中国的"共享子女"目前还在摸索阶段，它既没有Papa那样清晰的商业模式，也没有日本那样完善的社区支持体系。

但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模式，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养老这件事。如果我们认为养老纯粹是个人或家庭的事，那市场化就是唯一出路，但这条路会把大部分普通家庭排除在外。如果我们认为养老是社会责任，那就需要建立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让每个老人都能有尊严地老去。

"共享子女"能解决的，只是老人需求中很小的一部分。剩下的，还得靠家庭、靠社会、靠我们每个人去思考：在一个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里，我们如何安放老去的父母？

3.1亿中国老人，站在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用最笨拙的方式，努力抓住一点温暖。Papa用技术和商业模式在美国找到了答案，但中国的答案不会是简单的复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融合市场效率、社区温度和政策保障的综合解决方案。

这或许是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如何让孝道不必明码标价，让陪伴不只是2000元一个月的交易。

参考资料：

1. 虎嗅网，《外包儿女：老年陪伴服务的兴起与困境》，2024年
2.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4年
3. Papa公司官网及相关公开资料
4.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2024年
5. 中国政府网，《"空巢"不"空心"，超1亿空巢老人如何老有颐养、老有所乐？》，2021年
6. 中新网，《"小规模多机能"日本社区养老模式值得借鉴》，2014年
7. 知乎/昱言养老，《美国两大成功心理健康商业模式，能否撬动中国1000万孤独老人背后的巨大市场？》，2020年
8.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关于老年抑郁症的调查研究》，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