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高考前，张桂梅晕倒，醒来后对领导说：把我的丧葬费预支给我

2018年6月23日凌晨两点，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走廊里还亮着灯。高考倒计时进入最后十天，校长张桂梅和往常一样拿着手电筒巡楼。她刚上完第四层楼梯，呼吸突然急促，眼前一黑，整个人瘫倒在地。陪同值夜的年轻老师吓得大喊：“张校长晕过去了！”几分钟后，救护车卷着警报声驶向县医院。

因为过度劳累引发低血糖，她醒来时脸色蜡黄。华坪县县长庞新秀守在床边，一句安慰还没说出口，就被张桂梅打断：“庞县长，我想先提个请求，能不能把我的丧葬费提前预支？我死后就火化扔到金沙江，剩下的钱赶紧给孩子们交下学期伙食费。”医生、护士全愣住了。

这样极端的话，绝非矫情。张桂梅明白，高考迫在眉睫，自己哪怕少站一天讲台，都可能改变一个贫困女孩的分数线。她不怕死，怕的是账面上那几个小数点不够孩子们吃到下一顿热饭。

事情传出后，有人感叹她“戏剧化”，可若把镜头向前推三十年，戏剧早已变成了她一天又一天的日常。

1957年冬，黑龙江桦南县零下三十度，张桂梅出生不久便失去了母亲。17岁那年，跟随姐姐南下云南林区，先在林业局做行政，后被抽调到子弟学校教课。站上讲台后，她意识到自己学识浅薄，于是考入丽江教育学院补课。

1990年毕业同年，她与丈夫在大理喜洲一中领证，日子虽然清贫却安稳。四年后，丈夫因胃癌离世，二十八岁的她一下子陷入停滞。为逃避回忆，她向组织申请调到滇西更偏远的华坪县。

华坪中心中学缺语文老师，她一口气接下四个毕业班。就在最忙的时候，医院确诊她腹部有巨大肿瘤。“像五个月胎儿那么大。”医生的话冰冷刺耳。可她把病历一折塞进兜里，转身回教室，一连两个月硬是靠止痛片扛住，等到学生进考场才肯住院。

第一次手术后仍需二次根除，而她的工资早已见底。幸运的是，县妇女代表大会上，同行们得知情况，几十元、几百元地凑，硬把她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她接过好心人递来的纸袋，只说一句：“这份情得用一辈子还。”

话没说空。她把大部分善款拿去给学校拉电线，“灯亮了，孩子的卷子就看得清。”这种“分配逻辑”在后来成了她的惯例——从自己口袋流出的每块钱都优先给学生。

1998年，她入党。同一年，她成了华坪县儿童之家的院长。白天教书，傍晚跑福利院，136个孤儿口中的“张妈妈”就是这样诞生的。有人问她图什么？她一句“孩子需要”堵住所有追问。

在福利院与学校间往返，她发现另一个扎心现象：女孩子频繁辍学。一次家访，一个农户当着她的面说：“让女儿回家省钱，把弟弟送县里补课。”张桂梅当场质疑，对方甩下一句“女娃读书没用”。那一刻，重男轻女的残酷以最直白的口吻敲在她心上。

改变现状，不是怨一句“可怜”就能解决。2002年，她冒出一个念头：办一所不收学费的女子高中。几乎所有朋友都劝她“别做梦”。但张桂梅摁下了启动键：复印教师证、获奖证、人大代表证，一张张塞进袋子，走街串巷化缘。

募捐过程惨烈到难以想象。昆明一家企业门前，保安拖着狼狗把她往外赶，狗朝她的小腿咬下去，血染湿裤腿。有人吐她口水，也有人当面骂她“骗子”。到2007年，她只凑到不到两万元，依旧咬牙坚持。

转机来自北京。十七大代表期间，一位女记者发现她牛仔裤后面有破洞，好奇询问后写出《我有一个梦想》。报道见报，丽江市和华坪县各拨一百万元。2008年8月，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正式挂牌，那天县里温度38摄氏度，她在泥土地里站足五个小时，盯着“刚强、勤敏、宽厚、慈惠、知礼、质朴”十二个大字，汗水把发丝粘在额头。

首批一百名学生多数来自怒江、澜沧江深山，考试成绩并不突出，但家境都穷到极致。学杂费、住宿费、校服费全免，只需自理伙食。可刚过半学期，就有六名女生退学。家长理由只有一句：“听不懂，浪费时间。”

张桂梅把行李卷塞回学生手里：“跟我回去，能学会。”随后她给全体老师下死命令：三年后，这批孩子必须考大学，目标一本、二本。工资低，加班狠，九名教师相继离职，仅剩六名——包括她，都在党旗下重温誓词。墙上那面红旗，是用油漆刷的，边缘还留着笔触，她对老师说：“抗战时候，一个党员就是一座堡垒，我们有六座。”

自此，日程被压缩到极端：清晨五点集体起床，夜里十二点熄灯，十五分钟吃饭。一到雨夜，她拿着小喇叭喊：“姑娘们，快起！”灯光贯穿楼道，不让任何一个怕黑的孩子掉队。

高强度教学把学生从学渣“拔”向本科。2011年，首届96名女生全部考入大学，消息传回山里，很多村民第一次相信“女娃读书真顶用”。

成绩背后是张桂梅迅速下滑的身体：骨瘤、血管瘤、肺气肿，哪一样都要命。她在校园晕倒屡见不鲜，却总是苏醒后先问“学生有没有耽误课”。县医院为她建立了绿色通道，医生苦劝她住院，她一句“还顶得住”拎着吊瓶回学校。

2019年，118名毕业生，一本率40.67%，丽江市第一。2020年，再创新高，600分以上17人。数据是冰冷的，但它改变的，是一个个家庭的命运。

张桂梅有条铁律：毕业手续办完，不准回校。“不要让她们背着感恩包袱。”可学生还是偷偷回来。周云丽便是其中之一。2011年华坪女高首届毕业，大学毕业后回母校当老师。她常说：“当年张妈妈跑到我家背着我下山，现在轮到我接棒。”

警察陈法羽、教师何先慧、赴藏女兵罗春梅……一个个山村女孩换上不同制服。有人拿到第一份工资，全数寄回华坪；也有人选择回乡教书，用同样的方式拉更多女孩一把。山路依然崎岖，可她们脚下已经铺上了知识做成的石板。

2021年春天，教育厅检查组到校，张桂梅咳得说不了话，执意站在雨中迎接。检查结束，一位处长悄声感叹：“如果没有她，这里早关门了。” 同行老师回了句玩笑：“她要是闭眼了，也得把门栓上再走。”

丧葬费终究没预支成功，组织上给她安排了更好的医疗和护理。但新闻消散后，她仍每天五点拎着小喇叭，嗓音粗哑却洪亮。

很多年前，她在凛冽的夜风里写下教学楼那串大字；很多年后，那几个字已融进无数毕业生的性格里。在华坪县城，清晨的读书声依旧穿透薄雾，张桂梅也依旧走在灯光最暗处，握紧那只普通的手电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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