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王家善率部在营口起义，曾泽生非常诧异：他怎么会选择起义呢

1948年9月25日清晨，沈阳西南郊的小树林里雾气未散，60军前线指挥所的电话铃突然一阵猛响。参谋递上电文，曾泽生扫了两眼——“营口暂编五十八师举义整团投诚”——他放下纸条，眉心微蹙，“王家善？”短短三个字，满是惊讶。

曾泽生的惊讶并非没有来由。年初他刚因拒炸丰满水库而被训斥，心底对国民党决心已动摇，却仍认为东北多数杂牌军无胆反水。五十八师前身是伪满陆军，既背靠日伪，又欠蒋介石情面，在他眼中属于最难策反的一档。可事实偏偏给了他重重一击。

追溯王家善这条“弯路”，得从二十年前说起。黑龙江巴彦小镇出身，他本是张学良旗下的小参谋，1935年被派往日本陆军大学进修。对日本军国主义那套，他表面恭敬，内心却反感至极。在东京，他拉着同乡何正卓搞起“真勇社”，暗号一句“赤心不改”，专吸收反满、反日的留学生。

回国后东北已成“满洲国”，王家善按日军安排，戴伪军肩章、坐官车、喝清酒，外人说他“改旗易帜”。实际上，他借身份把大批“真勇社”成员塞进伪军军官学校，埋下二百多颗钉子。日方看重他的日校学历，对此毫无察觉。

1945年日本投降，一纸命令解散伪满部队，“真勇社”却没解散。国民党忙着接收东北，怕这群难以掌控的北方军官结队投共，干脆贴了标签“抗战期间无表现”加以取缔。王家善识破其中门道，索性躲回长春老宅，准备跟政治彻底撇清。

偏偏祸从天降。杜聿明正缺“懂东北、会日语”的高参，把他又拉回棋盘，许诺“少将编制、独立建师”。王家善权衡再三，答应——答应并不等于卖命。他一路收容散兵，新编一万人，番号独立九师，却被新六军层层掐指挥权。军官伙食费刨去空额一人月拿百万法币，看似风光，实则随时可能被吞编。

时间进入1947年，东野秋攻声势汹汹，新六军把独九师丢进辽南山地“牵制游击”。王家善心里清楚，这叫消耗而非重用，于是主动申请守营口——小城临海，交通便利，既可观望也方便退路。这一回，蒋系上司偷着乐：省心。

营口安静不过几个月，地下党已经忙开了。石迪、刘风卓等“真勇社”旧部暗里传消息，一句“光明快到了”成为口头禅。王家善不急，他要等大势。因为他很明白，一旦部队分裂，师长就剩一块肩章。李殿儒劝他：“起义趁早。”他摇头：“兵心未同，硬掰断。”

1948年春节后，局势肉眼可见地下滑。辽阳失守、鞍山吃紧，下一站就是营口。52军电令五十八师向锦州回撤，王家善迟迟未动。紧接着，辽南军区派人秘密进入城外荒庙，递上一封亲笔信与五项承诺：编制照保、装备照留、人员按级别安置、三日内给答复。

2月23日晚，王家善、梁启章、刘风卓三人躲在营口海关顶楼，灯芯跳动，风声拍窗。刘风卓压低嗓子：“再拖就来不及。”王家善端着茶碗，没有说话。半小时后，他将手背在身后，只吐一句：“时辰到了。”

25日下午，王家善以“联合防务会议”名义把市长袁鸿逵、52军副军长郑明新等十余人请进师部。门一关，卫士卸枪，众人面面相觑。王家善平静开口：“诸位别慌，城外是解放军，留给营口的出路只有两条——投降或送死。”

晚七点，三发绿色信号弹划破港口上空。辽南独立师鱼贯入城，五十八师迅速接管电台、船坞、兵工厂。零星抵抗在凌晨两点前被肃清。至此，营口易帜。

五月，五十八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五师，年底又整编为167师。人员损耗不到一个营，可谓原封不动变颜色。曾泽生听完详细经过，忍不住对身边副官说了句：“他倒是真找准了缝。”

不得不说，王家善的营口起义，给国民党末日又捅了一个窟窿。此后两个月，鞍山、抚顺相继脱控；再往后，沈阳、长春相继解放。60军在黑山阻击战后全线士气崩溃，曾泽生最终选择在长春城外放下武器。很多研究者注意到，曾泽生最早动摇的时刻，正是那份来自营口的电报。

营口之变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一支杂牌师长年被排挤、骨干多为抗日背景、地下党渗透充分，再加上战争天平彻底倾斜，几块拼图一合，就成了“突然事件”。蒋介石后来在日记里写道：“杂牌最难靠。”这话没错，只是他忘了，靠不住的不止杂牌。

1949年建国前夕，167师移防湖北，成为第四野战军整编序列。王家善很少公开讲话，只在一次内部座谈里提了半句：“当初营口若晚三天，弟兄们全得上船跑关外，那样一辈子抬不起头。”简短一句，胜过所有豪言。

如今翻看当年的统计，营口起义缴获轻重机枪六百余挺、步枪四千余支、大小口径炮三十六门，正好补齐辽南兵团当时的缺口。比枪更重要的，是一整师受过近代化训练的士兵。这笔账，王家善算得清，也算得准。

历史往往在意料之外完成转向。曾泽生的疑惑其实也包含敬意：能在最合适的节点果断折向，这份判断力并不多见。营口起义给东北战局按下快进键，也让那些还在犹豫的将领明白——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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