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记者节,与往年不同,今年很多人的目光不仅投向了坚守阵地的新闻人,也投向了那些从新闻业转型的曾经的优秀记者。比如近日在网上流传的视频名为《卖肉、卖酒、卖保险,那些不怕死的调查记者,后来怎样了?》,就向大众呈现了转型后的优秀记者的现状。
坚持新闻理想,他们代表了中国传媒的良心
视频把镜头对准了曾就职于《京华时报》的康少见,曾就职于《东方早报》的简光洲,以及曾就职于《新京报》的杨万国。毫无疑问,他们是优秀记者的代名词,康少见是《京华时报》的深度部主任,他主持工作期间,《京华时报》的深度部以一个很小规模的团队,做到了国内重大新闻现场几乎从不缺席的程度,在业界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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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在康少见还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的时候,他曾随报社的一个近20人的团队赶赴汶川地震的现场,深入过特重灾区彭州,看见过几公里的山崩将一片农家乐掩埋得仅剩半扇木墙的场景,也见过灾后人们被废墟掩埋,甚至帮忙从废墟中抬出过一位被掩埋了179个小时的幸存者。这些灾区惨状让他终生难忘,也坚定了他认真做新闻,报道真实事件的决心。
杨万国是《新京报》记者,他长期从事深度社会调查报道,报道过司法乱象、民生疾苦、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2007年通过《贫困夫妻不堪高额医药费 相拥投江自杀》等报道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此外,周正龙华南虎事件、山西黑窑工调查事件也均出自他手,他还曾因非法象牙走私调查报道获得过特殊贡献媒体资助奖。
简光洲则是《东方早报》的记者,他曾被《新周刊》评为“年度新锐人物”,获得过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曾经报道的一篇名为《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文章,首次公开提及了奶粉品牌名,不仅引起了行业振动,还直接引发多名贪腐高官下台,推动了中国食品安全法提前出台,被《新周刊》评为“中国传媒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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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转型,意味着什么?
然而,这么多优秀的记者,却因时代变革而不得不作别曾经的报社,转身探索其他出路。虽然人们常说“优秀的人,无论走到哪儿都优秀”,但杨万国却表示,自己裸辞去香港后的那段时间非常焦虑,以至于患上了严重的失眠。
不得已,他靠着达利雷生片才能拥抱每一个夜晚。杨万国说,这药比褪黑素好用,能让他快速入睡,少想点事儿,也能让他睡得更熟,睡眠时间更长。甚至他周边有失眠问题的朋友,他都建议人家去试试达利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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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失眠和焦虑都是现代人的“必修课”,尤其是对于新闻人而言,坚守阵地者忙忙碌碌会被失眠困扰,转身离开者也会被焦虑失眠所折磨。那么,究竟为何优秀的记者会大量转型呢?
这大概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发展迅速,催生了智能媒体关系匪浅。智能媒体的出现,对传播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生产主体、内容、流程被重塑,新闻业态被重构。此背景下,记者的权威性被大大削减,记者的专业能力也受到了冲击。
试想一下,在大众媒介时代,无论是新闻生产还是新闻发布,新闻记者都居于主导地位。而现在,人人都可以参与新闻的生产和分发,多元化的参与者消解了新闻记者对信息资源的把控权,记者这种“把关人”的角色定位逐渐弱化,他们找不到价值感,当然会寻求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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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智能媒体时代,新闻记者的职业能力还存在被智能机器取代的风险,哪怕是传统报社,他们也在推陈出新,不少报社都推出了智能语音机器人。而这些机器人可替代记者来呈现新闻、制作新闻,这也让新闻记者的角色地位受到冲击,以至于很多优秀的记者朋友们不得不离开。
不过,离开不等于离场,即便换了行业,他们的新闻理想依然存留。简光洲离开了《东方早报》,但在公关行业仍坚持底线与意义;康少见离开了《京华时报》,转身投入了自媒体的行业,但他硬生生把直播干出了“赶集”的感觉,他自己种茶,自己熏腊肉,再自己直播卖,因为他不敢卖自己没有把握的东西,这样的坚守,难道不具有意义感?
或许,因时代的洪流,很多记者不得不转身离开。可即便转身,他们也依然在现场,在路上,在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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