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大亨的克星，杜月笙花10万大洋买平安，日军中将被他暗杀

1932年4月29日清晨，上海虹口公园内礼炮尚未鸣响，日方庆典却突然被一声巨响撕碎。浓烟散去，白川义则中将的军帽滚落在草坪上。事后，上海警方四处搜捕，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位安放炸弹的人。事实上，他早已换上一件旧长衫，挤进旁边的菜市口，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位动作干净利落的“影子”名叫王亚樵。

人们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多来自“斧头帮”三个字。传闻中，斧头帮兄弟腰间挂一柄短斧，行动时刀斧齐下，语气不用多重，斧子摆在桌上就足够有分量。1920年代的上海滩纸醉金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坐镇法租界，案台上堆满鸦片烟土和白花花的银元。可谁也想不到，有一天这三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会因为一个安徽人而彻夜难眠。

王亚樵1887年出生于合肥庐州府。年少时读过几年私塾，家道中落后便跟着父亲跑盐船。长江水面常有强风浪，他练就了一副稳得住桅杆的胆识。有人调侃：“这小子遇风不倒，日后成不了大商，也要成大匪。”他笑着回应：“匪不匪另说，欺负百姓的，我先劈了再说。”性子就此定下。

辛亥革命爆发，他跑到南京运枪给起义军，险些被清军当场击毙。那一年，他才二十四岁，第一次尝到刀头舔血的滋味。革命成功后，南北议和的热闹与他关系不大，家乡却因军阀混战一贫如洗。眼看同乡不断涌向上海讨生活，他决心去弄点名堂。1921年冬，他乘夜船抵达十六铺码头，手里只提着一只布包，里面是一块旧怀表和两本《新青年》。

上海有钱，也有罪恶。安徽工人在棉纺厂被扣工钱，还被管事打得鼻青脸肿。王亚樵去工棚看望，愣是从铁匠铺订了一百零八把明晃晃的斧头。第二天，工人们列队到老板家门口，斧头拍地声此起彼伏，吓得老板当场写下足额支票。这一幕在法租界掀起不小波澜，“斧头帮”三个字开始传遍弄堂。有人说他是工人保护神，有人说他是胆大包天的匪首，但无论褒贬，青帮弟子听到这个名字时都会皱眉。

1923年11月10日深夜，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刚泡完温泉，步出浴室门口，“砰砰”两声枪响把整条马路惊醒。徐国梁当场毙命。七千名巡警引以为傲的防线形同虚设，报纸大字标题写着“无影杀手”。背后主使正是王亚樵。彼时斧头帮已具规模，青帮上下却苦于摸不清他的行踪——上午他在虹口茶楼喝早茶，傍晚可能已转到苏州河对岸打牌，没人知道下一次枪声指向谁。

随着名声扶摇直上，他与三大亨之间的“正面硬碰”终于来到。事情起因简单：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花重金委托王亚樵刺赵铁桥。赵铁桥掌管沪上轮船招商局，手里握着进出长江的船舶生意，得罪人不少。王亚樵接下任务，枪声响过，赵铁桥应声而倒。按约定，他将获得江安号轮船当酬劳。不料，轮船刚停泊在外白渡桥，张啸林的侄子张延龄带人登船强占，并抬出“我拜在杜先生门下”的幌子。

换作旁人，遇到张家与杜门两块金字招牌，多半忍气吞声。王亚樵偏不。他找到炸药行，半夜往张府院墙底下埋了三十多斤TNT。轰鸣声惊动整条静安寺路，张啸林睡梦中被玻璃渣炸醒，只得向杜月笙求救。杜月笙原本打算出面摆下酒局“化干戈”，却被告知对方开口就是十万大洋赔偿与道歉，否则不谈。十万大洋，相当于那年法租界五条马路两个月的地租。杜月笙明知自己门徒理亏，只好乖乖掏钱。此后黄公馆、杜公馆门口的岗哨都添了两倍人手，三大亨外出闻听王某到场，多半避着走。

值得一提的是，王亚樵的厉害不止于民间势力，更在于其对民族大义的执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大批日军溢入上海，他怒称：“倭寇犯境，岂可坐视？”于是一纸檄文召集志同道合者，组建“铁血锄奸团”。成员来自码头苦力、店铺学徒、失业学生，人数不多，却以敢死精神自诩。有人提议搞示威，王亚樵当场反问：“示威？他们有机枪。去掉敌人头目的命，比喊十万句口号有用。”众人噤声。

1932年1月底，淞沪抗战爆发。三个月后，日本天皇生日庆典在虹口公园举行，大批高阶军官云集。王亚樵选择此日动手绝非随意，他提前三周踩点，发现公园北门花坛下方排水沟可藏炸药；又用假身份证买下附近弄堂一间杂货铺，方便出入。4月29日凌晨，他和助手背着包裹冒雨潜入现场，将炸弹伪装成花篮，定时装置瞄准上午九点。白川义则中将恰在此时步入贵宾席，爆炸巨响中被钢珠击穿动脉，当场毙命。这是自日军侵华以来阵亡级别最高的将官，日本参谋本部震怒，悬赏巨额通缉。

与此同时，“汉奸”二字在王亚樵的账本里被标红。汪精卫、周佛海等夜访张园时，特意吩咐巡捕“留意安徽佬”。据说汪精卫得知王亚樵已潜赴香港，松了口气说：“他若在上海，我夜夜难眠。”杜月笙私下却点评：“王某敢杀怕死鬼，亦敢杀不怕死的鬼，真狠角。”

然而传奇终有落幕。1936年，王亚樵在香港湾仔被特务伏击，中弹身亡。枪声同样短促，只两响。现场拾起的空弹壳成为最后的注脚。报纸头版写道：斧头帮巨擘走了，连张啸林都唏嘘“终归是条硬汉”。更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香港法医在他外套内袋发现一张皱巴巴的名单，上面是十几个日军与卖国政客的名字，最末一栏空白；旁边还有一句潦草的笔迹：“未完事宜，后继有人。”

这位合肥人行事乖张，却始终把“匹夫有责”刻在骨子里。青帮不敢惹他，是因为打不过；侵略者与走狗惧他，则因为无法预判。有人说他是杀手，有人称他英雄。事实再简单不过：他讨厌欺压，见了就砍；他憎恨侵略，逮住就炸。上海滩灯红酒绿的背面，正是这样的血与火，让人意识到：在那个时代的缝隙里，个人意志仍能左右乾坤。

王亚樵死后，少有人再提十万大洋那段轶事。杜月笙一生豪奢，却对身边人强调：“再多钱，也买不到真平安。”这话流传下来，不知算不算上海滩最具讽刺意味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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