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一军统少将在南京被处决，16年后中央宣布，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1965年初冬，上海市府大院的灯火亮到深夜。曹荻秋刚批完一沓文件，一本旧日记忽然送到他案头。扉页写着“周治平手记”，字迹锋利，显然出自军人。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手里握的是一段被尘封的情报史。沿着日记里的年份倒推，一条从黄埔分校到南京刑场的生命曲线逐渐清晰——主人公正是十六年前在雨花台被枪决的军统少将周镐。

周镐1910年生于湖北罗田，家境寒微，少年却执拗得很。14岁进武汉成呈中学，耳朵里全是大革命的口号；17岁又跑去随营军校，和同乡徐光楚成了挚友。后来军校改名黄埔分校，蒋介石掌控课堂，把“反共”写进课纲。周镐嘴快，经常顶撞教官，没多久就被以“思想不纯”扫地出门。朋友们说他倒霉，他却摆手：“路还长。”语气轻描淡写，像在说明天要不要下馆子。

被黄埔开除的当晚，他拉着恋人李华初私奔。李家是当地首富，姑娘带着首饰离家，周家却连像样的婚宴都摆不起。新婚第二天，周镐又踏上去上海的轮渡，加入十九路军。然而“福建事变”失败，他落到军统，当了戴笠的部下。外界只看到他军衔节节高升，却不知他曾两次被同僚以“共党嫌疑”暗算。戴笠看重他能干，每次都保下来，还把南京站交给他打理。

进入汪伪政权内部潜伏，是1943年的事。临行前，戴笠递给周镐一部便携电台，只说一句：“活着回来。”周镐心里明白，这活儿既可能一炮成名，也可能人间蒸发。他用电台与重庆直联，暗中扶持中共地下交通线，还替周佛海向重 庆递投名状。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急着接收敌伪资产，周镐手握账本，不少高官想分羹；他没给面子，于是被扣了“贪污”罪，一纸文书就关进牢里。戴笠失事后，这口黑锅才被悄悄摘掉。

1946年夏天，徐光楚以“老同学”名义上门。两人对视几秒，谁也没开口寒暄。徐光楚直接抛出一句：“愿不愿意换个旗帜？”周镐沉默良久，回了一声“行”，然后补充：“但我得入党。”华中局批复很快，周镐成了特别党员，负责南京—徐州—上海一线的策反工作。身份一转，生死分秒必争，他索性把妻子李华初和三个孩子接到南京，又与南大法律系的吴雪亚登记，好让外界误以为他已安于现状。

1948年淮海战役前夜，他趁着夜色混进第107军孙良诚部队。孙良诚举棋不定，周镐陪他睡行军床、吃野菜面，磨了整整两个月。11月13日天亮，孙良诚终于点头，5800人举起白旗。这支部队安全渡过淮河后，战争格局被迫改写。可危险同时逼近——孙良诚反复无常，转身就把周镐身份抖给了刘汝明。1949年1月中旬，周镐在返回驻地途中被捕，关押南京老虎桥。枪决令下达，他只要求一件事：把随身日记转交妻子。看守不肯，他冷冷地说：“那就带它一起走。”

子弹划破清晨，周镐39岁的生命定格在雨花台。家属得到的只有一句“叛变”通报。李华初不信，带着孩子在武汉等消息；有人劝她去台湾，她用力摇头：“他不可能过去。”直到1965年她病逝，也没等到真相。

同年夏天，吴雪亚把那本日记和十三封家书递到上海市委。调查持续数月，军政档案、情报口供、华中局批示被逐一核实。12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批复：周治平（周镐）烈士，遗属待遇从优。南京、上海、武汉三地报纸翌日同步刊登，字数不多，却足够让沉默的家人落泪。

1970年代末，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扩建，征集到了周镐日记原件。那本旧本子纸张发脆，封底贴着一张儿童合影——他和三个女儿在磁器口小学门口的留影。工作人员问周慧励要不要修复，她摆摆手：“保持原貌，这就是父亲的状态——边缘破损，但中心清晰。”

周镐的事迹被写进地方志，多数人只记住“军统少将变红色特工”的传奇，却忽视了更深一层：在国民党体系内摸爬滚打多年，他早已看透权贵的算盘。日记里那段话一针见血——“既要做婊子，还要立贞节牌坊”——正是他对旧制度的最终评语。或许正因为如此，他选择用39年生命完成一次彻底的转身。

后来，参与审阅日记的干部说过一句颇有分量的话：“若无其人，淮海前线或多牺牲数万。”数字无法精准计算，但足以说明周镐在战略节点上的分量。岁月流逝，雪亚、慧励先后把遗物全数捐出，只留一支钢笔在家中——笔帽磨损，笔尖仍利。她们认为，那才是父亲真正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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