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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顽固反动的费里特被撤销了大维齐职务,改由对全国护权协会态度比较温和的里扎将军接任大维齐职位。他一上台就同凯末尔举行了多次谈判,并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协议,其中涉及苏丹政府实际上对以凯末尔为首的全国护权协会的承认以及对全国护权协会纲领中主要政治原则的接受。
成立新帝国议会的选举
在爱国革命者的游说和压力下,奥斯曼帝国举行了成立新帝国议会的选举。1920年1月20日,新议会正式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开幕,民族主义分子及其同情者取得了新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在新选出的议员中,有些便是来自安纳托利亚全国护权协会的重要成员。凯末尔由于感到去首都伊斯坦布尔有危险,便留在了安卡拉。两周以后,新议会表决通过了以埃尔祖鲁姆和瑟瓦斯宣言为基础的国民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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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确立了关于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政治要求。这时凯末尔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政治组织代表委员会已经在安卡拉站稳了脚跟,加上在帝国的首都还有一个对他们表示同情的新议会以及苏丹政府对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的承认,似乎凯末尔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处于一个坚强有力的地位。
更名“土耳其”
随着奥斯曼帝国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在首都伊斯坦布尔的爱国者们这时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他们不仅在舆论上广泛支持凯末尔与全国护权协会,还袭击了协约国军队的军械库,把夺得的战利品送往安纳托利亚全国保护权利协会所在地。这一切都震惊了协约国占领军,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厉的应付措施。首先迫使大维齐里扎将军辞职,由敌视民族革命运动的海军大臣萨利赫接任他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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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派协约国军队开入首都伊斯坦布尔奥斯曼人居住区,逮捕全国保护权利协会成员及其同情分子。当时被捕的知名人士共计有150人左右,其中还有不少议会议员,都一律被关押在马耳他岛。他们这些人,直到1921年下半年同在安纳托利亚被民族革命派捉住并作为人质扣留下来的英国军官实行交换时,才获得释放。1920年3月18日,在首都伊斯坦布尔奥斯曼帝国新议会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一项抗议逮捕国会议员的决议后,宣布无限期的休会。
从此,再没有举行过会议,最后在同年的4月11日,经苏丹同意予以解散。此时的形势急转直下,因此,在议会宣布休会的第二天,忧心如焚的凯末尔立即发表声明,要求举行选举,以便成立一个新的紧急大会。在凯末尔的亲自主持下,紧急大会自1920年4月18日起,在已经成为“代表委员会”所在地的安卡拉举行。一时间,这个风景如画的安纳托利亚小山城,变成了奥斯曼帝国民族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变成了奥斯曼帝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实际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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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军队的这次镇压行动与上次希腊军队在伊兹密尔登陆一样,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是一次新的推动和促进,使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转化成了一个有效的独立政府。1920年4月23日,一批被称为大国民议会的代表,在安卡拉举行了正式会议,选举了大国民议会政府,这一天就成了以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国庆日,也叫作儿童和国家主权日。
大国民议会政府并没有宣布废黜苏丹,只是声明由于苏丹是协约国的俘虏,所以只有大国民议会政府才代表国家。第二天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并主持了部长会议。1921年1月大国民议会颁布的法律把这一组织具体化了,法律宣布主权无条件属于国家。这个国家现在第一次被正式称为“土耳其”。甚至到了此时,大国民议会的代表们仍然非常不愿意采取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叛逆行为的行动,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持政治运动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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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尽可能地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他们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兼伊斯兰教哈里发瓦希代丁的忠诚,并且重申要把他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抢救出来的愿望。但是不久,随着双方斗争的白热化,这种妥协的可能性也就不复存在了。1920年4月28日,苏丹再度召回反动透顶的外国侵略者的鹰犬费里德为大维齐,并且成立了讨伐民族革命派的讨逆军,任命长期以来一直同民族革命派为敌的安扎费尔为总司令,开始向民族革命派发动新的猛烈攻击。
此外,伊斯兰教教长埃芬迪也发布了一道通令,宣称遵照哈里发的命令和宗教义务,要杀死所有的叛逆者。5月11日,经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缺席审判,郑重其事地宣判凯末尔等其他民族革命派领导人死刑。此时的苏丹和他的政府正准备利用宗教、政治、军事等一切手段,向安纳托利亚的民族抵抗运动大本营,发动最为猛烈的进攻。这些行动使得安卡拉政府与苏丹政府之间几乎不可能再有任何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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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以苏丹为首的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民族革命派给予了坚决有力的还击。以凯末尔为首的大国民议会首先任命了一个大臣会议,其次让安卡拉的法典官伯雷克奇扎代替原伊斯兰教教长埃芬迪的职务,并在安纳托利亚其他152名法典官的一致赞同下,发布了一道通令,宣布大维齐费里德为叛徒、卖国贼;宣布在外国侵略者强迫下苏丹政府发布的任何命令无效,呼吁所有的穆斯林行动起来,把他们的哈里发从囚禁中解放出来。
不过,民族革命派当时的这些措施,在用来抵制像苏丹、大维齐、伊斯兰教教长等历史悠久的拥有极高声势的至尊人物方面,只起到了极其有限的作用。同时,在安纳托利亚的许多地方,因首都伊斯坦布尔苏丹当局的鼓励和支持,发生了反对民族革命派的骚乱与暴动,弄得民族革命派甚至在安卡拉附近也得不到安宁,时局日趋紧张。此时,形势的发展对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越来越不利,使他们确实感到有些为难,陷入了被反动武装四面包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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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既要抵挡装备精良、来势汹汹的苏丹军队,又要时刻提防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军队的武装干涉。当时在奥斯曼帝国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心脏地区安纳托利亚,西部是英国支持下的希腊侵略军,法国军队则在叙利亚边境不断向奥斯曼帝国进攻,而意大利军队也相继占领了安塔利亚等地区,并且还不断进行挑衅。从民族革命派本身来说,关键性的问题主要是缺乏一支训练有素、统一指挥的正规军。
虽然在镇压反叛和粉碎苏丹军队进攻的战斗中,游击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抗击外国侵略军的战斗中,游击队也表现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但是,分散、不统一的游击队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和组织指挥系统完备的西方列强侵略军面前,却处处表现出了劣势和被动。不过,到了1920年下半年,整个形势的发展开始变得对民族革命派越来越有利。在西方,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终于为处理奥斯曼帝国这个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病夫”留在人世间的财产做出了最后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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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佛尔条约》
经过在伦敦和圣雷莫一系列幕后的肮脏交易与喋喋不休的争吵之后,他们起草了一份条约。1920年8月10日,在色佛尔由协约国家与奥斯曼帝国苏丹政府的代表在上面签了字。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色佛尔条约》是一个内容非常苛刻、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奥斯曼帝国将支离破碎,陷入绝境,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仅能依靠吞并了它最富庶地区的那些西方列强的怜悯和宽容来生存。
这比强加于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的条约还要严厉得多。因此,《色佛尔条约》的签订,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引起了广大民众对于接受这项条约的苏丹政府的极大反感,并把签订条约的那一天定为国耻日。凯末尔代表安卡拉革命大本营发表声明,坚决拒绝接受该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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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苏丹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一些对所签订条约不满的大臣和重要官员,纷纷投奔加入了民族革命派的安卡拉政权,把自己同奥斯曼帝国的民族独立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奥斯曼帝国人民的眼里,似乎所谓不忠不敬的正是那些反对安卡拉民族政权的人,而不是坚决支持这个政权的人,凯末尔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民族大救星。
参考资料:
《世界帝国史话》,页502。
《世界帝国史话》,页505。
《世界帝国史话》,页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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