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年火车上，对铺少妇一直盯着我看，半夜递来纸条：卫生间，等你

多年以后，我早已记不清那张纸条上字迹的模样，却始终记得那双眼睛，一双在黑暗中燃烧着，将我从一个男孩彻底烫成一个男人的眼睛。

那趟南下的绿皮火车，在我后来漫长的人生里，像一节被遗忘在线路图之外的铁轨，安静地躺在记忆的深处。它承载的，不仅仅是我二十二岁的青春和对未来的全部想象，更是一个关于人性、抉择与善意的秘密。

每当我在商场上做出艰难的决定，或是在深夜里教育自己叛逆的儿子时，那双眼睛，那个夜晚，那节摇晃的车厢，总会不期而至。它像一个沉默的锚，在我随波逐流的生活中，定义了何为“值得”。

但这一切，都要从那个闷热的、充满了泡面和汗水味道的绿皮火车车厢说起。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大学毕业，正要去南方小城报到。

第1章 无法回避的凝视

1995年的夏天，热得像一锅煮沸的粥。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地碾过铁轨，把北方平原甩在身后，一头扎进南方连绵不绝的丘陵里。车厢里像个巨大的蒸笼，混合着泡面调料包、廉价香烟、汗水和脚丫的复杂气味，黏糊糊地贴在每个人的皮肤上。

我叫李卫东，刚刚从一所北方的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方一个叫“云浦”的小县城中学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里揣着毕业分配函，兜里揣着父母东拼西凑给的四百块钱，既有对未来的憧憬，也有对未知的忐忑。

我买的是卧铺票，中铺。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来说，这已经算是奢侈了。

上车找到自己的铺位时，对面的下铺已经有人了。那是一个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人，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碎花连衣裙，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她长得很好看，不是那种张扬的美，而是像江南水乡里走出来的一样，眉眼温润，皮肤白皙。她怀里抱着一个襁褓，看样子是个母亲。

我有些拘谨地冲她笑了笑，算是打招呼，然后手脚并用地爬上自己的中铺。把帆布行李包塞到最里面，我躺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火车开动后，车厢里渐渐热闹起来。走道里挤满了来回走动的人，孩子们的哭闹声、大人们的谈笑声、乘务员推着小车叫卖的声音，汇成了一首独属于那个年代的交响曲。

我有些睡不着，便侧过身，脸朝着过道的方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发呆。

就在这时，我感觉到了那道目光。

起初，我以为是错觉。但在我无意识地转了几次头之后，我确定，对铺那个年轻的女人，正在看着我。她的目光不是那种直勾勾的、带有侵略性的审视，而是一种复杂的、带着某种探究和犹豫的凝视。

每当我的视线和她对上，她会立刻像受惊的小鹿一样低下头，去看怀里的孩子，或者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角。但过不了多久，那道目光又会悄无声息地落在我身上。

我心里有些发毛，也有些莫名的躁动。我长得不算丑，在学校里也收到过女同学的纸条，但被一个看起来已经结婚生子的“少妇”这样盯着，还是头一遭。她想干什么？是认错人了吗？还是……我不敢再往下想。

为了避免尴尬，我干脆翻了个身，脸朝着墙壁。耳朵里是火车单调的节奏，鼻子里是车厢里浑浊的空气，脑子里却全是她那双躲闪又执着的眼睛。

晚饭时间，我用军用水壶泡了一碗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热气腾腾的香味引得周围铺位的人都看过来。我有些不好意思，只能埋头“吸溜吸溜”地吃。

吃完面，我去车厢连接处洗碗。回来的时候，看到她正笨拙地单手给孩子冲奶粉。她的丈夫，一个看起来很壮实但神情有些木讷的男人，坐在她旁边，啃着一个硬邦邦的馒头，对她的忙碌视若无睹。

我注意到，她怀里的孩子脸蛋红扑扑的，呼吸也有些急促，似乎不太舒服。她时不时地伸出手，摸摸孩子的额头，眉头紧锁。

那一刻，我心里对她的那点胡思乱想，被一种莫名的同情取代了。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生病的孩子，嫁给一个看起来不太体贴的男人，出门在外，肯定很辛苦吧。

也许，她看我，只是因为我看起来像个能帮上忙的学生？我心里这样安慰自己。

夜渐渐深了。车厢里的灯光调暗，只剩下过道里几盏昏黄的夜灯。大部分人都睡了，只剩下此起彼伏的鼾声和火车永恒的“哐当”声。

我躺在铺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白天的燥热褪去，夜里的风从车窗缝隙里钻进来，带着一丝凉意。

我下意识地又朝对面看了一眼。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却能清晰地感觉到，那道目光，依然固执地停留在我身上。这一次，它不再躲闪，就那么安静地、专注地看着我，仿佛在黑暗中锁定了一个唯一的目标。

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开始加速。

第2章 一张揉皱的纸条

午夜时分，我被一阵压抑的、小猫似的哭声惊醒。

声音是从对铺传来的。我悄悄探出头，借着窗外偶尔闪过的灯光，看到那个女人正抱着孩子，在狭窄的下铺空间里轻轻摇晃，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歌谣。她的丈夫翻了个身，背对着他们，睡得很沉。

孩子的哭声断断续受，带着一种病态的虚弱，听得人心头发紧。女人的动作很轻，显然是怕吵醒其他人，但她的身体却因为焦虑而显得有些僵硬。

我躺回去，心里五味杂陈。作为一个陌生人，我不知道该不该插手。说一句“孩子是不是病了”，会不会显得多管闲事？

正当我犹豫不决时，孩子的哭声渐渐停了。我以为她把孩子哄睡着了，刚准备闭上眼睛，却听到一阵极轻微的窸窣声。

我再次探出头。

只见那个女人已经坐了起来，背对着过道。她似乎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了什么东西，借着窗外微弱的光，在腿上写着什么。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么晚了，她不睡觉，在写东西？写给谁？

一种荒唐又带着一丝隐秘期待的念头，不受控制地冒了出来。难道……是写给我的？

这个念头让我脸颊发烫。我赶紧缩回头，用被子蒙住脸，感觉自己的心跳声在寂静的车厢里响得像擂鼓。李卫东啊李卫东，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人家一个有夫之妇，孩子都那么大了，怎么可能对你这个穷学生有什么想法？

我反复告诫自己，可那份不受控制的想象，却像野草一样疯长。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就在我快要说服自己一切都是幻觉时，我感觉到我的床铺边缘被轻轻碰了一下。

我猛地睁开眼。

一只手，一只白皙而纤细的手，正从下铺伸上来，手里捏着一个被揉得有些发皱的小纸团。那只手停在我的枕头边，微微颤抖着，似乎在等待我接收。

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我能听见自己的血液冲上头顶的声音。

是她。

我几乎是屏着呼吸，用同样颤抖的手，接过了那个小纸团。我的指尖不小心触碰到了她的指尖，那冰凉的触感让我浑身一激灵。

她迅速收回了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手里攥着那个纸团，它温热，带着她手心的温度，也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我手心直冒汗。我不敢立刻打开，甚至不敢再探头去看她。

我像个做贼一样，把整个身体都缩进被子里，只留下一条缝隙，让过道的微光透进来。我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展开那张纸条。

纸是劣质的笔记本纸，上面是几行娟秀但因为紧张而显得有些潦草的字。

借着昏暗的光线，我辨认出那几个字，每一个字都像重锤一样，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

“卫生间，等你。”

短短四个字，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和某种孤注一掷的决绝。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真的被我猜中了？

各种念头在我脑子里炸开。桃色陷阱？仙人跳？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那四百块钱，那是我未来半年的生活费。如果被骗了，我到了云浦县，连吃饭都成问题。

可转念一想，她看起来那么柔弱，孩子又病着，丈夫就在身边，她怎么敢？她图什么？图我这个穷学生什么？

我又想起了她白天那双复杂的眼睛，那里面似乎不全是风情，更多的，是焦虑、无助和挣扎。

去，还是不去？

理智告诉我，这绝对是个圈套，最好的选择就是装睡，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可情感上，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怜悯，又像钩子一样，牢牢地钩住了我。

万一……万一她不是我想的那样，是真的遇到了什么天大的难处，需要人帮忙呢？我白天还觉得她可怜，现在她主动求助，我却要当缩头乌龟吗？

我在被子里煎熬着，感觉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火车的“哐当”声，此刻听起来就像是我内心的天人交战。

最终，一种属于年轻人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动，战胜了恐惧和理智。

我决定去看一看。

哪怕是陷阱，我也认了。至少，我要弄明白，那双眼睛背后，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第3章 摇晃的过道

做出决定后，我反而冷静了下来。

我悄悄地从被子里钻出来，没有立刻下床。我侧耳倾听，车厢里鼾声依旧，对铺也没有任何动静，仿佛刚才那张纸条只是我的一个梦。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穿衣服。动作放得极慢，生怕弄出一点声响。套上裤子，穿上那件的确良白衬衫，我感觉自己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心情悲壮又滑稽。

我没穿鞋，光着脚踩在冰凉的床梯上，一步一步，无声地爬了下来。

双脚落地的瞬间，我下意识地朝对铺看去。那个女人依然保持着侧卧的姿势，面对着墙壁，似乎已经睡着了。她的丈夫打着震天的呼噜，毫无察觉。只有那个小小的襁褓，偶尔会轻微地动一下。

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正常得让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

也许她只是给我开了个无聊的玩笑？或者，她等了一会儿没见我动静，就放弃了？

我站在原地，犹豫了片刻。但来都来了，总不能半途而废。我定了定神，朝着车厢连接处的卫生间走去。

从卧铺车厢到卫生间，不过短短二三十米的距离，却感觉像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过道里空无一人，只有脚下冰冷的铁皮地板随着火车的节奏微微震动。昏黄的夜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又在我走过时，把它扭曲成各种奇怪的形状，投射在两边的铺位上。

我路过一个个沉睡的陌生人。他们姿势各异，有的把脚伸出铺位，有的把头埋在被子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梦里。这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疏离感，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沉睡，只有我一个人，醒着走向一个未知的命运。

我的心跳得很快，每一步都踩在自己的心跳声上。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血液在血管里流淌的“沙沙”声。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

她会在卫生间里等我吗？等我进去后，她丈夫会不会带着几个人冲进来，说我非礼他老婆？然后敲诈我那四百块钱？这个剧本在当时的地摊文学里太常见了。

或者，她是不是遇到了人贩子，丈夫是假的，孩子是拐来的，她想向我求救？这个念头让我后背一凉，如果真是这样，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能做什么？

越想越怕，我的脚步也越来越慢。有好几次，我都想掉头跑回自己的铺位，把头埋进被子里，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

可那双眼睛，又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坏女人”或者“受害者”可以概括的。我想知道答案。

终于，我走到了车厢的连接处。

这里比车厢里更冷，风从车厢接缝处“呼呼”地灌进来，吹得我汗毛倒竖。连接处剧烈地摇晃和颠簸，脚下是轰鸣的铁轨声，仿佛随时都会被甩出去。

卫生间的门紧闭着，门上那个小小的“有人”标识，是红色的。

她果然在里面。

我站在门外，心脏几乎要从喉咙里跳出来。我该敲门吗？还是直接推门？敲门声会不会太大，引来乘务员？

我伸出手，又缩回来，反复了好几次。手心里全是冷汗。

就在我像个傻子一样在门外罚站的时候，卫生间的门，从里面“咔哒”一声，开了一道小缝。

一道光从门缝里透出来，照在我脸上。

然后，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无法掩饰的颤抖和急切。

“快，快进来。”

第4章 真相

我几乎是被她一把拉进卫生间的。

门在我身后迅速关上，落了锁。狭小的空间里，刺鼻的消毒水味和一股若有若无的奶腥味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

卫生间的灯光是那种昏黄而无力的白炽灯，照得她脸色苍白，嘴唇也毫无血色。她那件淡蓝色的碎花连衣裙，在灯光下显得有些旧，领口处甚至有一小块洗不掉的奶渍。

她没有看我，而是用一种近乎哀求的眼神，看着我身后的门，侧耳倾听了许久。在确认外面没有任何动静后，她才仿佛用尽了全身力气，靠在冰冷的车厢壁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站在原地，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之前在脑海里预演过无数遍的场景，没有一个能和眼前的景象对上。没有陷阱，没有勾引，只有她一个人，和一个……

我的目光，落在了她怀里。

她怀里紧紧抱着那个襁褓，孩子的小脸在灯光下看得分外清晰。那是一种不正常的潮红，小嘴微张，呼吸急促而微弱，额头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

“你……你找我，有什么事？”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但一开口，才发现自己的嗓子干得像要冒烟。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小心翼翼地，用一种近乎虔诚的姿态，将襁褓的一角掀开。

然后，她抬起头，用那双已经蓄满泪水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同学，你……你是个读书人吧？”

我愣住了，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她的眼神里瞬间迸发出一丝希望的光芒，就像溺水的人抓到了一根稻草。她的声音依然在抖，但条理却很清晰：“我……我看你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不像坏人。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只能赌一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追问道，心里的那些龌龊念头像被一盆冷水浇灭，只剩下巨大的困惑。

她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孩子，眼泪终于忍不住，一滴一滴地砸在襁褓上。

“我儿子，他发烧了，烧得很厉害。”她哽咽着说，“我们是从老家出来，去广东找他爸的。上车前还好好的，昨天下午开始烧起来的。我带了退烧药，给他吃了，可一点用都没有。现在……现在烧得越来越烫了，刚才还抽了一下……”

说到“抽了一下”，她整个人都崩溃了，身体靠着墙壁滑坐下去，把脸埋在孩子的襁包上，发出压抑而绝望的哭声。

我彻底懵了。

我设想了一万种可能，却唯独没有想到，真相是如此简单，又如此沉重。

一个焦急的母亲，一个病重的孩子。

她半夜把我叫到这里，不是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是走投无路之下，向一个看起来“不像坏人”的陌生人求救。

一股巨大的羞愧感瞬间淹没了我。我为自己之前的那些龌龊想法感到无地自容。李卫东，你真是个混蛋！

我蹲下身，有些笨拙地想要安慰她：“你……你别哭啊。孩子发烧，得赶紧去医院。这车什么时候到下一站？到了站马上下车去看医生。”

她抬起泪眼婆娑的脸，摇着头，声音里充满了绝望：“下一站是明天早上六点才到的大站。我问过乘务员了，半夜没有停靠的小站。六个小时……我怕孩子他……他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六个小时！对于一个高烧不退的婴儿来说，这确实太漫长了。

“那你丈夫呢？他……他怎么不管？”我忍不住问道，想起了那个只顾自己呼呼大睡的男人。

提到丈夫，她脸上的血色褪得更干净了。她咬着嘴唇，沉默了很久，才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他……他觉得娃儿发烧是小事，捂一捂，出点汗就好了。他说……他说我们带的钱不多，到了广东还要租房子、找工作，不能乱花钱。他让我别大惊小怪的……”

我气得差点骂出声来。这是什么混账话！

看着她无助的样子，和她怀里那个连哭都快没力气的孩子，我心里那点仅存的犹豫和害怕，全都被一种叫做“责任感”的东西取代了。

我虽然不是医生，但也知道小孩高烧不退的危险性。

“你先别急。”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沉稳可靠，“我们想想办法。车上有没有广播？能不能通过广播找医生？或者，能不能让火车在最近的站点临时停一下？”

她摇摇头，眼神黯淡：“我问过了，乘_务_员说车上没有医生，临时停车……那更不可能，会影响整条线路的运行。他们让我自己用物理方法降温，用温水给孩子擦身体。”

“那你试了吗？”

“试了，没用。水很快就凉了，他的体温一点都没降下来。”她说着，又开始掉眼泪，“同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看着他难受，我这心……像被刀子割一样。我白天看你好几次，觉得你肯定是个有文化、有主意的人。求求你，你帮帮我，救救我的孩子……”

她说着，竟然要给我跪下。

我赶紧一把扶住她，急得满头大汗：“你快起来！有话好好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我站起身，在狭小的卫生间里来回踱步。火车的轰鸣声、脚下的震动、刺鼻的气味，交织在一起，让我的大脑一片混乱。

冷静，李卫东，你一定要冷静。

一个念头，突然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郑重地问道：“大姐，你信得过我吗？”

她愣了一下，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神里满是信任。

“好。”我深吸一口气，做出了一个可能会改变我一生的决定，“你在这里等我，哪儿也别去。我，去给你想办法。”

第5章 四百块钱的重量

我让她留在卫生间，自己一个人走了出去。

重新回到那条昏暗摇晃的过道，我的心境已经截然不同。之前的忐忑和猜忌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和前所未有的焦灼。

我没有回自己的铺位，而是径直走向了车厢另一头的乘务员休息室。

门关着，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抬手敲了敲。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打开，一个睡眼惺忪、穿着制服的中年男人探出头来，不耐烦地问：“干嘛的？不知道现在是休息时间吗？”

“同志，您好。”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谦卑而诚恳，“我是12号铺的乘客，有点紧急情况想向您反映。”

“什么紧急情况？”他皱着眉头上下打量我。

“是这样的，我对铺有个大姐，她的孩子发高烧，情况很严重，现在都开始抽搐了。我们想问问，这趟车能不能在前方最近的、有医疗条件的车站，哪怕是小站，临时停一下？就几分钟，让我们把孩子送下去就行。”

听到我的话，乘务员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但还是摇了摇头，一脸的为难：“小伙子，不是我们不帮忙。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也很同情。但是列车运行图是铁道部定的，哪一站停，停多久，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我们这趟是快车，沿途小站根本就不在停靠计划里。我要是为你一个人申请临时停车，整条线的车都得晚点，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他的话虽然不近人情，但句句在理。在那个年代，规章制度就是天，没人敢轻易逾越。

“那……那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孩子的情况真的很危险，再拖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乘务员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这样吧，我再去用无线电跟前方调度室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但你别抱太大希望。你们也做好准备，实在不行，就只能等明天早上六点到赣州站了。”

说完，他关上了门。

我站在原地，心里一片冰凉。我知道，这所谓的“联系一下”，大概率只是个托词。希望，几乎是渺茫的。

我失魂落魄地往回走。路过我的铺位时，我看到那个叫陈静的女人（后来我知道了她的名字）的丈夫，依然在熟睡，鼾声如雷。一种无名火“噌”地一下就冒了上来。我真想冲过去把他揪起来，问问他到底是不是孩子的亲爹！

但我忍住了。现在不是发火的时候。

回到卫生间门口，我推开门，看到陈静正抱着孩子，焦急地向外张望。看到我一个人回来，她眼里的光瞬间就熄灭了。

“怎么样？”她颤声问。

我艰难地摇了摇头：“希望不大。他们说规定就是规定……”

我的话还没说完，陈静的身体就晃了一下，险些摔倒。我赶紧扶住她。她的手冰凉，抖得厉害。

“完了……完了……”她喃喃自语，眼神空洞，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的灵魂。

看着她绝望的样子，我心里难受得像是堵了一团棉花。我一个刚毕业的穷学生，无权无势，除了动动嘴皮子，还能做什么？难道真的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小生命在我的面前一点点衰弱下去吗？

不！

我不能就这么放弃。

我扶着陈静在马桶盖上坐下，然后，我做出了第二个重要的决定。

我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道：“大姐，临时停车行不通，我们只能靠自己。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钱。我们凑钱，等下一趟列车经过，想办法把它拦下来！只要有车停，我们就能把孩子送下去！”

在铁路上，非紧急情况扒火车、拦火车是绝对的违法行为。但在那个瞬间，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陈静愣愣地看着我，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解释道，“我们把钱凑起来，贿赂……不，是请求乘务员，让他帮忙联系下一趟会经过小站的慢车。只要有钱，我相信他们总会有办法的！”

这无疑是一个疯狂而天真的想法，但在当时，却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

陈静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光亮，但随即又黯淡下去。她苦笑着摇摇头：“我们……我们没有钱。我们全部的家当，就只有……只有一百二十块钱了。”

一百二十块……

我沉默了。这点钱，在1995年虽然不算少，但要办成这样一件“通天”的大事，无异于杯水车薪。

气氛再次陷入了死寂。

我能感觉到怀里那个小生命滚烫的体温，隔着几层布料，依旧烫得惊人。

我摸了摸自己衬衫内侧的口袋。那里，有我全部的家当——四百块钱。那是父母省吃俭用大半年，才给我凑出来的安家费。我到了云浦县，要租房，要吃饭，要置办生活用品，全指望这笔钱。如果没了它，我接下来的日子会非常艰难。

一边，是我的前途和生存；另一边，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奄奄一息的婴儿。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艰难的选择。

我脑子里乱成一团。我想起了我妈在我临走前塞钱给我时说的话：“卫东啊，出门在外，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也不可无。钱要放好，别轻易露白。但要是真遇到需要搭把手的好人，也别太小气。咱家虽然不富裕，但不能丢了良心。”

不能丢了良心……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我把手伸进内袋，掏出了那个用手帕包裹得整整齐齐的钱卷。我把它全部展开，递到陈静面前。

“大姐，这是四百块钱。加上你的一百二，我们有五百二十块。我想，这些钱，应该够了。”

陈静彻底惊呆了。她看着我手里的钱，又看看我，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你……”她结结巴巴地，“这……这怎么行？这是你的钱……我们非亲非故的……”

“别说这些了。”我把钱硬塞到她手里，语气不容置疑，“现在救孩子要紧。钱没了可以再挣，孩子的命只有一条。你拿着，我们一起去找列车长！”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拉起她，就准备往外走。

陈静被我拽得站了起来，她死死地攥着那沓钱，那沓承载着一个年轻人全部未来的钱。突然，她“噗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

这一次，我没能拉住她。

她没有哭，只是抬着头，用那双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看着我。她的嘴唇翕动着，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最后，她抱着孩子，用尽全身的力气，朝我磕了三个响头。

每一个头，都重重地磕在冰冷而肮脏的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也磕在了我的心上。

第6章 一线生机

我把陈静从地上拉起来，对她说：“大姐，你先回铺位去，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钱的事情，交给我去谈。人多眼杂，对你不好。”

陈静六神无主，只能含着泪，重重地点了点头。她把她那一百二十块钱也塞给了我，然后抱着孩子，像个幽灵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过道里。

我手里攥着那总共五百二十块钱，感觉它沉甸甸的，像一块烧红的铁。

我再次来到乘务员休息室门口，这一次，我敲门的力道重了许多。

还是那个中年乘务员，他打开门，看到又是我，脸上已经写满了不悦：“怎么又是你？不是跟你说了吗，没办法！”

我没说话，直接把手里的钱，从门缝里递了进去。

他愣住了，低头看了一眼那沓厚厚的、最大面额不过是十块钱的钞票，眼神瞬间变了。他飞快地朝过道两边看了看，然后一把将我拉了进去，关上了门。

休息室里很小，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桌子。另一个年轻的乘务员正躺在床上睡觉。

“你这是干什么？”中年乘务员压低了声音，但语气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生硬了。

“师傅，”我把姿态放得很低，近乎恳求，“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了。我们知道这事儿让您为难，但孩子真的快不行了。求求您，给指条明路吧。这钱，就当是给您和兄弟们的辛苦费，买几包烟抽。”

在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都是在规则之外解决的。我赌的就是这一点。

中年乘务员盯着那沓钱，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没有立刻收，也没有立刻拒绝，而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知道，这事有门儿了。

过了足足一分多钟，他才叹了口气，把钱推回到我面前，说：“小伙子，钱你先收起来。这事儿……不是钱的事儿。”

我的心又沉了下去。

“不过……”他话锋一转，“临时停车确实不可能。但是，我想起个事儿。大概一个半小时以后，我们会在一个叫‘鹰潭’的地方临时会车，要在那儿的备用线路上停大概十分钟，等对向的快车过去。鹰潭虽然是个小地方，但火车站旁边就有一个铁路医院。这是我们内部的运行信息，按规定是不能告诉乘客的。”

我的眼睛“唰”地一下亮了！

“真的吗？！”我激动得声音都有些发抖。

“我骗你干嘛？”他白了我一眼，然后指了指我手里的钱，“这钱我不能要，让人知道了，我这身衣服就得脱了。但是……你真想救那孩子，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

“您说！”我像个小学生一样，专注地听着。

“等会儿到了鹰潭，我会让车门解锁，但不会打开。你们自己想办法开门下车。下车后，别声张，直接往站台东边走，翻过一道矮墙，出去就是马路，对面就是铁路医院。记住，你们只有十分钟。十分钟后，车准时开走，绝不等你们。到时候你们要是没回来，就只能自己买下一趟车的票了。”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还有，这事儿，就你知我知。万一出了什么事，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就说你们自己撬开门下去的，听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他这是既想帮忙，又不想担责任。他给我指了一条路，但路上所有的风险，都需要我们自己承担。

这已经是我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对着他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您，师傅！真的，太谢谢您了！”

他摆摆手，脸上露出一丝不忍，说：“快去准备吧。记住，动作要快，别让人发现了。”

我把钱再次推给他：“师傅，这钱您无论如何得收下。这不是贿赂，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没有您，我们今天就真的绝望了。您拿着，就算不为自己，也给那位兄弟（他指了指床上的人）买点东西。”

这次，他没有再拒绝。他默默地把钱收进了口袋，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去吧，小伙子。你是个好人。”

从乘务员休息室出来，我感觉自己脚下轻飘飘的，像是踩在云上。绝望的黑夜里，终于透进了一丝光。

我快步走回铺位，看到陈静正抱着孩子坐在床边，像一尊望夫石。看到我回来，她紧张地站了起来。

我没说话，只是对她做了一个“嘘”的手势，然后用口型对她说了两个字：“有救了。”

她的眼泪，瞬间又涌了出来。但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我让她赶紧收拾东西，把最重要的物品装在一个小包里。然后，我爬上铺位，把自己的帆布包也拿了下来。我把里面的书本和换洗衣物都倒在床上，只留下钱包和那张毕业分配函。

接着，我走到那个呼呼大睡的男人身边，毫不客气地把他推醒。

他叫高强，是陈静的丈夫。他被我推醒，一脸的起床气，很不耐烦地问：“干啥啊？”

“起来！”我的声音不大，但异常冰冷，“你儿子快没命了，你还睡得着？”

高强愣了一下，似乎还没反应过来。陈静赶紧走过来，把事情的经过飞快地跟他解释了一遍。

听完之后，高强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随即又变成了不以为然。他嘟囔道：“一个娃儿发烧，至于搞这么大动静吗？还要下车，那我们的票不就作废了？还得重新买，多花多少冤枉钱！”

“钱重要还是你儿子的命重要！”我终于忍不住了，压低声音怒吼道，“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我的吼声似乎镇住了他。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妻子怀里气若游丝的孩子，终于没再说什么，不情不愿地开始穿衣服。

我懒得再理他，拉着陈静，走到车厢连接处，等待着那个名叫“鹰潭”的、决定命运的站点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是在我心上敲打。

第7章 鹰潭夜奔

一个多小时后，火车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窗外的景物不再是飞速倒退的模糊色块，而变成了可以辨认的轮廓。我看到了一些灯光，还有错综复杂的铁轨。

我知道，鹰潭站快到了。

我和陈静、高强三个人，像三个准备抢滩登陆的士兵，悄悄地等在车厢门口。陈静紧紧抱着孩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像是在祈祷。高强则一脸不情愿地站在旁边，手里拎着他们那个破旧的蛇皮袋。

我心里也紧张到了极点，手心里全是汗。我反复在脑子里演练着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等车停稳，开门，跳下车，找到东边的矮墙，翻过去，找到医院……

“哐当——”

随着一声剧烈的震动，火车缓缓地驶入了一条岔道，最终在一片黑暗中停了下来。这里没有站台，只有碎石铺就的路基。远处，另一条轨道上，一列客车的灯光正由远及近。

就是现在！

我深吸一口气，伸手去拉那个沉重的车门把手。把手冰冷而滞涩，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把它扳动。

“吱呀——”一声，车门被我拉开了一道缝。

外面的冷风瞬间灌了进来，带着铁轨和泥土的气息。

“快！”我催促道。

高强第一个跳了下去，踉跄了一下才站稳。我接过陈静怀里的孩子，让她先下。她几乎是滚下车的，膝盖在碎石上磕了一下，但她毫不在意，立刻爬起来，从我手里接过孩子。

我也跟着跳了下去。脚踝传来一阵轻微的扭伤感，但我顾不上疼。

我们三个人站在黑暗的铁道边，回头看了一眼这列暂时停靠的钢铁巨兽。它像一个沉默的旁观者，随时可能再次启动，把我们永远抛弃在这里。

“东边！往东边跑！”我大喊一声，带头朝着车头的方向跑去。

夜色很深，只有远处车站的几点灯光提供着微弱的照明。脚下的碎石路凹凸不平，跑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异常艰难。

陈静抱着孩子，跑得跌跌撞撞。高强虽然人高马大，但似乎有些害怕，跟在我们身后，不停地回头看那列火车。

“别看了！快跑！”我冲他吼道。

大概跑了一两百米，我们终于看到了乘务员说的那道矮墙。墙不高，大概只到我的胸口。

我先爬了上去，然后转身去拉陈静。她把孩子递给已经翻过墙的高强，然后在我的帮助下，也笨拙地翻了过来。

墙外是一条小马路，空无一人。马路对面，果然亮着一个白色的灯箱，上面有几个红色的字和一个十字标志。

“鹰潭铁路医院”。

找到了！我们得救了！

那一刻，我激动得几乎要哭出来。我们三个人，像三个逃出生天的难民，不顾一切地冲过马路，闯进了医院的大门。

医院很小，只有一个值班的急诊室还亮着灯。一个穿着白大褂、睡眼惺忪的老医生被我们惊醒。

“医生！救命！快救救我的孩子！”陈静一进门就哭喊着跪倒在地。

老医生显然是被这阵仗吓了一跳，但职业的本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他走上前，接过孩子，熟练地检查起来。

“高烧，体温多少？”

“不知道，但是烧得很厉害，还抽搐了！”

“什么时候开始的？”

“昨天下午……”

医生一边问话，一边拿出体温计给孩子量体温。然后，他用听诊器听了听孩子的心肺。

等待结果的几分钟，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和陈静急促的呼吸声。

“三十九度八，”医生看着体温计，眉头紧锁，“高热惊厥。还好送来得及时，再晚一点，孩子的大脑可能就烧坏了。”

听到这话，陈静的身体软了下去，如果不是我扶着，她已经瘫倒在地。

“医生，那……那现在怎么办？”我急切地问。

“马上打退烧针，然后物理降温，留院观察。”医生说着，已经开好了药方，递给旁边的护士，“快去准备。”

护士很快拿来了针剂，给孩子打了一针。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那哭声虽然微弱，却比之前有力了许多。

听到这声哭，陈静的眼泪再次决堤。这一次，是彻底放松后的泪水。

看着护士给孩子用酒精擦拭身体，看着他潮红的脸蛋似乎褪去了一些，我那颗悬了一整晚的心，终于落回了肚子里。

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一声悠长的火车汽笛声。

我心里一惊，猛地想起，我们只有十分钟！

我看了看手表，从我们下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快二十分钟了。

那趟火车，早就开走了。

第8章 车站的黎明

我们终究是错过了那趟火车。

当孩子的体温终于开始下降，呼吸也渐渐平稳下来后，我们三个人才像被抽干了力气一样，瘫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

高强一脸的懊恼和烦躁，嘴里不停地抱怨着：“这下好了，车也错过了，钱也花光了，接下来怎么办？怎么去广东？”

陈静没有理他，只是痴痴地看着急诊室里那个小小的身影，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和庆幸。

我心里也有些茫然。火车开走了，意味着我的毕业分配函还在车上，我的行李也都在车上。更重要的是，我身无分文，被困在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小城。

天，一点点地亮了。

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鹰潭这个小城在晨曦中慢慢苏醒。

医生告诉我们，孩子已经脱离了危险，但还需要住院观察两天。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才算彻底安下心来。

交住院费的时候，又遇到了难题。打针、用药、加上住院押金，一共需要三百多块钱。我们手里剩下的钱，根本不够。

高强又开始唉声叹气，陈静则是一脸的无助，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歉意和愧疚。

我沉默了一会儿，走到医院门口的公用电话亭，按照记忆，拨通了我大学辅导员家的电话。现在是早上六点多，他应该已经起床了。

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我把我的情况简单地跟辅导员说了一遍，请求他帮忙联系云浦县的接收单位，说明我的情况，并且，看能不能先给我预支一点工资。

辅导员是个热心肠的人，听完我的遭遇，他不仅没有责备我，反而把我大大地表扬了一番。他让我放心，学校这边他会负责联系，让我先安心在鹰潭待着。

打完电话，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回到医院，我看到陈静和高强正在争吵。高强似乎想放弃治疗，带孩子离开，被陈静死死拦住。

我走过去，把我的学生证和身份证，连同身上最后剩下的几十块钱，一起拍在了高强面前。

“这些钱你先拿着去交费，不够的，我来想办法。”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敢带着孩子离开医院，我就去派出所告你遗弃！”

高强被我的气势镇住了，他看着我，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拿着钱和证件，灰溜溜地去缴费处了。

陈静走到我面前，眼圈红红的：“卫东……我……我们一家，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你把我们当亲人一样，可我们……”

“别说了，大姐。”我打断她，“谁出门在外还没个难处？换了别人，看到你那样，也会帮忙的。”

那天上午，我用身上最后的几块钱，买了三个肉包子。我们三个人，就在医院的花坛边，分着吃了。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包子。

两天后，在辅导员和学校的帮助下，云浦县教育局给我汇来了五百块钱。我的行李和分配函，也被下一趟列车的乘务员送到了鹰潭站。

孩子的病也彻底好了，变得活泼起来，会对着我笑了。

离别的时候，是在鹰潭火车站。我给他们买了两张去广东的硬座票，又把剩下的一百多块钱，塞给了陈静。

陈静说什么都不要，高强也第一次露出了羞愧的神色，涨红着脸说：“兄弟，这钱我们不能要了。你帮我们的够多了，我们不能再拖累你。”

我笑着把钱硬塞进襁褓里：“拿着吧，就当是我给侄子的见面礼。到了广东，安顿下来，给孩子买点好吃的。”

陈静抱着孩子，泪流满面。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递给我。

“卫东，我们没什么好报答你的。这是我妈在我出嫁时给我的一个银锁，说是能保平安。你戴着，就当……就当我们一家人，在远处为你祈福。”

我推辞不过，只能收下。

火车即将开动。陈静抱着孩子站在车门口，高强站在她身后，这个一直显得有些窝囊的男人，突然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陈静则用尽全身力气，对着我喊道：“卫东！你把地址留给我们！我们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

我笑着对他们挥挥手，大声说：“不用了！好好过日子就行！”

火车缓缓开动，载着他们一家，消失在铁轨的尽头。

我站在空旷的站台上，手里握着那个还带着体温的银锁，看着初升的太阳，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在一夜之间，长大了。

那趟去往云浦的火车，我最终还是坐上了。虽然迟到了两天，虽然过程一波三折，但我的人生，却因为这次意外，而被刻下了一道完全不同的印记。

很多年以后，我离开了云浦，下海经商，有了一些小小的成就。我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生活忙碌而充实，那段火车上的往事，渐渐被我尘封在记忆的角落。

我再也没有见过陈静一家，也不知道他们后来过得怎么样。那个银锁，我一直贴身戴着，直到后来有了自己的儿子，才把它挂在了儿子的脖子上。

只是偶尔，在某个午夜梦回的时刻，我还会回到1995年那节闷热摇晃的车厢。我仿佛还能看到那双在黑暗中凝视我的、充满绝望与希望的眼睛，还能感觉到那张揉皱的纸条在我手心里的温度。

它时刻提醒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东西，比金钱和规则更重要。

那就是，在一个陌生人走投无路时，你选择伸出手，所展现出的，那一点点人性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