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释放10个月的俘虏突然被捕，县长致信毛主席，审理后被就地处决

1951年5月8日夜，山西运城的巷子里刚熄灯，几辆吉普车悄然停下。几分钟后，一名戴黑口罩、刚从菜窖钻出的中年男子被铐上手铐，他正是十个月前以“战俘”身份获释的张全宝。十二天后，万泉县县长王沁声把这起抓捕写成简短呈文，“敬报主席，凶手已获。”信寄出不到半月，《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舆情瞬间炸开。

关于张全宝这个名字，当地老人张口就能说上半天，可若把时针拨回1947年1月13日，画面更刺目。那天晋中云周西村被阎锡山部包围，指挥者正是留着浓密络腮胡的张全宝。七个人被推到观音庙外的空场，十五岁的刘胡兰站在人群前，夜风灌进衣领，仍挺直脊背。“刘胡兰是好人还是坏人？”张全宝恶狠狠发问。老人小声答“是好人”，话音刚落，他抄起马刀怒吼：“再说她是好人，就先铡你！”随后，铡刀落下，刘胡兰等七位乡亲鲜血染地。

听过这个细节的群众，一直把“大胡子”三个字和仇恨打在一起。1949年太原解放，阎系大批军官被俘，审查混乱中张全宝剃胡、拔痣、改名“张生昊”，谎称排长。根据当时“分清敌我、政策感化”的方针，他被送去教导团，再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1950年7月，他成了解除羁押的普通退役兵，拎着小箱子回到运城卫家巷。

逃出生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抹掉痕迹：每日刮脸，摊口香烟，遇戏院播《刘胡兰》便蒙面去看。他坐在最后一排，发现台词只点了许德胜的名，心里像吞下定心丸。回家后，他对妻子吴翠花说：“天塌不着我。”话虽轻飘，梦里却常惊叫。

变化出现在1951年春。运城看守所收押一名死刑未决犯王连成。此人曾在张全宝手下当文书，对“大胡子”一眼辨认。行刑前夕，他急求见所长，说愿提供重大线索换生机，五分钟交代出完整身份、藏匿地点乃至口头威胁：“敢说出去，杀你全家。”所长立报县公安局，局长连夜驱车找王沁声。

5月8日，二十多名干警布点卫家巷。张全宝掀被取衣，试图摸出垫在褥子下的手枪，被眼尖队员扑倒。临出门，他还装镇静：“让我拿件棉衣。”伎俩瞬间被识破，随即带走。案卷呈桌，身份对号，一切尘埃落定。

5月19日，王沁声将经过、政策意义写成千字信呈北京。文尾一句“群众有请，望准予在烈士陵前公审”引发关注。数日后，该信登上《人民日报》二版，标题只有八个字：“凶手张全宝落网”。山西七县乡亲振臂响应，黑纱白花备齐，请求现场宣判。

1951年6月15日天刚蒙亮，文水县城到云周西村之间的土路已排起长队。手举挽联的人群走在最前面，挽联写得直接——“刘胡兰永生，大胡子必死”。上午十时，陵前公审开始，法庭宣读罪行，群众席鸦雀无声。宣判书结尾四字“立即执行”，场面再无迟疑。枪声响起，张全宝倒地，尘土微扬。

这一天距离刘胡兰殉难过去四年又一百五十三天。七名遇害者的家属有人在现场，也有人已参军离乡。刘胡兰的两个弟弟已改名“继英”和“继烈”，把誓言刻进名字；妹妹芳兰早成“刘胡兰民兵班”首任班长，后来还走进中南海参加国庆观礼。老百姓常说，烈士走了，乡亲继续站在她的脚印里。

王连成因为检举立功，由死刑改判三年，复查后宣告无罪。对万泉百姓而言，这是“法不枉善”的另一证明。有人问他为何冒险揭发，“自保也是为村里一个交代。”答得直白，却切中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让各地补审战犯的工作更细致：身份核对、历史罪行逐级签字、审查组和军管组交叉备案，目的是防止再出“漏网大胡子”。政务院随后下发文件，明确对反动武装主犯再犯者不得宽贷。文件没有引用张全宝的名字，但人人都知道指的是谁。

时间推到今天，当年那封寄往北京的信仍存省档案馆，边角已泛黄。信里没有华丽词藻，仅列事实、陈政策、报民意，却足以让千里之外的中央拍板。文件旁还有当天《人民日报》剪报，批注一句：“杀人偿命，失之宽大不可再。”字体遒劲，落款为时任山西省委一位负责同志。

案件结束后，云周西村在烈士墓旁立起纪念碑，碑文中列出七位遇难者姓名和年龄：刘胡兰15岁，石三槐42岁，石六儿32岁，张年成28岁，石世辉46岁，陈树荣71岁，刘树山42岁。碑不高，却给后来人最直观的尺度：正义来得慢，但它不会迷路。

十个月前的释放，是政策的仁慈；十个月后的伏法，是法律的刚性。两者并存，让一切有了分寸感。对于40岁以上的读者来说，这段往事提醒了一个朴素道理：制度可以包容悔过者，却绝不会纵容屠刀的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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