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8日夜,山西运城的巷子里刚熄灯,几辆吉普车悄然停下。几分钟后,一名戴黑口罩、刚从菜窖钻出的中年男子被铐上手铐,他正是十个月前以“战俘”身份获释的张全宝。十二天后,万泉县县长王沁声把这起抓捕写成简短呈文,“敬报主席,凶手已获。”信寄出不到半月,《人民日报》全文刊发,舆情瞬间炸开。
关于张全宝这个名字,当地老人张口就能说上半天,可若把时针拨回1947年1月13日,画面更刺目。那天晋中云周西村被阎锡山部包围,指挥者正是留着浓密络腮胡的张全宝。七个人被推到观音庙外的空场,十五岁的刘胡兰站在人群前,夜风灌进衣领,仍挺直脊背。“刘胡兰是好人还是坏人?”张全宝恶狠狠发问。老人小声答“是好人”,话音刚落,他抄起马刀怒吼:“再说她是好人,就先铡你!”随后,铡刀落下,刘胡兰等七位乡亲鲜血染地。
听过这个细节的群众,一直把“大胡子”三个字和仇恨打在一起。1949年太原解放,阎系大批军官被俘,审查混乱中张全宝剃胡、拔痣、改名“张生昊”,谎称排长。根据当时“分清敌我、政策感化”的方针,他被送去教导团,再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1950年7月,他成了解除羁押的普通退役兵,拎着小箱子回到运城卫家巷。
逃出生天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抹掉痕迹:每日刮脸,摊口香烟,遇戏院播《刘胡兰》便蒙面去看。他坐在最后一排,发现台词只点了许德胜的名,心里像吞下定心丸。回家后,他对妻子吴翠花说:“天塌不着我。”话虽轻飘,梦里却常惊叫。
变化出现在1951年春。运城看守所收押一名死刑未决犯王连成。此人曾在张全宝手下当文书,对“大胡子”一眼辨认。行刑前夕,他急求见所长,说愿提供重大线索换生机,五分钟交代出完整身份、藏匿地点乃至口头威胁:“敢说出去,杀你全家。”所长立报县公安局,局长连夜驱车找王沁声。
5月8日,二十多名干警布点卫家巷。张全宝掀被取衣,试图摸出垫在褥子下的手枪,被眼尖队员扑倒。临出门,他还装镇静:“让我拿件棉衣。”伎俩瞬间被识破,随即带走。案卷呈桌,身份对号,一切尘埃落定。
5月19日,王沁声将经过、政策意义写成千字信呈北京。文尾一句“群众有请,望准予在烈士陵前公审”引发关注。数日后,该信登上《人民日报》二版,标题只有八个字:“凶手张全宝落网”。山西七县乡亲振臂响应,黑纱白花备齐,请求现场宣判。
1951年6月15日天刚蒙亮,文水县城到云周西村之间的土路已排起长队。手举挽联的人群走在最前面,挽联写得直接——“刘胡兰永生,大胡子必死”。上午十时,陵前公审开始,法庭宣读罪行,群众席鸦雀无声。宣判书结尾四字“立即执行”,场面再无迟疑。枪声响起,张全宝倒地,尘土微扬。
这一天距离刘胡兰殉难过去四年又一百五十三天。七名遇害者的家属有人在现场,也有人已参军离乡。刘胡兰的两个弟弟已改名“继英”和“继烈”,把誓言刻进名字;妹妹芳兰早成“刘胡兰民兵班”首任班长,后来还走进中南海参加国庆观礼。老百姓常说,烈士走了,乡亲继续站在她的脚印里。
王连成因为检举立功,由死刑改判三年,复查后宣告无罪。对万泉百姓而言,这是“法不枉善”的另一证明。有人问他为何冒险揭发,“自保也是为村里一个交代。”答得直白,却切中人心。
值得一提的是,此案让各地补审战犯的工作更细致:身份核对、历史罪行逐级签字、审查组和军管组交叉备案,目的是防止再出“漏网大胡子”。政务院随后下发文件,明确对反动武装主犯再犯者不得宽贷。文件没有引用张全宝的名字,但人人都知道指的是谁。
时间推到今天,当年那封寄往北京的信仍存省档案馆,边角已泛黄。信里没有华丽词藻,仅列事实、陈政策、报民意,却足以让千里之外的中央拍板。文件旁还有当天《人民日报》剪报,批注一句:“杀人偿命,失之宽大不可再。”字体遒劲,落款为时任山西省委一位负责同志。
案件结束后,云周西村在烈士墓旁立起纪念碑,碑文中列出七位遇难者姓名和年龄:刘胡兰15岁,石三槐42岁,石六儿32岁,张年成28岁,石世辉46岁,陈树荣71岁,刘树山42岁。碑不高,却给后来人最直观的尺度:正义来得慢,但它不会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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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月前的释放,是政策的仁慈;十个月后的伏法,是法律的刚性。两者并存,让一切有了分寸感。对于40岁以上的读者来说,这段往事提醒了一个朴素道理:制度可以包容悔过者,却绝不会纵容屠刀的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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