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晚,北京刚刚礼炮散尽,一份加急电文却经兰州、迪化的电台不停跳动:“中央决定,守土与建设并举,务请措施。”毛泽东把电文交给周恩来时,顺手写下三个字——“王震去”。这就是新中国处理新疆问题的开篇动作,时针并未因为胜利而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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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新疆对国民党仍具关键价值。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空运银元和军火,妄图把160万平方公里割作最后据点。张治中的劝说使陶峙岳选择起义,枪声停了,却留下满地烂摊子:叛匪、谣言、物资短缺,还有外部势力虎视眈眈。中央考虑再三,决定用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核心人物就是“三五九旅出身”的王震。
王震临行前闯进中南海,单刀直入:“主席,我去最苦最险的地方。”毛泽东点烟,低声叮嘱:“给各族群众多做实事。”一句“多做实事”,奠定了他此后全部方略。
部队却不买账。有人嘀咕:“仗打完了,凭啥不让咱守北京?”谣言趁机扩散,什么“冬天撒尿会结冰棍”“耳朵鼻子会掉”都传出来。王震将巨幅中国地图摊在礼堂中央,重重一拍:“这块地要是没了,咱们对子孙有何交代?”台下一阵骚动,最终汇成高喊:“进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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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疆后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打仗,而是救民。叛匪乌斯满裹挟哈萨克牧民逃窜,弃下十几万头牲畜。王震下令全部归还,还准许牧民保留猎枪。“解放军说话算数。”老牧民吐尔洪后来回忆,“那天我看见战马旁边的红五星,比太阳还亮。”
社会安定稍成气候,紧接着是吃饭问题。新疆本地粮棉产量低得可怜,三十万官兵不能靠老百姓供养。王震想起当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拉开大生产序幕:屯垦戍边,从此成为驻疆部队的新标签。不到两年,粮食、蔬菜自给率直线上升,军费开支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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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则是王震盯上的第二张王牌。气候、光照、昼夜温差,新疆几乎具备全球最完美的棉田指标,可惜过去只能手织粗布。1949年底,他递交报告,提出在迪化近郊建一座拥有三万枚纱锭的大厂。文件厚厚一摞,毛泽东只批了五个字:“立刻办,不等。”
勘址那天,冷风裹着黄沙漫过水磨沟,勘探队连站稳都困难。有人嘟囔:“这儿能盖厂?做梦吧。”王震笑骂一句土话:“梦也得做成!”随即掏出铁锹,第一个下坑丈量。13个月后,10.79万平方米厂房拔地而起,七一棉纺织厂如期轰鸣。开机那日,他抱着第一把原棉塞进清花机,身上军大衣被棉絮染得雪白。
纺织厂投产的那个夏天,全疆棉布首次不靠外运,富余布匹甚至走出国门。国际市场对“新疆长绒棉”刮目相看,美国一家面料商在报纸上发广告:“来自天山脚下的白色黄金。”消息传到北京,毛泽东批示:“此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生动教材,可向全国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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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产业带动的不只是经济。厂区周边很快出现学校、医院、供销社,一座现代化新城——石河子——在戈壁里生根。准噶尔盆地从沉睡荒原变为上百万亩良田,五个农业师、八十个团场散布山前平原,开渠、植棉、养畜,戈壁与沙漠被一条条绿带切割得支离破碎。
有意思的是,王震仍把军帽压得很低:“棉布只是敲门砖,新疆要的是综合工业。”随后,八一钢铁厂、苇湖梁电厂相继点火,公路桥梁迅速延伸。交通恢复后,南北疆的牛羊、矿石、棉纱在迪化集散,一列列货车开往内地,把昔日偏远角落推向全国经济版图。
毛泽东对王震的表现相当满意。他在一次会议上说:“王震部在新疆能打能建,我们放心。”传达到七一厂时,一位维吾尔族机修工告诉同伴:“主席夸咱们新疆人行!”说完擦擦额头机油,继续调试纱锭。
感情并非单向流动。和田老农库尔班·吐鲁木为了感谢中央,几次策马北上,最后由自治区安排乘机到北京。见到毛泽东,他激动得只说出一句:“吾买热——谢谢!”这一握手,被摄影师定格为民族团结的经典画面。
需要指出的是,王震的成功从来不靠口号,而是依靠制度化的屯垦戍边。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军后,边防、农业、工业三位一体,既防得住外敌,也养得活自己。后来有人评价:“如果说江南水网是大明的粮仓,那么兵团农垦就是新中国的西陲保险箱。”
今天,新疆棉花依旧在全球纺织业占有一席之地;七一厂老车间外的红砖墙还在,却被现代化自动化生产线包围。很难想象,这条产业链的起点源于1949年底王震交出的那份“立刻办”的报告,而那份报告背后,是一支决定把靴印永久留在戈壁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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