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广东老板舍弃百万年薪，在终南山出家，妻子：愿再无来世

1998年仲夏，佛山老城区的夜色还留着闷热的余温，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蹲在路边的霓虹下，捧着两元钱的盒饭默默扒饭。这个灰头土脸的身影叫刘景崇，他用汗水和伤痕兑来一份“销售学徒”的岗位，也为一段跌宕的人生翻开了意想不到的新篇章。

时间回拨到1976年春天。那一年，生灵复苏的时节刚过，广东潮汕地区的山岚里传来一声婴啼。刘家添丁，却没有多余的红蛋和鞭炮，破旧瓦房吱呀作响、算是祝福。父母把“跳出农门”的全部希冀押在这个孩子身上——他们盼望这条山路能通往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然而现实冷峻，学费像一堵墙，最终逼得还在读五年级的刘景崇束之高阁课本，提前回到田埂。

偏偏他是个不肯守土的少年。十六七岁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已席卷珠三角，街头巷尾满是“万元户”“走南闯北”的传奇故事。刘景崇在心里悄悄盘算：哪怕没文凭，也要去闯。十八岁那年，他带着父母东拼西凑的路费，一张火车票闯向佛山。那趟绿皮车颠簸十几个小时，他背包里最贵的是母亲藏进去的腌肉饼，而最大行李是“不能再回头”的决心。

理想与现实相撞，总是要冒火星。没有学历，没有人脉，连普通话都带着乡音的他，先后摆过地摊、扛过麻袋、给装修队打过小工。一次，他碰到好心的服装店老板，愿意收他做柜台销售。面试前，他把仅剩的几十块钱砸在一身二手西裤衬衫——人靠衣装，这招果然奏效。可第一月，业绩惨淡，提成为零。老板拍了拍他的肩：“小伙子，嘴要甜一点。”从此他盯着镜子练微笑、绕着宿舍练口条，一遍遍模仿港台广告里的推销辞。三个月后，他成了门店销冠。

2000年，互联网概念在国内尚属新鲜词，广东却已跑出一批年入百万的“打工皇帝”。二十四岁的刘景崇挤进其中。他跳槽到一家外资鞋业公司，负责华南市场销售，仅用两年将团队规模做到百人。底薪加提成，每月工资数字隔三差五刷新纪录。他开始尝试投资灯饰厂、五金配件厂，眼光奇准，三十岁那年个人资产突破一亿元。同行戏称他是“穿着拖鞋的金手指”，因为他仍旧习惯踩着人字拖穿梭在嘈杂的货仓里。

积蓄滚雪球，爱情也突如其来。一次商务酒会上，他见到邻桌那位笑容明亮的深圳姑娘，对方也欣赏他不事张扬的朴素。相识不到半年，两人领了证，婚礼低调却温馨。再过一年，儿子降生，小小的生命让这个少年出生的商人第一次感到“根”的重量。他买下别墅，替父母修了新居，还在老家建起希望小学。一切看来顺风顺水，直到“空心病”悄然袭来。

商场如战场，数字如战鼓，日日夜夜敲打。一次年终宴，觥筹交错间，刘景崇举杯却突然觉得酒变苦，耳边的寒暄像扩音器般刺耳。一种无法言说的倦意逼得他停下脚步。2003年春节后，他决定暂时封存手机，背起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看一看山河，再想想出路”。

川藏南线的险峻激起肾上腺素，而真正让他心潮翻涌的，是临时落宿客栈时捡到的那本南怀瑾旧书。书页有些泛黄，内容却像一股山泉，平静得能照见心底的褶皱。字里行间提到的终南山，兼有佛家清修与道家闲云野鹤的双重意境，“隐世千年，云横秦岭”，深深烙进他的脑海。他合上书，自语：“或许该去看看。”

第一次踏上关中平原，是2003年深秋。终南山脊蜿蜒，晨雾如纱，将城市喧嚣隔在山外。刘景崇租住在山脚村庄，用三十块一晚的火炕度日。白日里他跟着老农学种地，夜里读佛典、抄《金刚经》。寺院的晨钟暮鼓声在人声稀落的山谷回荡，他像换了个人，话少了，笑容却真诚了。下山回公司的那一刻，他心里竟浮出强烈的不适：西装革履在霓虹灯下，有种说不出的别扭。

2004年至2009年，刘景崇穿梭于两种生活：一面是广交会展馆里喧闹的订单争夺，一面是每年数十天的终南山静修。他投入公益，在家乡建图书室、捐资修路，也资助西北山区几所气候恶劣的乡村小学。外人只当他“成功人士回馈社会”，却不领会他对清静的渴望。

三十五岁之后，那股断舍的念头愈发顽固。有一次深夜，应酬散场后，他在车里坐了很久。副驾驶的笔记本上写着一个数字：一百位。有朋友要他创业上市，冲击福布斯百强。他却反复琢磨：如果真排进前一百，生命就圆满了吗？这问题像根倒刺，不断提醒他：人心的欲壑永远填不满。

2010年春，刘父突发小中风。儿子跪在病床前，一时间言语哽塞。老人却拉着手说：“阿崇啊，成败富贵都是云烟，别累坏了。”那天之后，他决定把公司股权逐步交给合伙人，转而成为幕后股东。妻子起初支持丈夫休整，谁料半年后，刘景崇正式提出想“剃度”。家里一下炸了锅。

“你要去当和尚？你不管我们了？”妻子难以置信地抬高音量。老父亲扶墙叹气，母亲眼泪当场滚落。刘景崇没多辩解，只说一句话：“我放不下心里的苦。”家族会议前前后后开了数次，亲戚把他当成异类，他淡淡应对，态度柔和却不退让。这场拉锯足足持续了十年。

2013年冬，他在终南山磕长头，脸庞褪去精英的棱角，只剩清癯。绍云法师看着他，轻声问：“舍得吗？”刘景崇双手合十，淡淡回道：“舍。”那一刻，他大概已为自己的人生写下新的注脚——卸掉“老板”标签，换一种活法。

2014年底，资产处置、股份转让、员工安置完成，最后一道关卡只剩婚姻。妻子拿出雪白却冰冷的纸张，“如果你非走不可，那就别说来世了。”两人签字之时无争吵，没有指责，只有漫长沉默。三岁的儿子抓着母亲的衣角，一脸茫然，成了他们共同的软肋。刘景崇默默把数套房产和大部分股权留给母子，把自己的名字从公司抹去，自此手中只剩一部老旧手机和行李袋。

2015年仲春，他第二十次走进终南山，这一次没有回程票。绍云法师为他剃度，赐号“衍定”。木鱼声中，他换上灰色僧衣，双手合十，眉心落下一点金泥。昔日朋友圈里“刘总”的名片忽然失了效用，取而代之的是香案、经卷、木鱼、清风。

山中生活单调却不乏挑战。凌晨三点半起板，诵经、劈柴、挑水、种菜、煮粥，轮值钟鼓楼、扫院子，唯一的奢侈是每周写信，向父母报平安。偶尔信里会夹几片他亲手晒的黄花菜，邮戳上盖着“周至县楼观台”字样，隔着千里，仍带着松烟香。母亲常在邻里面前翻出那几行秀气的蝇头小字，嘴上念叨“这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眼角却挂着释怀的笑意。

外界并未忘记“消失的青年才俊”。财经杂志循迹而来，记者颇为惊奇：昔日跨国高管竟在斋堂里刷铝锅、舂青菜。面对镜头，衍定合掌微笑，并未辩解。有人赞他看破红尘，有人骂他负心薄幸。网络争论声一波接一波，他却在日暮时分仍旧打坐、持诵，仿佛世界嘈杂与自己无关。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切断与人间的所有联系。每年腊月，他会托人将寺里种的土豆、南瓜、蜂蜜寄回家乡小学；留守儿童写来的信，被他一一贴在寮房墙壁。有人问他：这是在赎罪？他摇头，“只是还愿。”短短一句话，道不尽千回百转。

广东商界后来又有新人登场，关于刘景崇的传闻却始终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有说他病懒厌世，也有人笃定他即将重出江湖。可真相藏在山雾里——五月的山径，杜鹃满枝，他赤足踏在松针上，像极了那个少年翻山赶学的背影。

刘景崇的抉择无法复制。珠三角的商业逻辑讲究“快、狠、准”，而终南山的时间仿佛凝结，钟声敲过才动。两种节奏拉扯，他选择后者，像把自己交还给静默的山林。在外人看来，他是放弃；对他而言，却是归真。

2015年至今，他仍守在山门内。五年前的同僚来访，笑称“还想拉你回去掌舵”，被他婉拒。那位昔日下属忍不住问：“师父，您真不后悔？”衍定递上一盏清茶，“若心已定，何来悔字？”一句轻飘飘，窗外松风作答。

刘景崇的经历常让人想起古人“半生尘土半生僧”的抉择。商场征战赢得了财富，终南静修却让他重新审定“富足”二字的含义。对家人而言，他留下足够生活保障；对自己而言，他选择与自己和解。成王败寇的思维，未必能丈量人生的全部曲线。若问他的故事教会了什么，大概是一句平常却难行的提醒：人终究要面对自己真实的渴望，无论那渴望是金榜题名，还是一钟一磬的回响。

刘景崇如今偶尔担任寺院客堂接待，也会为前来挂单的背包客递上一碗热茶。曾有人打趣：“你曾经拥有的金山银海，如今只剩一壶清茶可待人？”他莞尔：“茶够温，心就暖。”这句简短回答，或许正是他用岁月沉淀出的答案。

故事停留在2015年那一刻的落发，却未真正终结。寺院深处，檀香袅袅，晨钟暮鼓继续回荡。刘景崇的履历再华丽，也被尘埃掩埋于黄土之上；他的名字，留在山脚的石碑和邮戳里，也留在少数知情者的记忆中。社会在高速更迭，而他守着的，是一日三省、一钵清粥的简远生活。

“愿再无来世”，前妻的一句决绝，似乎为这段人间情缘画了句点。可在人生命的长河里，缘分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样。有人选择征途，有人选择归隐，其价值与否，并不分高下。刘景崇从红尘走进青灯，无人知晓他未来是否仍会起念下山，但那抬足之间的自由意志，已足够撑起他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