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巡抚午睡后，与通房丫头一次偶然之欢，诞下名震民国的谭延闿

一个人的起点，并不总是决定他最终能达到的高度。有些人出身微寒，面对种种不利和轻视。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超越了自己的出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些人的成就会让那些曾经看轻他们的人感到惊讶。谭延闿的故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日后在我国民国时期成为重要人物，但他的生命起点，却预示着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

这个故事开始于1879年。谭钟麟时任浙江巡抚。他年近六旬，在官场上很有地位。一天下午，他午睡醒来，与府中的一名丫头李氏发生了关系。

李氏的身份是“通房丫头”。在当时的大家族里，这种事并不罕见。有权势的男人可以掌控家中许多人的命运。

李氏的地位很低。她十岁时父母双亡，谭家花了十两银子将她买下。她最初是谭钟麟正室夫人的陪嫁丫鬟，在谭府里没有任何名分，地位几乎等同于仆人。

这次偶然的事件却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后果：李氏怀孕了。

1880年，李氏生下一个男孩。谭钟麟很高兴。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延闿”，字“祖安”。这个名字寄托了他对儿子将来仕途顺遂的期望。这个孩子所处的现实，与他名字中的期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谭延闿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母亲卑微身份的印记。

他的身份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是巡抚的儿子。另一方面，他的母亲是服侍人的丫头。谭家的家规非常严格。李氏生下儿子后，她的地位没有得到任何提升。她仍然是那个没有名分的仆人。

在谭家，每日的用餐时间最能体现这种等级差异。谭钟麟的正室陈氏，以及其他几位侧室夫人，都围坐在饭桌前。

而李氏，作为谭延闿的亲生母亲，必须站在桌边。她的工作是为她们添菜、倒茶，服侍她们用餐。

年幼的谭延闿也坐在那张饭桌上。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像其他仆人一样，忙碌地伺候着父亲的其他女人。在家规的约束下，他不能在公开场合叫李氏“母亲”。他和府中其他人一样，只能称呼她“姨”。

李氏只能在所有人用完餐后才能吃饭。她会退到厨房的角落里，吃大家剩下的食物。谭延闿从小就目睹着这一切。他看着母亲年复一年地忍受这种待遇。这些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并成为他日后奋斗的强大动力。

谭延闿五岁时开始读书。他显露出过人的聪慧。谭钟麟注意到了儿子的天分，对他寄予厚望。他聘请了当时著名的学者王闿运来做谭延闿的老师。王闿运见到这个孩子后，也认为他极具才能。他对谭钟麟说，这个孩子将来有大才。

谭延闿学习非常刻苦。他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其他人读书可能是为了财富或名声。谭延闿读书的目的有所不同。他希望为母亲赢得应有的尊重。他想改变母亲的处境。

1904年，谭延闿二十四岁。他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是清朝废除科举制度前的倒数第二场考试。谭延闿在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考中了进士，并在殿试中名列二甲第一，获得了“传胪”的称号。这在全国是第四名的成绩。

喜讯传回谭家。谭钟麟感到非常骄傲。他举办了盛大的宴会来庆祝儿子的成功，邀请了许多宾客。

在这场盛大的庆祝活动中，李氏依旧被排斥在外。她不能参加前厅的宴会，只能待在厨房区域。她从远处听着人们的欢呼。

宴会结束后，谭延闿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穿上新科“传胪”的官服，走到父亲谭钟麟面前。他跪在地上，没有起身。

谭钟麟问他想要什么。谭延闿说出了他的请求。他不要金钱，也不要官职。他只请求父亲一件事：准许他的生母李氏，能在家族的饭桌上有一个座位。

谭钟麟沉默了很长时间。他思考着儿子的请求。他的儿子现在是朝廷认可的杰出学者。最终，谭钟麟点头同意了。

李氏在谭家站着服侍了二十四年之后，终于在饭桌的末席，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座位。这是谭延闿用自己的努力，为母亲争取到的第一份公开的尊严。但对谭延闿来说，这仅仅是开始。

清朝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新的时期。谭延闿凭借他的才干和科举背景，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他三次担任湖南督军，后来更是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包括国民政府主席和第一任行政院院长。他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

他始终没有忘记母亲早年所受的苦。他为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一生不纳妾。他的原配妻子方榕卿在三十八岁时去世，当时谭延闿正值壮年。

很多人劝他续弦。据说孙中山先生也曾有意为他做媒，介绍宋美龄。谭延闿都礼貌地拒绝了。他选择与宋家结为义兄妹。他曾解释，他不希望任何女人再承受他母亲那样的卑微地位。

1920年，李氏去世了。谭延闿当时正在湖南督军任上。他一接到消息，便立刻放下所有公务，赶回老家。他在母亲的灵堂前守了七天七夜。

到了出殡那天，家族的矛盾爆发了。谭家的几位长辈站出来阻拦。他们坚持要按“祖宗规矩”办事。他们说，李氏并非正室，她的灵柩不能从谭家正门抬出去，必须走侧门。

但此时的谭延闿，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跪地恳求的青年。他是手握军权的督军。他听完了长辈们的意见，一言不发。他拿出了自己的配枪，放在了堂屋的桌子上。

整个灵堂立刻安静下来。没有人再敢提起“规矩”。

送葬的队伍抬起了李氏的灵柩。他们穿过正厅，堂堂正正地从谭家正门走了出去。当灵柩跨过门槛时，谭延闿跪在冰冷的石板地上。他朝着母亲的灵柩，重重地磕了三个头，额头渗出了血。

他亲手为母亲写了碑文。在碑文上，他给了母亲一个“太夫人”的封号。这是一个尊贵的称号，通常只用于高官的母亲。这是谭延闿用他一生的成就，为母亲赢得的最后尊重。

谭延闿于1930年在南京去世，年仅五十一岁。在他的遗嘱中，关于家事只有一句明确的交代：他要求后人，必须每年去祭扫他母亲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