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卢汉为什么要放走张群？这一别恩怨散尽再无亏欠，各自安好

1938年初夏的嘉陵江雾气尚未散尽，重庆南岸一间临时指挥部里，张群推开木窗向外张望，背后响起脚步声。“卢将军，云南十万滇军若能稳住西南，大后方就多一重屏障。”张群转身只说了这句话。对面那位身材魁梧、面孔略黑的卢汉点头，没有多答。两人第一次正式交谈，言简意赅，却埋下日后情谊的种子。

抗战八年，张群频繁穿梭于陪都权力核心；卢汉则在云南替龙云督军守土。蒋介石先后借机削弱地方实力，龙云被调离后，云南能否平稳过渡成了他最担心的事。张群主动在蒋面前推荐卢汉：“此人性情朴直，可保全西南。”一句话，帮卢汉接过云南主席的印信，也让两人由泛泛之交变成患难之交。

战争结束，国民政府内斗加剧。1948年初，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挂牌在重庆南路。张群上任第一天，川黔各部队按兵不动，形同掣肘。僵局之际，卢汉公开通电支持张群，表态山高路远亦愿听调，西南各军瞬间熄火。张群记下这份雪中送炭，彼此交情再进一层。

转到1949年，国共胜负已现端倪。蒋介石手里还能稳住的，只有西南与台湾。云南地理位置特殊，既能屏障印度支援通道，又可向滇缅深入。要想把这块“跳板”留住，就得先拉住卢汉。12月初，张群奉命飞昆明，随身带着蒋亲笔信与一张开出一百万银元、扩编两个军的“支票”。飞机滑入巫家坝跑道时，他仍相信凭多年交情足以说服对方。

然而卢汉的算盘已然不同。东北、华北陆续易帜，他看得清势。更关键的是，云南十余个民族杂居，一旦拖入大规模内战，民众首当其冲。12月8日夜，卢汉在官邸摆席，张群与英美法领事都在座，觥筹交错间眼见其乐融融。暗地里，一份以“张群名义”签发的通知已经发往昆明各机关，要求次日清晨到五华山“紧急会议”。

12月9日拂晓，五华山会议室外枪栓声此起彼伏，国民党在滇军政大员悉数被控制。几乎同一时间，张群被“礼送”至卢汉另一处公馆，电话线被剪，他这才意识到回天乏力。短暂沉默后，他握着茶杯自语：“事已至此，强辩无益。”门口卫兵只回一句：“滇黔川桂皆已变天，将军还是保重身体吧。”

北京方面得知张群被扣，准备以此交换在台湾被囚十三年的张学良。有人向周恩来汇报此策，他沉吟片刻，只淡淡地说：“若能成，自是幸事。”可就在方案起草之际，卢汉突然改变主意。那天深夜，他与心腹龙泽汇促膝而谈。“若因我私怨，让滇民背负报复之苦，值不值？”卢汉挥手制止部下争辩，“恩义，一笔要算清；国事，另笔再算。”简短一句，定下最后决定——放人。

12月11日清晨，巫家坝薄雾未散。龙泽汇护送张群上机，一张手写便笺随行李塞进对方口袋：“今日送君，只盼滇地少一分兵燹。余愿，后会无期。”旋即转身离开。飞机滑跑时，警戒排象征性抬枪朝空射击，既演追捕，又保颜面。机舱里，张群紧握扶手，脸色复杂；窗外的昆明城安静得有些诡异。这一刻，两人长达十二年的交情，被揉进发动机的轰鸣，远去无声。

消息传到北平，交换计划落空，张学良继续羁押。周恩来闻讯，只轻叹一声，并未再多言。卢汉意识到政治失算，为示立场，命令将沈醉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的旧部当作战犯押解北平，试图补偿自身疏漏。文件发出后，他对幕僚说：“人情已了，是非还得分。”话语不多，却显得格外沉重。

1950年代初，张群在台北政坛再度活跃。对外，他对中日谈判横加阻挠；对内，他仍是蒋家最倚重的政学系长者。有朋友问他昆明旧事，他只摇头：“那是过去式，不提也罢。”卢汉则在北京任全国政协常委，1951年一次会上，他自请发言：“放走张群，皆因私谊，当事人必须负全责。”会场短暂静默后响起稀疏掌声，更多人却留心他话尾一句：“失误无法弥补，但云南少遭炮火，我并不后悔。”

从此，两人再无交集。张群终老台湾，台北旧居挂着“信义”匾额；卢汉晚年隐居昆明翠湖畔，每日晨练，偶尔对学生讲云南近代史，却绝口不提1949。世事变迁，昔日兄弟各安一隅，也再无任何问候。

有意思的是，事隔多年，军史学者检索国共双方电报，发现北平此前确实打算以张群换张学良，且批准程序已走完大半，若非卢汉骤然放人，历史很可能改写。遗憾的是，该方案最终变成一纸草案，成为档案馆里无人问津的黄牛纸。

回到那个冬日清晨，如果张群被押往北京，或许张学良提前迈出牢门；如果卢汉硬起心肠，云南和平解放的成本也许更低。但历史没有如果。1949年昆明机场的微光里，一架崭新的C-47划破天际，两条轨迹就此分野——政治算计与个人义气，在那片天空完成最后一次交错。后来者只能从几行简短电报、几封私人信札中，去猜测当事人的权衡与犹豫。两人都未再提昆明机场一役，大概这才是对昔日情分最稳妥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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