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宋庆龄和父母的合影，那年她3岁，气质不凡！

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她为何能够从一张1896年的合影里，就流露出与众不同的气质？她后来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她就是宋庆龄。

1896年，宋庆龄站在父母身边，穿着黑色绸缎长袍，头发梳成清末女童的辫髻，眼神却出奇地自信。板凳左侧坐着的是父亲宋耀如，他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瓜皮帽，目光炯炯有神；右边坐着母亲倪桂珍，她怀里抱着年仅一岁的弟弟宋子文，温柔地抚着孩子的头发。姐姐宋霭龄端坐一旁，六岁的她表情倔强，性格早已强势。此时的宋庆龄，还没有意识到，她这个富商巨贾之女的身份，也曾经是家族输送革命火种的起点。

而此时，宋耀如早年跟随舅舅漂洋过海，闯出第一桶金，他不怕吃苦的冒险精神，后来在宋庆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宋耀如和倪桂珍都是基督教信徒，他们崇尚开明与科学，不裹小脚，也不盲目守旧。因为这个信仰共识，两人结合后，家中氛围宽松，六个孩子被允许接触新思想、新学问。

1905年，十二岁的宋庆龄又和母亲倪桂珍来到上海的一家照相馆。她留着齐刘海，穿着绣花棉袄，容貌清秀，目光坚定。倪桂珍轻握女儿的手，像是在鼓励她勇敢。两年后，又是在上海的码头，父母将她送上远洋轮船，前往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从此，这个内向却骨子里倔强的女孩，迎来了她思想和视野的转折。

在威斯里安，宋庆龄成绩优异，人缘也好。她深夜研读英文报刊，主动为中国留学生翻译《纽约时报》的时政新闻。她常常一个人坐在图书馆里，拼命记英语单词，手指在纸上划出密密麻麻的注释。有人问她：“你为什么这样拼命？”她说：“我要读懂西方，也要让西方了解中国。”

1913年，宋庆龄学成归来，姐姐宋霭龄已经成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耀如将家族大部分财富投入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父女之间既是亲情，又是共同的理想纽带。宋庆龄接替姐姐的职务，负责翻译孙中山的演说稿和海外联络文件。她每天下午在滂沱大雨中爬上滇缅铁路线旁的办公室，用宣纸钉起一张张译稿，一字不漏。她对孙中山“天下为公”的豪情深表钦佩，也让孙中山对她另眼相看。

“只要能和宋庆龄在一起，哪怕明天去死也愿意。”孙中山曾对日本朋友这样说。宋耀如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是担心。因为他深知，孙中山的政治道路充满危险，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可能被卷入风雨飘摇。但宋庆龄早已下定决心。于是上演了一出电影般的逃跑：她在父亲严守的闺房里，借着夜色和佣人的掩护，从窗台跳下，翻墙出逃，直奔东京与孙中山成婚。

宋耀如最后还是拗不过女儿，送来了祝福和嘱托：“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她从小就在我们怀里长大，但现在是你手中的责任。”可谁也没想到，婚后不久，革命风云骤变，陈炯明叛变，上海局势急转直下。宋庆龄在掩护孙中山撤退的行程中，被炮弹震伤，从此永失生育能力。她从此失去了钻石项链和珠宝首饰，但得到了刻骨铭心的革命记忆。

1925年孙中山驾鹤西去，宋庆龄身着黑衣，站在陵园前，眼眶含泪。她咬着下唇，写下遗嘱：“愿继续完成总统遗志，为中国人民服务。”此后的她，成了孙中山主义的代言人。可在国民政府内部，她与姐夫蒋中正的矛盾日益尖锐。宋美龄日益娇纵蒋中正，宋庆龄却数次在公开场合抨击蒋政府的卖国政策。两姐妹，一个留守台岛，一个执着留在大陆，这种亲情与政治的冲突，让人疑惑：家族的爱与政治的信仰，究竟谁更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宋庆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舞着手帕，热泪盈眶。有人问她：“你为什么不去台湾？”她说：“这里是孙中山的遗愿，是他打下的基石。”于是她被推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又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她带领中国福利会，创建儿童医院，推动妇女解放，身体力行为普通百姓谋福祉。

1961年，毛主席视察上海后，特意到宋庆龄寓所探望。两人握手时，宋家老宅里的墙上，依旧挂着孙中山的遗像。毛主席笑着说：“庆龄同志，孙中山的事业还要靠你们这些老革命来完成。”宋庆龄躬身答：“只要国泰民安，我无怨无悔。”

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宋庆龄虽有时被批判，但她的革命资历和国际声誉，让红卫兵也不敢轻易动她。她依然出席一些国际会议，为中国发声。直到晚年卧病在床，她仍念念不忘孩子们的笑脸，仍惦记着母亲当年抱着弟弟的温暖。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上海逝世，享年八十八岁。她的遗体与父母宋耀如、倪桂珍一道，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墓地后来被命名为宋庆龄陵园。她从一名清末小女孩，到共和国的元勋，从未停止为国家为民众奔走的脚步。宋庆龄的一生，究竟是家族荣光的延续，还是革命信仰的升华？也许，答案就在她那双坚定的眼睛里。

参考资料：[1] 《宋庆龄传》罗盛教著；[2] 上海志·宋氏家族卷；[3] 中央文献研究室《宋庆龄年谱》